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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4月22日上午03:00
來自英國的外賣平台戶戶送（Deliveroo）於3月宣佈撤出香港，並於4月7日正式結束香港業務。
已經為戶戶送送餐五年的慶叔表示，這不但讓他失去了收入來源，目前也未知能否得到任何賠償。
「我去年因送餐期間意外受傷的980港幣的保險賠償還沒拿到呢，」 慶叔說。
戶戶送結束香港業務之後，旗下有逾1.2萬名外賣員並不被公司視為員工，而是「自僱人士」，故亦沒有交代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的安排。 在目前的香港法例下，被界定為「自僱人士」的外賣員都不受到勞工法例的保障。
自平台經濟興起外，平台工作者的權益一直受到世界各地關注。 例如歐盟近年推動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權益，而西班牙是首個正式確立外賣車手屬僱員身份的歐盟國家。
2021年西班牙訂立被稱為「騎士法」（Riders’ Law）的法例，正式確立外賣車手屬僱員身份而非「自僱人士」； 新加坡亦於去年通過《平台人員法案》，為各平台工作者提供更全面的法律保障。
而戶戶送撤出之後，香港的外賣平台只剩下兩間，包括中資背景、美團旗下的Keeta和德國Delivery Hero旗下的Foodpanda。 有外賣員擔心，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權益更加難以受到保障。
在香港關注組織「外賣員權益關注組」幫助下，包括慶叔在內的16名外賣員已經到了香港勞工處落案求助，希望能向戶戶送追討解僱補償。
勞工處回覆BBC中文查詢稱，如平台工作者認為與平台公司存在僱傭關係及提出僱傭申索，勞工處會提供調停服務。 若雙方經調停後仍未能達成協議，有關個案會應申索人要求被轉介勞資審裁處作出裁決。該部門沒有提供至今接獲多少戶戶送外賣員求助的個案數字。
60歲那年，慶叔從原本的工作退休，大約兩年便花光退休金，於是只能重新回到職場。
喜愛駕駛電單車的他，在疫情期間，選擇了成為了戶戶送的外賣員，每晚工作大約四小時，一個星期工作六天的話，每周能夠賺取大約一、二千元港幣。
慶叔解釋说，他選擇戶戶送主要是由於這個平台採取自由上線接單模式，能夠隨時上班及下班，而另外兩間則「需要預約上班的時間」。
儘管如此，若果遇到客人投訴、或是送餐的時間有所延誤，相關的外賣員會收到警告信，甚至會被直接解僱。若果外賣員的接單率不足八成，也會得不到每單訂單1.3倍的獎金。
獎賞及懲罰的機制由平台設定，外賣員只能被動地接受。
外賣員在送餐期間發生工傷的情況不時發生，去年九月，慶叔在送餐期間發生意外，被一輛巴士撞到，使其肋骨受到輕傷。意外發生後，他向戶戶送的保險公司申請意外保險賠償港幣980元。
慶叔說，這不足一千元的賠償仍未有消息。今年三月還被要交補交資料，但直到戶戶送結束香港業務之時，他仍然未獲得賠償。 慶叔擔心，這筆索償最終會不了了之。
戶戶送宣佈結業時，曾稱有約200名員工將被遣散，並能夠獲取高於法定的遣散賠償，而旗下的1.2萬名外賣員被視為是「自僱人士」，不獲任何遣散安排，但會被轉至另一間外賣平台Foodpanda。
當戶戶送撤出的消息傳出後，慶叔開始嘗試申請加入另外兩間外賣平台Foodpanda、Keeta，但在填妥資料之後，至今仍無回音。 他說，他已經做好最壞打算，向政府申請針對低收入和失業人士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該計劃下，65歲或以上的長者單身人士每月差不多有約四千多元港幣，金額讓慶叔能勉强度日。
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成員林凱汶表示，部分戶戶送的外賣員為平台工作超過兩年，符合香港《僱傭條例》裡面，為同一僱主工作四個星期或以上、每星期工作不少於18 小時的「連續性僱傭合約」，故應被視為僱員，能夠獲取相關補償。
去年，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發佈新就業形態勞動爭議指導性案例，對平台企業要求勞動者註冊為個體戶再簽訂合作合約，明確依「用工事實」認定勞動關係。
今年該國的兩會前夕，美團和京東先後宣布會為旗下的全職或穩定兼職外賣騎手繳納社保。而當局的工作報告中也指出，要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
但在香港，外賣員與平台公司的關係，到底是自僱人士或是僱員仍無定論。
去年，香港區域法院處理過一宗尼泊爾裔外賣員Gurung因工傷意外、向戶戶送追討僱員補償的案件，答辯方戶戶送向法庭申請剔除原告人的訴訟獲得接納，判詞裁定雙方裁定並不存在僱主與僱員的關係。
這是香港區域法院首宗針對外賣平台僱傭關係的案件。
根據香港統計處今年出版的一份研究結果顯示，過去一年推算有1.29萬人曾從事外送平台工作，當中超過八成為男性、超過八成為中學或以下教育程度，約52.5%屬15-39歲的年齡組別，⽽50歲或以上人士佔24.2%。
以工作模式劃分，最常見的崗位是單車手，佔29.1%，其次有26.5%是以步行送遞方式的「步兵」，22.7%為電單車手，21.6%為客貨車司機。 有近七成受訪者希望平台能提供與僱員相若的工傷保障。
目前，若果外賣員在送餐途中發生工傷意外，只能申索外賣平台提供的意外保險，而非《僱傭補償條例》保障下能夠獲得的工傷補償。 兩者之間的差距，除了賠償金額、獲得的保障與法定工傷補償差距甚遠之外，在工傷期間亦不會獲得法定的病假津貼、以及免被解僱的法定保障等。 這意味著，若果在工傷期間申請病假，外賣員有機會遭到平台解僱。
香港有不少外賣員為少數族裔，巴基斯坦裔的Khan Jahangir自2019年起開始為戶戶送擔任外賣員，對於他來說，這幾乎等同一份全職的工作，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大約十小時，每周大約能賺取約港幣9,000元的收入。
在他眼中，外賣平台控制著外賣員的路線、送達時間，而且外賣訂單的定價控制權在平台而非外賣員手上，外賣員亦需要跟隨平台的安排，形同受僱，他不認為自己應被定性為「自僱人士」。
Khan Jahangir是其中一名向勞工處落案的外賣員，向戶戶送追討約46萬港幣的解僱補償，當中包括遣散費、長期服務金、有薪假期等費用。
目前，Khan Jahangir已轉到Keeta工作約一個月。 對於他來說，Keeta的上線時間有較大限制，作為外賣員需要「隨時候命」，而平台「插單」（突然加插新的訂單）的安排，也讓他送餐的時間得得更為緊湊，「同一時間會有三個訂單，在三個不同的地方。」
在戶戶送撤走之後，香港只剩下兩間外賣平台競爭，他擔心，日後Keeta會逐漸減少外賣員的報酬與獎金，而外賣員的議價能力只會更為受限。
中國餐飲外賣平台美團旗下的Keeta於2023年5月進軍香港，當時被指與戶戶送、Foodpanda變成「三分天下」的局面。
不足一年時間，根據市場調查機構Measurable AI的數據，以餐飲外賣訂單計算，2024年首季Keeta市佔率已達44%，成為外賣市場的首位。
Keeta早期曾以高薪及特別迎新獎賞來吸納外賣員，但隨著其站隱腳步之後，外賣員的報酬及收入亦有所下降。
自Keeta進入香港市場之後，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接獲到的外賣員投訴及求助，愈來愈多跟Keeta有關，而戶戶送則愈來愈少。
50歲的阿婷（化名）在新冠疫情期間成為了一名「步兵」，主要是在九龍西一帶送遞外賣。 自2023年轉為Keeta工作。
在Keeta剛進軍香港的時候，阿婷也能夠獲得不錯的酬勞，但之後每張單的單價開始減少。 作為外賣員的她，對於被強行減薪，並沒有議價能力，只能被動地接受。 而Keeta亦曾經推出過自願減薪計劃，若外賣員接受減薪，能夠獲得優先派單。
她認為，外賣平台對於她的控制，「我覺得自己就是員工。」
阿婷也憂慮，在只剩下Foodpanda和Keeta兩間外賣平台的情況下，外賣員的權益將更難得到保障。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曾建議香港政府可參考中國大陸的模式，為香港外賣員確立與平台之間僱傭關係。 香港勞工及福利局表示，今年內會擬定保障平台外賣員的未來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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