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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3月06日上午09:00
出生香港、現年30多歲、在本地從事媒體行業的陳先生（化名）結婚不久，他跟妻子都喜歡小朋友。但他說，兩人何時、在哪裡生小孩，甚至最後要不要小孩，目前都還沒有定論，很大程度，這取決於兩夫妻的去與留。
陳先生告訴BBC中文，「如果有下一代就要思考移民的事情」，或是等離開香港後再要小朋友。
除了常被詬病的教育制度、住屋和經濟壓力，香港過去五年經歷過的政治社會大環境變化，讓越來越多像陳先生這樣的年輕家庭重新思考他們的生育計劃，有些留守的人還在舉棋不定，有些決定為移民推遲生育，另一些則為了孩子的教育舉家移民，致學齡兒童及新生嬰兒數量銳減。
2019年，香港爆發大規模反政府抗議活動， 以及後續警方與示威民眾之間的暴力衝突。 對此，北京當局實施備受爭議的《香港國安法》，引起廣泛不安，觸發香港新一輪移民潮，人們在港的生育意願隨之下降。
據香港統計處數據，2022年香港總和生育率降至歷史低點0.701，及後2023年有所回升至0.751，但徘徊在全球排名的榜尾位置。
有鑑於香港生育率跌至歷史新低，香港民研於2024年發表首個民調專題「香港下一代？」，透過網上組群民調探討港人生育意願、考慮因素、不同群體的意向差異，共收到2,496 個有效回應。
調查發現，受訪的18至39歲女性中，八成人表示不希望生育；而在不願生育的被訪者中，43%考慮的是政治環境，僅次於對教育制度的憂慮（58%），居住空間為43%；這些考慮因素遠高於成家意願或事業發展。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公佈的「青年價值觀指標2022」調查結果，受訪的15至39歲青年中，認為自己會生兒育女的比率創下新低，由2017年的87.6%下降至2022年的57.1%。
陳先生說，雖然過去香港的教育制度及文化遭到不少批評，但他覺得作為家長，仍然有能力可以讓小朋友在一個比較愉快的童年下長大，「原本只會想，我有沒有辦法或能力在這個環境下保護到我的小朋友。」
但是，目睹及經歷了這幾年香港社會及政治環境的轉變，國安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等在校園內大力推行，陳先生說他和太太有著這樣的共識：在香港不太適宜養育下一代，他沒有信心能夠好好地保護到自己的孩子，「會覺得無能為力、處理不到…如果他是很服從，我可能又不太接受到，如果他很不服從，他又不被這個社會所接受，我覺得是頗難處理的。」
目前他們仍然處於掙扎的階段，但考慮到生育的年齡限制，故在這幾年內亦需要作出決定，「另一個共識是，一旦要生小朋友，都應該要離開香港。」
從事文化工作，現年37歲、結婚七年的Virginia（化名）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說，她並沒有生育的打算。除了個人因素外，香港的教育及政治環境是同樣令她卻步的原因。
她說，近年身邊不少有下一代的朋友都選擇移民，「要不就是已經移民，要不就是準備移民。如果我有小朋友，我都會覺得一定要走。」
Virginia說， 早在結婚的時候 ，已跟丈夫協議不會生育，「沒有特別喜歡小朋友。」雖然在這兩年間，因為一些個人原因，她亦曾經考慮過可以生育，但最終因為未能與丈夫達成共識，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
她特別提到早前一宗新聞報導有學校要求佩戴全視線眼鏡 (變色鏡片)的教師在升國旗期間必須除下眼鏡，校方稱鏡片變黑「會產生惡劣政治聯想」。
「從這麼小事已經看到學校的取向，我不覺得自己的家庭教育可以抗衡這個大環境。」
但Virginia解釋說，香港的教育制度及文化，是讓她對於生育卻步的最大原因。 除了教育政策之外，她從其他已有小孩的朋友身上觀察到，香港家長間強調競爭、催谷的氣氛，是其中一樣令她感到不適的地方，「在香港，就算不想做怪獸家長，都會變成了怪獸家長。」
大環境下， 除了人們留在香港的生育意願不高，很多年輕父母亦選擇帶同下一代舉家移民。
2024年8月，Anna一家帶著近四歲的女兒移民到英國，希望能讓下一代在教育環境較為自由的地方成長。Anna目前定居倫敦，在女兒出生之後的那一年，Anna已經開始計劃移民，她坦言，若果沒有小朋友，未必會離開香港。
在接受BBC中文訪問的時候，她指雖然一直渴望生育小朋友，但經歷了2019年之後，她多了一種猶豫的感覺，故結婚後並沒有積極計劃生育，而是順其自然，「我記得當我發現有了小朋友的時候，我是一直在哭，因為很擔心，會覺得我是不是不應該有下一代？會否害了她呢？」
在香港從事資訊科技行業、目前33歲的陳小姐已經有了個半歲的女兒，早在備孕階段，她就已經與丈夫計劃移民。
希望有小朋友的她在計劃生育的時候，已經與丈夫商量日後的去向。她告訴BBC中文，移民的決定是直接跟下一代有關，「如果不生小朋友，那是沒有一個急切的需要。」
而她說，這個決定跟教育和政治都有關。
目前陳小姐及丈夫正在申請澳洲的全球傑出人才簽證計劃，處於等待階段，未知會否獲得批核。對於她來說，最理想是在女兒升讀小學之前能夠移民，但若果未能獲得批核，則可能會考慮在女兒中學期間將她送到外國留學。
在她的身邊，有些年輕夫婦在還未生育之前已經移民到其他地方，安頓之後才再計劃生育下一代的事宜；而一些朋友則堅持不會生育，「有些人會覺得不要禍害下一代，（不要）讓他在香港成長，這些我都有聽過。」
根據香港教育局的數據顯示，2022/23學年的中小學學生流失率達高峰，當時的淨流失逾2.7萬人。而自2020/21學年起，三年合共流失近6.8萬個中小學生。
這些曾經被計算進香港新生嬰兒數字裡面的人口，一旦隨著父母移民到外國，同樣會導致到本地的人口下降。
目前沒有相關研究討論政治社會動盪對香港人生育意願的影響，或有多少影響。但據寧波諾丁漢大學王慶豐博士和孫煦博士一份學術研究指出，政治自由在塑造人們的生育觀念方面發揮作用，並且會對不同收入的國家生育率產生不同影響。對於中、上收入的國家來說，政治自由度的惡化會對生育率的下降造成壓力。
據香港統計處資料顯示，2024年新生嬰兒的臨時數字為3.6萬，高於2023年的3.3萬。但這個數字仍然低於2021年及之前十年的新生嬰兒數目。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葉兆輝接受BBC中文訪問指，近年觀察到一些移民外國的年輕夫婦，到達了外國之後才決定生育，變相其子女是在外國出生。
據英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在英格蘭和威爾斯父母來自香港的新生嬰兒，從2019年的1,568人，增加到2023年的2,129人，增幅近35%。而2019年至2023年這五年間，總共有8,917名英格蘭和威爾斯的新生嬰兒的父母來自香港。
葉兆輝說：「或者是移民之後比較願意生育，然後就在那邊生了。」他指，移民了的這些年輕家庭或認為香港不是理想去養育下一代的地方，對於一個地方未來的想像與投射也直接影響相關的決定。
有分析指，英國孕婦及其伴侶可獲的產假多、生育開支較低、免費託兒服務、政治相對穩定等，都是能吸引生育的因素。
除了人口政策研究外，葉兆輝亦是香港大學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學童自殺是近年香港社會關注的議題之一。據立法會文件顯示，過去10年間本港學生自殺死亡人數增加近兩倍，這種趨勢的增加，也是生育與否的其中一個考慮，葉兆輝說：「生存跟生育是有關連的。」
一些家長即使在香港生育小孩，但也有計劃在某個年限到來之前離開香港。
李小姐的兒子在疫情期間出生，目前三歲。她告訴BBC中文，希望能在兒子升讀小學之前前往英國。對於生育的決定，她多年來都有所掙扎，「本身也喜歡小朋友，但要他在怎樣的環境下成長，才能夠給予他有一個完整機會去發展呢？」
懷孕的時候，正值《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但她對於小孩的到來倒沒有太多的擔憂，「也知道情況是惡劣的，但未至於覺得是end game，只是看之後怎樣去部署，以及思考如何去自處。」
相對於政治環境，李小姐認為香港的整體教育環境是更直接讓她希望兒子能在外國成長的原因，「我覺得這裡不是太接受到小朋友有不同的個性，香港的教育制度是鼓勵服從性，學校面試的時候已經要聽指令。」
據英國內政部公佈，截至2024年首三季已批出共約21.6萬BNO簽證的申請，已抵達英國的人數為15.8萬；據《加拿大星島日報》引述，加拿大移民部的資料顯示，過去4年共接獲約2.4萬份香港救生艇計劃永居申請個案；據台灣內政部移民署的資料顯示，2019年至 2024年有大約5.29萬名港人在台灣定居。三地的數字共有逾29萬人口。
低生育率是全球發達經濟體共同面對的困境，不少發達國家或地區在近數十年的生育率都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在亞洲一些發達和中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尤為嚴重。
目前人口可持續出生率為2.1，意味每名女性需要平均生育2.1名嬰兒，人口才不會下降。惟包括香港在內的東亞地區，例如韓國、日本、新加坡、台灣，自上世紀90年代起已開始跌穿相關水準。據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世界概況》（The World Factbook）預測統計，每1000人中，香港有7.6新生嬰兒、台灣有7.3新生嬰兒、韓國只有7新生嬰兒。
為了鼓勵生育，各個地方的政府都嘗試推出不同的政策。
香港政府於2023年的《施政報告》中，推出為期三年的「新生嬰兒獎勵金」以鼓勵市民生育，金額為港幣兩萬元。截至2024年9月，政府已向25,841名申請人發放獎勵金，總金額約5.2億元。
除了獎勵金外，《施政報告》亦提出讓有新生嬰兒出生的家庭縮減申請公屋輪候時間、預留居屋及綠置居單位總數10%予有新生嬰兒的家庭優先選樓、稅務減免、增加幼兒中心名額和津貼等。
譚小姐的兒子在2去年出生，她是能夠拿到兩萬元的父母之一。
但譚小姐接受BBC中文訪問時坦言，自己的生育計劃與兩萬元的獎勵金沒有關係。現年34歲的她，過去一直都希望能有小朋友，認為能讓家庭更加完整，而她也希望能夠趕在35歲這個被視為高齡產婦的年齡前生育。
去年聽到政府推出獎勵金的時候，她並沒有太大感覺，「不會因為有兩萬元就想要生小朋友。」而即使拿到二萬元之後，對於這個家庭的實際幫助亦不太大。懷孕期間，譚小姐每月都要到私家醫院進行產檢，「加上其他檢查的費用，都已經超過兩萬元，可能只是幫補一下吧。」
另一方面，目前她正以家庭名義申請政府的公共房屋，據香港房委會稱，公屋的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5.5年。若輪候時間縮減一年，大約4.5年左右便能輪候得到，但她也不確定是否真的能夠加快「上樓」的速度。
葉兆輝教授說，目前低生育率的情況難以逆轉，對於並不打算生育的人士來說，以經濟誘因為主的政策並不會帶來實質幫助，反倒若能為有生育意願的家庭清除障礙、提供協助，或可改善生育率的情況，「可能會令到有一群介乎於生育與不生育之間的人有所改變。」
葉兆輝指，住屋、經濟、教育、託兒、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等都是生育與否的關鍵考慮因素，「又例如她是否覺得香港一個適合的環境去養育小朋友，或者對於現時社會的氛圍，一些非物質性（因素）是更難處理。」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家樂告訴BBC中文，2022年香港總和生育率降至歷史新低0.701，當時香港正值疫情時間，他指背後亦涉及不同因素，「社會氣氛不開心，人不開心就不生小朋友，而疫情可能導致推遲結婚，變相也令生育延遲，經濟原因也會有隱憂。」
張家樂指，香港並非唯一透過現金獎勵來鼓勵生育的地方，過去南韓、新加坡等地亦有推出過類似的措施，惟成效不高，「效用有限，只是令到部分想生小朋友的人提早完成計劃。」但他也認為政府需透過不同措施改善生育率，「因為不能令生育率無止境地低下去，有時候不再跌也是其中一個成效來的。」
去年，香港立法會的研究人口政策和措施小組委員會舉行會議，在會議上面，一些議員討論如何鼓勵生育及營造有利育兒的環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建議，可以在政府辦公室增設「嬰兒相片」佈置，讓公務員上班時也能感受「小朋友很可愛」的氛圍。選委界議員梁毓偉建議政府帶頭舉辦部門青年交友活動，而經民聯陸瀚民則建議政府可製作「有感染力、琅琅上口」的宣傳片，傳播生育氣氛。
伴隨著低生育率的情況，人口老化的問題在將來會顯得更加嚴峻，意味著日後老年人口的數量和比例只會逐漸增加，也會產生不同的社會問題。
葉兆輝說，屆時會出現勞動人口減少的情況，「整個社會結構也會轉變，也會導致財政上出現負擔，這是真正的問題。」
「人口政策不只是講生育率，也包括如何增加人力資源，因為生育率低自然會人口老化，人口老化只會愈來愈少人工作，那經濟就會差。」張家樂說這是過往理解人口政策的思考模式，解決的方法會聚焦在延長退休年齡、鼓勵退休人士繼續工作、鼓勵婦女工作，「都是在講要如何增加人力資本。」
為了「搶人才」，香港政府近年亦推行「高才通」、「優才」及「專才」等計劃，截至2024年十月底，高才通計劃已批出近8.5萬宗申請。
張家樂說，香港政府近年大幅推行移民政策，「搞不定人口生育率，那就唯有用移民，但其實全世界都是一樣的，澳洲、美國、加拿大之前都是，但這是很具爭議。」
而移民來到香港，在生活方式及價值觀上，如何與本地居民融合，也是這十多年間香港社會在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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