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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4月06日上午09:00
美國總統特朗普又築起了另一道圍牆，他認為其他人都將買單。但這次，他實施的是對幾乎所有進口產品徵收至少10%的「對等關稅」，這其實是一道用來阻止工作和就業機會流失到國外的圍牆，而非用來阻擋移民。
這道圍牆的高度需要放在歷史背景下來看待。它將美國帶回去一個世紀前的保護主義時代。在關稅收入的水平上，美國如今一躍超越了G7和G20國家，來到了與塞內加爾、蒙古和吉爾吉斯等國家相似的程度。
本週發生的事情不僅是美國發起了一場全球貿易戰，或者因此引發了股市動盪，更是這個全球超級大國明確地背棄了其在過去數十年來所推動、並從中獲利甚豐的全球化進程。
而在這樣做的同時，特朗普在白宮玫瑰園草坪上宣布關稅政策時所使用的那套經濟邏輯，不僅背離了經濟學的基本原則，也違背了外交上的基本準則。
特朗在宣佈關稅政策時，多次提及1913年。那是一個轉捩點，當時美國開徵聯邦所得稅，同時大幅下調關稅。
在此之前，自美國建國之後，關稅是美國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它毫無保留地推行保護主義，其策略可追溯至首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現任美國政府從這段歷史中汲取的基本經驗是：高關稅造就了美國，也讓美國第一次偉大，而且還意味著不需要徵收聯邦所得稅。
在大西洋彼岸，支持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理念的，則是19世紀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理論，尤其是他在1817年提出的比較優勢理論。
這套理論有數學公式支撐，但其基本概念其實相當容易理解：各國因自然資源、人口的創造力等差異，在生產某些產品上各有所長。
廣義上來說，如果每個國家都專注於自己最擅長的領域，然後進行自由貿易，那麼整個世界以及每個國家本身的生活都會更好。
在英國，如今這仍是政治與經濟交匯處的核心基石。現在世界多數國家仍然相信比較優勢這個理論，這是全球化的核心思想。
但美國當年從未真正完全接受這套理論。美國潛在的抗拒態度從未消失。本周，美國貿易代表創造了富有想像力的方程式，用來計算特朗普在圖表上展現出來的數據，正正體現了這一點。
這些所謂「對等關稅」背後的邏輯值得去進行拆解，這些數字與各國實際公布的關稅稅率幾乎沒有關聯。
白宮表示，這些數字已考慮了官僚體制與貨幣操縱等因素。但仔細觀察那看似複雜的公式，其實不過是用來衡量該國對美國商品貿易順差的簡單方法：他們將美國對該國的貿易逆差金額除以自該國的進口總額。
新聞發佈會開始前一小時，一位白宮高級官員頗為公開地解釋：「這些關稅是由經濟顧問委員會為每個國家量身計算的……他們所使用的模型，是基於這樣的概念：我們的貿易逆差，是所有不公平貿易行為、所有作弊總和的結果。」
這一點非常關鍵，根據白宮的說法，如果一個國家對美國的出口多於從美國進口，那本身就會被視為是一種「作弊」的行為，因此理應被徵收旨在糾正這種失衡的關稅。
這也正是為什麼會出現美國對那些幾乎無人造訪、只有企鵝棲息的小島徵收關稅的超現實故事，這正正揭示了這項政策的真正計算方式。
該政策的長遠目標，是要將美國高達1.2兆美元的貿易逆差、以及與那些產生最大貿易赤字的國家的逆差額，壓低至零。這套計算公式其實極為簡化，目的並非針對那些有明確且可量化貿易壁壘的國家，而是針對那些對美國有貿易順差的國家。不論它們是貧窮國家、新興經濟體，甚至沒有關係的微小島嶼，只要數據上出現順差，就會成為目標。
雖然這兩項因素有所交集，但它們並不是同一回事。
造成貿易順差或逆差的原因非常多樣，沒有天生的理由支持貿易差異應該「歸零」。不同國家擅長生產不同的產品，以及擁有不同的自然與人力資源，這些差異正是貿易存在的基礎。
但美國現在似乎不再相信這一套。事實上，如果將相同理據應用到服務貿易上，美國在金融服務、社群媒體科技等領域，對外擁有高達2,800億美元（相等於2,160億英鎊）的順差。
然而，服務貿易被排除了在白宮整套關稅政策的計算中。
這背後其實還有更深層的意義。正如美國副總統JD·萬斯（JD Vance）上個月在演說中所說，對於現屆政府而言，全球化之所以被認定為失敗，是因為當初的想法是「富裕國家將進一步提升價值鏈，貧窮國家則製造更簡單的東西」。
但結果並非如此，尤其是在中國這個案例中。因此，美國正決意遠離這種全球化模式。
對美國而言，現在重要的已不是大衛·李嘉圖，而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家大衛·奧托（David Autor），他曾經提出「中國衝擊論」（China shock）這個概念。
2001年，在全球聚焦於911事件的餘波之際，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能夠相對自由地進入美國市場，從而改變了全球經濟格局。
當中國的農村人口大規模遷往沿海工廠，為美國消費者生產更廉價的出口商品時，美國的生活水平、經濟成長、利潤與股市皆迎來繁榮的狀態，這是一個「比較優勢」正常運作的經典例子。
中國因此賺取了數兆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又以購買美國國債的形式再投資回美國，有助將利率降低。
每一個人都是贏家，但不完全是。基本上講，美國消費者因為能買到更便宜的商品而集體變得更富有，但作為交換，美國失去了大量製造業，這轉移到了東亞。
奧托的研究指出，到2011年為止，這場「中國衝擊」導致美國流失了約100萬個製造業職位，總體而言失去了約240萬個工作機會。這些衝擊主要集中在「鐵鏽地帶」與南部地區。
這場貿易衝擊對就業與工資造成的影響，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奧托去年進一步更新他的分析，發現特朗普政府在第一任期所推行的關稅保護主義雖然對整體經濟的淨影響有限，但確實削弱了民主黨在受影響地區的支持度，同時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強化了特朗普的支持度。
時間回到本週，白宮內聚集了一群慶祝關稅政策的汽車工會與石油天然氣產業的工人。
他們所獲得的承諾是，這些工作不僅會回流到「鐵鏽地帶」，更將重返全美各地。某程度上，這是有可能實現。總統對外國企業所釋出的明確訊息是，若果想避免被徵稅，那就把工廠遷到美國來。從拜登政府提出的各種誘因、再到特朗普祭出的強硬手段，這個策略或許真的能夠帶來實質變化。
但總統將過去半世紀自由貿易的歷程形容為對美國的「強姦與掠奪」，顯然無法反映整體現實。即便自由貿易確實對特定地區、產業或人口帶來不利影響，但整體而言，美國受益良多。
美國的服務業蓬勃發展，從華爾街到矽谷都在主宰全球市場。而美國消費品牌更藉由涵蓋中國與東亞的超高效率供應鏈，獲得大量利潤，美國的商品亦被鋪售至世界各地。
美國的經濟表現其實相當出色。問題在於這些成果在不同產業之間分配不均，而美國缺乏足夠的財富重分配與轉型配套措施，導致這些經濟成果未能平均分布全國各地。這其實反映了美國的政治選擇。
如今，隨著美國透過一連串突如其來的保護主義措施，試圖讓製造業「回流」本土，其他國家也面臨抉擇：是否仍然應該支持那些曾讓美國致富的資本與貿易流動？
全球的消費者擁有選擇權。
那些美國的藍籌企業會面臨巨大的問題，這些公司過去依靠效率極高的東亞供應鏈，透過低廉的成本進行生產，再憑著具有吸引力的品牌形象在全球進行行銷，就像一部部現金印鈔機。
如今它們的股價遭受重創，一方面是美國總統重挫了它們的供應鏈策略，另一方面，這也可能極大損害了其在全球消費者心目中的品牌形象。
最終，這是一場首度發生於社群媒體的貿易戰。特斯拉的銷量大幅下滑，加拿大對美國商品進行反擊，都可能會造成連鎖反應，其效果可能與任何懲罰性關稅措施相等。
那些曾押注成為美國消費者工廠的國家也面臨選擇，新的經濟聯盟將會逐漸形成和深化，它們的目標是要尋求擺脫反覆無常的美國。
總統對此顯得尤為敏感，他威脅稱，如果歐盟和加拿大聯手報復，他將提高關稅。這將會是惡夢般的情境。
在貿易戰的遊戲理論中，可信度非常關鍵。美國擁有的無與倫比的軍事與科技實力或許會有幫助，但若試圖以一個任意、明顯荒謬的公式來改寫全球貿易規則，會容易激起其他國家的反彈。
尤其是當世界其他國家都認為美國總統手中的槍是瞄準他自己的腳的時候，情況更加如此。美國股市跌幅最多，而美國的通膨問題也將首當其衝。如今華爾街正在計算，美國陷入經濟衰退有超過一半的可能性。
也許這種理論不無道理，即其真正的目標是削弱美元並降低美國的借貸成本。
目前，美國正一步步退出它自己一手打造的全球貿易體系。雖然沒有它仍可繼續，但這個轉變確實會非常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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