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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4月29日上午03:00
試著想像一下，無論你的財務或社會地位如何，每月都會收到一筆固定金額的現金。
這就是「全民基本收入補助金」（Universal Basic Income Grant, UBIG）的本質，世界各地的政府已經討論這個概念多年。這個概念也成為了許多社會實驗的主題。
在德國，一個位於柏林的非營利組織「我的基本收入」（Mein Grundeinkommen）跟踪了122人三年，每人每月無條件地收到1,365美元。
研究發現，並沒有減少人們的工作意慾，事實上每個人都保持全職就業。然而，相當高比例的受訪者因感到安全而可以轉換工作。他們亦回報更高的工作滿意度，並花更多時間進修。
另一項由非營利組織「直接給予」（GiveDirectly）資助、在肯尼亞進行的大型持續研究初步顯示類似結果。計劃在當地兩個縣的295個村莊，通過移動支付方式向個人發放為期兩年至十二年的補助金。
總體而言，勞動力供應沒有顯著下降，但許多參與者離開了領薪工作，轉而開始自己的生意或成為自僱人士。一些人甚至集資並輪流分享收益。
肯尼亞一名沒有穩定收入的寡婦卡迪（Kadi）說，「知道自己不會挨餓的心安，是我深深珍惜的。」
作為臨時工，她是該計劃的受益者，每月從「直接給予」非營利組織獲得34美元的轉賬，她表示自己完全依賴這些款項，「已成為我唯一穩定的希望來源」。
「這個計劃給了我歸屬感，也讓我有機會一次過獲得一筆可觀的資金——這是我以前從未想像過的。我計劃在輪到我時購買耕牛。」
這些研究結果有多令人驚訝呢？
南非經濟正義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 Justice）資深研究員凱莉·豪森博士（Dr Kelle Howson）表示，結果一點也不令人意外。
「任何根據收入不平等，來進行援助的努力都會失敗，」豪森告訴BBC。「我們不需要更多的試驗來證明全民基本收入不會讓人們退出市場。相反，它使人們能夠創辦自己的企業並促進地方經濟。」
她指出，相比之下，任何基於資產審查的收入支援（而非全民普及）總會涉及某種程度的排除。總會有些人「掉進縫隙之中」。
例如在南非，申請收入補助需要具備一定程度的有效地使用電腦的技能，而約20%的人口無法上網。
受助人士還需要擁有一部具有高質量相機的智能手機，以滿足生物識別身份要求。豪森表示，結果許多符合條件的人從未獲得任何財政支援。
在印度，持有「貧困線以下」身份證明的公民有資格獲得政府救濟，但調查顯示，大約一半的貧困人口沒有這張卡。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普拉納布·巴爾丹教授（Prof Pranab Bardhan）於2016年在世界經濟論壇網站上發佈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在以非正式就業為主、主要依靠自僱、缺乏正式帳目或收入數據的環境下，經濟狀況調查是非常困難的。在這種情況下，識別貧困人口可能是昂貴的、腐敗的、複雜的和有爭議的。」
德國的全民基本收入實驗結果是否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實驗相似？這些理念在國際間又有多大影響力呢？
諾貝爾獎得主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包納吉）在內的一組經濟學家在2019年為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撰寫了一篇關於這一主題的學術論文。班納吉表示，近年來，發展中國家進行了許多其他的基本收入實驗，包括印度中央邦、納米比亞村莊以及伊朗2011年推出的全國現金轉移支付計劃，以抵消取消食品和燃料補貼的影響。
他們表示，很難從這些廣泛的例子中得出結論。
然而，補助金似乎給予受益者一定的靈活性。換句話說，他們將支出集中在最適合自己生活的領域，無論是食品、生育治療還是避孕措施。
豪森指出，在貧富差距高度不平等的背景下，全民基本收入的正面影響尤為顯著。但她補充說，對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橫跨不同的政治立場。
左派的論點基於收入是一項基本權利的信念，自由主義右派則以不同因素支持其推行。
例如，億萬富翁商人和政治顧問伊隆·馬斯克（Elon Musk）曾表示，全民基本收入在面對日益增長的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的崛起時，能夠保持消費需求。
豪森補充道，「全民基本收入是一個強大的發展工具。理由可能因不同背景而異，但論點保持不變。」
豪森另指出，推行全民基本收入補助還有其他潛在益處，除了數據顯示對心理和身體健康有積極影響外，還有對教育率的影響，因為接受補助金的家庭的孩子往往會在學校待更長時間。
她還表示，參加肯尼亞和印度實驗的女性報告說，她們擁有更多的自主權，因為她們不再依賴家庭中的男性提供金錢。在某些情況下，它使女性能夠擺脫虐待關係。
確實，有些人認為很難從德國的實驗中得出普遍結論。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伊娃·維沃特教授（Prof Eva Vivault）領導了一項在美國德州和伊利諾伊州進行的全民基本收入研究。
參與者每年接受12,000美元現金補助，持續三年，人們平均每週少工作1.3小時，與德國的實驗相反，他們的年收入減少了1,500 美元。
她告訴BBC，「低收入國家往往顯示出更正面的影響，高收入國家表現較為平淡的結果。」
「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人停止工作或減少工作時間。」
「這只是推測，但在低收入國家，人們比較缺乏現金，金錢的效用較大。在高收入國家，人們遇到的問題可能更難用現金來解決。」
豪森博士指出，普遍存在一種觀點，會認為全民基本收入補助會助長「依賴症」，而且隨著稅基縮小，資助那些不能——或可能不願——工作的人，將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
澳洲悉尼大學的弗洛拉·吉爾教授（Prof Flora Gill）對全民基本收入持懷疑態度。她在2023年為《轉型社會》（Transforming Society）博客撰文說，「如果人們想工作，他們應該能夠工作。目前情況並非如此。在我們實行全民基本收入補助之前，我們需要確保這是一項基本人權。」
吉爾擔心，資助普遍全民基本收入的唯一方法是大幅增加稅收。她認為該資金將「遠低於最低生活水平」。
「全民基本收入需要大量的稅收注入，而這些稅收目前並未在我們的經濟體中流通，」她寫道。
然而，豪森博士認為全民基本收入實現了相反的效果。
「在像南非這樣的背景下，許多人被排除在經濟體系之外。擴大稅基的方法是首先解決食品貧困和饑餓問題，讓人們踏上第一階梯。然後你才能解鎖人類的創造力和企業精神。人們希望更有生產力。」
與其讓稅基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去資助全民基本收入，「資金將通過消費、增值稅（VAT）或新企業的成立回流至政府金庫。這是對經濟未來的投資，而不僅僅是消耗。」
儘管全民基本收入補助有潛力，但一些研究人員仍然對其引入表示擔憂。例如，如果人們沒有工作動力，勞動力可能會縮減。
通貨膨脹是另一個問題。根據2019年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研究報告，伊朗在2011年推出的全國性現金系統支付的金額未隨通貨膨脹調整，因此受助者的實際收入隨著國家生活成本的飆升而大幅下降。
專家們表示，社會結構或凝聚力也可能受到威脅，這可能導致不穩定。
總的來說，維沃特教授表示，這取決於政府有多重視給予人們選擇權，以及他們願意花多少錢。「在短期內，這在高收入背景下大規模實施，是政治上不可行的，因為成本非常高，」她說。
「政策制定者（在低收入國家）大多數時候可能更傾向於改善醫療或教育的某些結果。如果這些是你的目標，那麼針對這些具體問題的計劃可能更有效。現金的問題在於，人們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和用途花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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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4/2025 11: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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