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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ás Maduro)被美國特種部隊從總統府、從職位、甚至從他的國家裏拉下來後的短短數小時內,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仍在驚嘆自己在海湖莊園(Mar-a-Lago)監看那場行動直播時的感受。
他在福克斯新聞(Fox News,霍士新聞)上分享了這些感受。
「如果你看到那速度、那暴力,他們就是這麼稱呼的⋯⋯那太精彩了。這些人做了些了不起的事情。沒有別人能辦得成這件事。」
這位美國總統想要、而且需要速戰速決的勝利。在他第二次上任前,他曾誇下海口說,對他而言,終結俄烏戰爭,只需一天時間。
在特朗普的陳述裏,委內瑞拉正是他渴望已久的迅速且決定性的勝利。
馬杜羅已被押往紐約布魯克林(Brooklyn)的監獄;美國將「管理」委內瑞拉——特朗普還宣布,查韋斯主義政權——現已換上新總統——將移交數百萬桶石油,而他將掌控這些收益的用途。到目前為止,美方未損一兵一卒,也沒有出現如同2003年伊拉克入侵後那樣災難性的長期佔領。
至少目前來說,特朗普和他的顧問——至少在公開場合上——在無視委內瑞拉的複雜局勢。這個比德國還要大的國家,仍然由一個在委內瑞拉政治中深深植入腐敗與壓制的派系政權掌控。
取而代之的是,從在海湖莊園身邊陪同其左右的兩位高官的發言來看,特朗普享受著「地緣政治上的高糖效應」。國務卿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 魯比奧、盧比歐)和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也不遑多樣。
此後,他們反覆強調特朗普是一位言出必行的總統。
他已明確向哥倫比亞、墨西哥、古巴、格陵蘭——以及丹麥——傳達,他的胃口接下來會指向哪裏,他們都應該感到緊張。
特朗普喜歡替人取綽號。他仍然叫前任總統拜登(Joe Biden)「瞌睡喬」(Sleepy Joe)。
現在,他也在替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想新名字——這個指導美國拉丁美洲政策已達兩世紀的原則。
特朗普自然把它改成以自己命名——「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
美國第五任總統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於1823年12月提出原版主義。他宣示西半球是美國的勢力範圍,並警告歐洲列強不得干涉或建立新殖民地。
「唐羅主義」則給門羅200年前的信息打上了類固醇。
特朗普在海湖莊園說:「門羅主義非常重要,但我們已大幅度超越它。」此時被蒙眼、戴著手銬的馬杜羅正被押往監獄途中。
「根據我們新的國家安全戰略,美國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將再也不會受到質疑。」
任何競爭者或潛在威脅,尤其是中國,都必須遠離拉丁美洲。中國在當地已投下的巨額投資,變得前景不明。
「唐羅主義」甚至把美國所稱的「後院」一路向北延伸至格陵蘭。
1823年門羅的優美手寫文件,在2026年的等價物,是美國國務院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一張照片:特朗普皺著眉、神情陰鬱。配字寫著:「這裏是我們的半球——特朗普總統不會允許我們的安全受到威脅。」
這意味著美國將動用軍事與經濟力量施壓任何越界的國家與領導人——必要時甚至奪取其資源。正如特朗普警告另一個可能目標、哥倫比亞總統那樣——他們最好小心點(watch their ass)。
美國盯上格陵蘭,不僅因為它在北極的戰略位置,也因為那裏蘊藏著因氣候變化融冰而愈來愈容易開採的豐富礦產。來自格陵蘭的稀土、以及來自委內瑞拉的重質原油,均被美國視為戰略資產。
與其他干預主義色彩的美國總統不同,特朗普沒有以國際法或推動民主這類合法性——即使是站不住腳的——來包裝自己的行動。他唯一需要的合法性來自他對自身意志力量的信念,加上赤裸裸的美國實力。
從「門羅」到「唐羅」,外交政策的原則對美國總統至關重要——它們塑造他們的行動與歷史定位。
今年7月,美國將慶祝建國250週年。1796年,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宣布不尋求第三任期,並發表了一篇至今仍具回響的告別演說。
華盛頓提出了一系列關於美國與世界的警告。
他表示,戰時可能需要臨時盟友,但美國應避免與外國建立永久同盟——這開創了「孤立主義」的傳統。
在國內,他警告人民要提防極端黨派之爭。他說,分裂是對這個年輕共和國的危險。
參議院每年都會公開重讀華盛頓的告別演說,然而這儀式並未能穿透當今美國極端黨派化、兩極分化的政治現實。
華盛頓對「糾纏盟約」的警告,在往後150年間一直被遵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撤出歐洲,回到孤立主義。
但第二次世界大戰讓美國成為全球大國。這正是另一項與歐洲生活密切相關的原則所誕生的背景——直到特朗普出現。
到1947年,美蘇冷戰已急速升溫。戰後破產的英國告訴美國,它已無力資助希臘政府對抗共產勢力。
時任總統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隨即承諾,美國將支持——用他的話說——「所有抵抗武裝少數或外來壓力征服企圖的自由人民」。他的意思是:抵抗蘇聯威脅或本土共產主義者。
那就是「杜魯門主義」,它促成了重建歐洲的「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並在1949年形成北約(NATO)。像杜魯門和倡議遏制蘇聯的外交官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這類大西洋主義者相信,這些承諾符合美國利益。
杜魯門主義可直接連結到拜登決定資助烏克蘭的戰爭努力。
某種程度上,杜魯門主義塑造了歐洲與美國的關係,而特朗普正在拆毀它們。這是個與過去截然不同的轉折。杜魯門無視華盛頓對永久盟約的警告。
如今,特朗普在切斷杜魯門的遺產。如果他真的實現取走丹麥主權領土格陵蘭的威脅,那可能徹底摧毀內涵所餘無幾的跨大西洋同盟。
本週稍早,特朗普的重要顧問、「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意識形態代表人物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在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上如此總結:世界的運作是「由力量管治,由武力管治,由權力管治⋯⋯這些是自古以來的鐵律」。
沒有任何一位美國總統會否認力量與權力的必要性。但從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杜魯門一路到特朗普之前的所有人,白宮的領導者們都相信,強大最好的方式是領導一個聯盟,這意味著必須有付出與交換。
他們支持新成立的聯合國,支持制定規範國家行為的國際規則。當然,美國多次無視甚至違反國際法,極大地削弱了「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理念。
但特朗普之前的總統沒有試圖徹底掃除國際體系需要規範這個觀念——儘管這些規範不完美、也常常難以落實。
原因很簡單:20世紀上半葉「弱肉強食」的後果是災難性的——兩場世界大戰、數百萬人死亡。
但特朗普的「美國優先」主義,加上他商人式的併購心態與交易思維,讓他相信美國盟友必須為獲得他的「青睞」付費。「友誼」似乎是太重的詞。根據他狹隘定義的美國利益,美國必須靠單獨行動維持「老大」地位。
特朗普經常改變主意。但一項始終如一的信念似乎是:美國可以肆無忌憚地使用其權力。他說,這是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方法。
風險在於,如果特朗普堅持這條路,他可能會把世界推回100多年前的帝國時代——一個大國靠勢力範圍施壓、強權領袖把民族帶向災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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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2026 0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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