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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2月19日上午09:00
今年43歲的趙然從來沒想像過，自己會在香港博士班課上拿了個「F」（不合格）。
她曾是天津高考文科第五名、985大學畢業，供職過天津市發改委，之後在北京創業生根——回看整個路徑，「就是學霸吧」，趙然靦腆承認。
但這位中國傳統競爭中的優勝者在香港教育面前「受挫」。趙然目前在香港理工大學讀博士，其中一門課因為不會寫「反思性論文」（reflection journal），被老師發郵件批評。她感到香港教育重思辨，而這種方式是她在中國大陸傳統應試模式「沒有經歷過的」，「挺有意思、蠻好的」。
趙然當天回家就和先生商量，覺得在北京的兒子或許可以轉個環境，來港體驗強思辨的教育。兩人花了一周時間，就決定為孩子申請插班。
她在2024年4月開始申請，投了70所學校、去了13個筆試、2個面試。最忙的那段時間，他們每周往返北京香港，「（花了）估計三四萬（人民幣）肯定有」。6月初，14歲的兒子被東涌一所直資中學錄取，每年學費五萬八港幣。
兩個多月就給兒子找到學校，但趙然回想起來，覺得還可以做得更好，「我們要是早來，他能選擇的學校就更好，」她感慨，「我們已經來晚了，那個競爭是非常激烈的！」
在香港，拿着工作、投資或學生等簽證的人，可以申請伴侶和未滿18歲的子女以受養人身份來港。2022年末港府開通「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高才通）、取消「優才計劃」限額後，帶着孩子來插班的人急增——根據入境處向BBC提供的數據，2023和2024年，兩計劃合共逾11萬人獲批來港，他們成功申請了超過8萬名18歲以下受養人。這還不包括像趙然這樣通過唸書帶小孩來香港的人士。
「簡直是一個高峰。」香港麗澤中學校長李潔明說，因為學校靠近西九龍站，過去一直都有中國大陸學生來港插班，每年接約100個查詢，但到2024年「平均每天都有一兩個來問」。他也感到驚訝，「很誇張的，（漲了）四倍有多。」
李凱茵曾任九龍真光中學家長校董及家長會主席。她在中文社交媒體小紅書上觀察到，隨着多人分享自身經驗，「多了人學會走這條路」，2024年暑假開始插班就變得困難。她還留意到，不少家長以「逃難」形容自己：「他們是在逃避內地教育的苦難，走來香港。」
為了兒子插班，趙然做足準備。她把全港400多所中學拉到一個Excel表格裡，仔細列好每一所學校的地區、排名、插班申請的開放時間，還有相關網址——為了確保訊息準確，每三天要更新一次。
她做滿資料搜集、買好郵票，丈夫親自來港遞信。趙然說，過去大陸孩子赴港讀書是「一個很平常的選擇」，「我們早就知道會有很多（插班），但是不知道會有這麼多！」
她記得，一次和兒子去深水埗中學考試，整個操場站滿人，「天南海北都有」。她觀察，應考的學生能坐滿五個容納30人的教室，「還有的是在禮堂裡」。
香港學校對開放插班申請沒有劃一規定日期，主要針對在秋季九月和春季一、二月入學的申請者，學生需經過筆試、面試。
中小學分為四大類：官立、津貼、直資和私立——前兩者不用交學費，直資學校按學生人數受政府部份資助，學費數千到數萬港元不等；私立學校則完全自負盈虧。另外，按中一收生和升大學成績，學校被分為三級，最好的是Band1。
來港家長看排名，還會估算機會。李凱茵形容，因為直資學校名額與資助掛鈎，「比較樂意走一個（學生），就補一個」，學位相較多。她舉例，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是Band1直資中學，今年參加中二插班筆試的學生就有130多人。
英華書院校長陳狄安是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主席。他向BBC表示，自2023年2月結束新冠疫情期間的管控措施並恢復中港正常通關以後，配合新學年開始，學校在中下旬收到不少插班查詢。2024年12月香港舉辦大灣區香港學校展，有學校一天就收到過百張申請。
至於津貼中學方面，九龍真光中學校長、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李伊瑩向BBC表示，自2023年6月開始，學校收到的插班申請比以前多，「有些（學校）可能會多了幾十份、百幾份，有些可能幾百份都有聽過。」
「非常多人。」來自北京的侯先生感受到。
今年44歲的他在2023年底獲批優才簽證，2024年10月開始帶兩個女兒來插班。他去過兩場面試，排隊隊伍都非常長，「可能都不止六七十人」，但是他知道名額「也就是幾個，甚至兩三個」。
以英華書院為例，陳狄安透露該校的中學每年約收十名插班生，其中中國大陸學生佔不到一半。他解釋，直資學校「有時只是填滿香港的需求都未必可以」。
「它是一個選拔性的考試嘛，就是不在乎你考多好，而是在於你能不能把別人給PK（比拼）下去，對吧？」侯先生這樣理解，「更重要的是把別人給PK下去。」
2023年之前，侯先生從沒想過要搬來香港。他住在北京朝陽區，曾從事電子信息行業，現在擔任律師，還有金融業的穩定工作，「重心80%還是在內地這邊」。事業上，他明白去香港很難找到對等的工作機會。
至於教育上，他感覺中國大陸教育更合意一些。他認真比較過：大陸基礎教育學得比較「扎實」、資源豐富；香港QS世界大學排名雖然有優勢，但專業比較窄，「沒有更多的機會讓大學生去訓練」。
不過回歸家長身份，他坦言想法「很樸素」，「還是想讓他們能夠在一個正常的環境成長，或者說，不要那麼累吧。」
趙然在小紅書上每天都分享孩子日常、插班資訊。她觀察到來港的家長主要分三類：第一類人，是父母在香港有事情做，所以帶孩子來，「不要先去思考孩子未來怎麼樣，就是先把自己搞好」。第二類，是因為身份問題無法在工作的城市考試，中考得回去戶籍地，所以不得不來香港。
第三類人佔過一半，就是想逃離中國大陸的「卷」。
在大陸，政府只提供九年義務教育，學生讀到初中畢業要參加一場中考。在很多大城市，考生中大約只有一半人能升上普通高中，其他則會分流到中專或職業學校。侯先生形容，「那個是一個非常差的選擇。」
「覺得這個孩子一旦上了中職就廢了。」中國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向BBC說，儘管現在中考普職比（普通高中、職校比）已經大幅提高，「基本上是達到了七比三左右」，但家長仍然存在分流焦慮。
要擺脫焦慮，唯有讓孩子擠進高中。侯先生舉一個朋友的例子：朋友孩子在南京，讀初三。每天早上他要6點40分出門，下課也要上自習，晚上9點50分才回家，吃過東西後還會學習，最後在11點入睡；第二天重覆這樣生活。
「這個作息時間不算最卷的，只能算一個中等偏上。」侯先生強調。
在香港，政府透過公營學校為所有兒童提供12年免費小學及中學教育，學生不存在中考那種淘汰性競爭。但為了升中呈分試和中學文憑試（DSE），不少學生下課也會上補習班。
不過侯先生說，在大陸「這已經不能叫補習了，更準確的話叫做第二課堂」。成績不好的要補課，成績好的更要補。為了快人一步，許多中國大陸家長會讓孩子「超前學、提前學」——五六年級的學生學初中的課、初中的提前學高中的課。
侯先生曾經聽說，這種孩子到了香港只要英文適應好，「聽說是可以秒殺那邊（學生）」。
在熊丙奇看來，家長激烈的內卷和焦慮，背後是因為「為名校為學歷」的氣氛，以及以分數為錄取標準的背景所導致。
但他提到，上不了高中的學生還有四種選擇：第一，復讀；第二上中國大陸私立的國際課程班；第三，到港澳升學；而最多人選的是第四種，直接到國外留學。
然而，近年留學的吸引力已經大不如前。熊丙奇解釋，原因包括家庭經濟條件改變、出國留學政策的影響、回國就業情況等，「也有些家長覺得把孩子送出去，可能不管對家庭還是對國內的感情都變很淡」。
侯先生也覺得，現在國外大環境「不一定特別安全」，對比下來香港成本低一點，又是「咱們中國的一部份」。他覺得是個好選擇。
港府的人才計劃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根據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務協會2024年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近600名受訪者中，六成有子女在香港就讀中小學。
在帶女兒去考試時，侯先生感覺「應該有70%到80%都是從內地過去」。他笑着說，「所以現在相當於是內地跟內地的孩子在競爭——換了一個戰場再競爭。」
來自深圳的劉先生，則恰好避過了這場激烈的競爭。他在2022年報了香港本地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班，拿到IANG簽證（畢業生留港簽證）後，在2023年4月給兩個女兒申請插班，目前已經在Band1直資學校入讀。
像趙然一樣，他也曾是中國大陸的學霸。今年48歲的他北大畢業，在華為工作了十年，後來自己創業。回顧學生時期，劉先生感到「非常非常辛苦」，他不希望女兒重覆自己的路，「我覺得就是不值得」。
所以在孩子出生不久，他已經規劃好道路，讓她們避開高考——三歲讀國際幼兒園、小學上雙語私立小學，未來上中學也挑國際學校。
但在2021年，Band1直資學校香港培僑書院在深圳開設分校，「用的是港式教材，老師也都是從香港過來」。劉先生注意到，香港教育既有中文、又着重英文水平，不光強調對題的操練，也注重「德智體群美」的全人發展。這跟自己的理念吻合，決定把女兒帶去香港。
目前，劉先生一家已經來港生活一年多，女兒也適應得挺好。他總結下來，覺得還是女兒從小英文基礎打得好。不然的話，只靠校內教育「是完全達不到香港英文的水準。」
英語總是中國大陸學生的第一道難關。麗澤中學去年學校約招了60位中國大陸插班生。校長李潔明觀察到，他們學生數學能力都很強，「但英文有距離，始終追不上本地的水平。」
另外兩名校長也認同。陳狄安指出，特別在英文中學，數學科的授課語言也是英文，對剛來港的學生而言確實是一個挑戰。
李伊瑩則表示，個別學校會提供一些夥伴計劃（buddy），協助同學適應。但她強調，學校均是按教育局的課程綱領而行，未必因應中國大陸學生變多而作改動。
不過除孩子以外，劉先生覺得大人面對的問題要更多。
劉先生在42歲時已經財富自由，不需要再工作，他形容移居香港是一個「挺好的人生體驗」。他把深圳的車賣掉，重心搬到香港，現在一家住在黃大仙，月租約四萬港元。
可這樣無憂的例子只是少數，更多人是帶着煩惱而來。「工作問題要解決、分居的問題要解決，在中國大陸都是住大房子，過來這邊居住條件肯定是要差很多的，然後對大人來講要適應一些新的東西也不容易。」
劉先生留意到，新來港的家長裡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抑鬱的情緒，「其實大人是很折騰」。
決定來港之後，侯先生問過女兒擔不擔心聽不懂、交不了朋友。女兒回答：「不擔心！我們肯定能交到朋友的。」侯先生才發現原來擔心、焦慮的情緒，還是出現在自己身上。
「你去香港讀書要面臨語言（差異），還有生活環境的大變化，我覺得對於我們成年人來講其實是有點恐懼，或者至少有那麼一點點擔心吧。」
家長其中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是續簽。2024年底，第一批「高才通」申請人開始續簽。11月，教育局副局長施俊輝曾表示，受養人簽證與父母掛鈎，如果家長不獲續簽，子女亦無法留港繼續學業。
今年1月，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示，完成審批的「高才通」續簽數據不足，待日後公佈；另根據入境處向BBC提供的數據，2023、2024年「優才計劃」續簽申請合共3664宗，1宗被拒絕——該數字僅代表完成審批的個案。
李凱茵說，人才計劃的家長能否續簽，是插班潮會否延續下去的關鍵。
她留意到，不少來港的中國大陸人才大多轉往保險業。局長孫玉菡曾提到，續簽重點在於申請者工作有否帶來經濟效益，如果遇到懷疑個案，當局可能只批半年或一年續簽。
李凱茵說，小紅書上很多人都是報喜不報憂，「沒有人講（續簽實況），後面就會繼續有人傻痴痴下來。」
今年2月，侯先生14歲的大女兒成功入讀港島南區的一所Band2女校。目前，他先到香港租房照顧大女兒，太太則留在北京。他的簽證在2025年11月到期，找了一圈工作，坦言還是「不太容易」。但對他來說，首要的還是替小女兒找到學校，一家團聚。
2019年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後，教育界面對一波退學潮。根據教育局每年公布的《學生人數統計報告書》，2021-2022一個學年就流失了2.7萬名中小學生。當時有校長向BBC形容，學校正經歷「寒冬」。
陳狄安表示，英華書院也曾受移民潮影響，但大約一年後，學生的數字已經回升，「有回流的學生、有可能是疫情以前到外讀書的學生，持有不同人才計劃（簽證）來的也有。」
但香港學齡人口近年不斷下跌的趨勢已十分明顯。去年年底，教育局預計到2030年，香港小一適齡人口將會減少三成，僅餘34,100名；中一適齡人口亦會下跌兩成半，從2024年的68,300名，減至51, 500名。
中國大陸學生的來源長遠能否填補香港學生不足的問題？
陳狄安直言，「我相信是不行的。」他解釋，目前教育界擔心的縮班殺校情況，主要集中在小一、中一、中四年級，「如果這些（插班）人不是進到比較關鍵的年級，其實沒有什麼幫助。」
麗澤中學校長李潔明目前也不確定，插班潮會否是一個持續的現象。「會不會這一兩年，有興趣的家長已經來了，繼續下去會否還有這個填補呢？我們不知道。」他也同意陳狄安的說法，如果插班的學生不是來讀中一，確實幫助不了學校開班。
趙然的博士學位預計今年完成。之後她有三種打算：一是在香港經營學生公寓，「當然現在這個物業不太好找」，二是想再讀一個法學博士，讓自己能在香港開展業務，第三或會考慮讀一個葡萄酒管理碩士。
但目前，趙然的工作重心仍在北京，每月都要回去一次。她拿的是學生簽證，作為受養人的丈夫並不能在港工作，所以目前兒子的起居飲食主要由丈夫主理。
時間久了，丈夫對在香港悟出不少生活經驗。他開了一個微信群，跟同樣來港陪讀的家長交流，包括日常買菜、折扣優惠等等，現在群裡已經有三百多人。前陣子，他還組織了一次東涌爬山活動。
現在整家搬來香港生活，趙然覺得要真正融入當地，學習粵語「非常有必要」——2017年，她曾經在香港開設了一家投資公司，但那時候她住中環，出入可以用英語溝通。
「我先生會去教會做義工、跟一些local的人去打網球，他說聽比較年紀大的人說話，就真的是聽不懂。」趙然笑着說，他們一家2025年的目標，是「全家都能聽懂（粵語）」。
至於劉先生，他的簽證續簽成功，延長了三年，下一次在2027年到期。他了解到港府對從事保險的中國大陸人才「確實是不太喜歡」，打算之後找份跟金融服務相關的工作，「和我以前在內地的工作有一定延續性」。
來港以後，他跟太太交流、和孩子聊過，「我跟他們說我們要入鄉隨俗，尊重這邊的文化，然後我們要盡快的學會粵語、交更多的本地的朋友。」
「既然我們來了，那就要適應，我們佔用了一些資源，那我們用自己的方式來回饋。」劉先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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