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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1月27日上午09:00
過去一年，許博淳本已很少再做惡夢，但當中國演員王星被騙到緬甸的事件曝光後，他在手機刷到當地各種畫面，夜裡又開始輾轉反側，睡不好了。
今年39歲的他，一年多前經歷了跟王星幾乎一樣的事情。
2023年7月，在上海生活的許博淳接下一宗到雲南當臨時演員的工作，為期三個月。7月6日，他從上海南站坐36小時硬座火車前往昆明，再轉車到西雙版納。抵達當晚，他被收去手機護照，被持長刀的人要脅攀過大山，越過國界進入緬甸，最後被迫成為詐騙園區一員。
在那裡，他目睹生命的脆弱：四人被槍殺，沒有業績的人會被棍子打，「求饒也沒有用」。但他沒有像王星般幸運，四天就被救出來——這樣的日子他過了兩個多月，家人付了近百萬人民幣贖金後才獲釋。
出來之後，許博淳一直做惡夢、掉頭髮。在那些夢裡，他還是站着、被人用棍子往屁股一直打一直打。
2023年8月，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發佈報告，指出超過12萬人被迫在緬甸進行網路詐騙活動，身在柬埔寨的則有10萬人。同年，關於電詐的電影《孤注一擲》在中國上映，觸發社會對詐騙園區的討論，但此後事件慢慢隱沒在人們的視野中。
王星失蹤，大眾驚覺緬甸詐騙死灰復燃。長年關注東南亞詐騙產業發展及受害者支援的意大利威尼斯大學亞洲和北非研究所博士生李玲告訴BBC中文，詐騙犯罪其實一直在蓬勃發展，各地園區之間均有保持交流，「跟2022年相比的話，（規模）都有變大變多」。
她還提到，與柬埔寨不同，緬甸在2021年爆發軍事政變後，軍政府機構「完全分崩離析」，這導致他國政府、非政府組織難以介入救援，而當地受害者受到的暴力對待，也比柬埔寨的「要兇狠很多」。
許博淳接臨時演員的活將近十年，他視這為謀生的一種方式。他原本在一所教育機構任職，2020年疫情爆發後被裁員。他轉為全職斜槓族，接臨時演員的活就變得「好像家常便飯」。
2023年6月底，他在微信群裡看到一個去雲南的招募，號稱月薪一萬元人民幣。他算過，如果能在劇組待上兩到三個月，包吃包住，既可以緩解生存壓力，也能攢下錢，「防止現在大環境的不確定（性）」。
他7月初從上海出發，花了近兩天時間才到達西雙版納的集合點。當時夜幕降臨，許博淳發現還有四個跟他一樣來「工作」的人，負責人點好人數後，把他們載到一處山腳下。一下車，「除了月光看不到任何的路燈、工作人員，什麼也沒有的感覺」，許溥淳才感覺不對勁。
這時樹林裡冒出十幾個身穿迷彩服的男人，他們腰間別着刀。其中一人開口安撫：「你們不要慌、不要怕。」他說在山的另外一邊，有許多從泰國走私過來的貨，需要許博淳他們配合，「去背一下」，「來回就兩三天的時間」。
一說完，這些人就拉着許的手往前走了。許博淳形容，那不是正常的山路，滿是溪流石子，走沒多久，「鞋子濕透了，大腿也蹭了很多泥土」。但「迷彩服」不讓退出。
歇息的時候，許博淳問那四個人為什麼來。當中一人回，「大概是一周前，老鄉回家請吃飯去唱KTV，說賺了很多錢，就是（因為）這種背貨。」
經濟下行導致的生活困難，促使人們出外謀生。
2023年11月，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一份治理電詐工作報告，當中數據顯示，中國檢方以電信網絡詐騙、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以及掩飾、隱瞞犯罪所得三類罪名起訴的25.3萬多人中，53%人沒有穩定職業。值得留意的是，有31%的犯罪者年齡在25歲以下。報告形容，在校及剛畢業學生逐漸成為犯罪集團的吸收對象。
李玲曾經在2022年到2024年間，對中國電詐倖存者（從緬甸逃脫的人）進行追蹤調查。她接觸到的100多人中，超過一半年齡在25歲以下。
「現在（中國）大學生或中專生就業率是非常低的，那也促使他們想出國去謀生路。」2023年6月，中國16至24歲的青年失業率攀升至21.3%，創下2018年有統計以來新高。
除此之外，李玲還發現受害者來自的省份變得更多更廣。「之前的話，很可能我們遇到的大多都是像江西、雲南、廣西、廣東，然後最近我們都會有遇到東北三省。」她猜測，當鄰近地區的人們變得有警覺，詐騙者也開始把手伸向更遠的地方。
走過好幾條泥路，坐過摩托車、大卡車，兩天過去，許博淳一行人最後抵達緬北郊區一處農家院子 。
他這樣描述第一眼的情景：院子是密閉的，看不到光。30多個穿着綠色服裝、有長步槍和電棒的緬甸僱傭兵，圍着七、八十個赤腳蹲在地上的中國男人。他們都戴著手銬，很多看着像未成年，「有的趴了牆正在被打」，拿棍子打人的是華人。
許博淳說，那個院子是一個「人口販賣中轉點」——每天都會有園區的代理來挑人。每個人剛到院子都有一個標籤，比如「許博淳7月11號」。他聽過一個傳聞，如果30天沒被選走，這人就會被送到妙瓦底或醫療船上進行器官交易。
在被挑走之前，許博淳說，這些華人會用被困者的手機強行刷臉解鎖，「第一步是把你的支付寶微信各種錢刷走，第二步是強行的用你的手機做貸款。」他見過人反抗，結果有四個人在他前被槍殺掉。BBC目前無法查實這種行為。
第三步，就是加入被困者的微信群。詐騙團夥裏的華人會用小號潛入受困者手機的微信群中觀察，時間久了再慢慢發去各種虛假訊息，騙人過來。
不斷學習語術，是騙人的一個關鍵。李玲也感到，詐騙已經到了一種「防不勝防」的狀態，人們不是說有警覺性就可以，「王星這個事件如果你去細挖它的話，你會發現他們（騙子）用的是非常業內的語術。」
像許博淳被騙去雲南的通告，一開始表明是「S級的大製作」，「大演員、大導演、大製作」——這讓受害人覺得，保密是必然的。所以到達雲南後，對方要求交出手機身份證，他也沒有任何懷疑。況且接到通告，他還要先經過一輪面試，「他有要求身高，然後年紀不要太大，也要求能說一些台詞」。
詐騙滲透進各個行業且不限於中國大陸的華人圈。去年12月，台灣火舞表演者謝岳鵬在Facebook社群「街頭藝人資訊交流平台」看到出國表演招聘。貼文中寫的是繁體字，應招流程跟平常在台灣接洽的一模一樣，留言區也有很多業界朋友留言。
在私訊後，對方能出示交通安排以及跟人員交接的詳細安排，「我覺得真的蠻像台灣人」，謝岳鵬於是沒有懷疑地登上飛往曼谷的飛機，落地後坐上七、八小時車，直到從湄索坐木船過了河，才知道出事了。
「對方說的語言已經不一樣，也有軍人拿著槍、全副武裝在那邊，」他還留意到，園區插着的旗幟已經不是泰國國旗了，「那時候才開始覺得說：啊，慘了，大難臨頭了。」
「這個很可怕，」李玲感覺到，詐騙集團找了各種外包人員，寫出不同的招聘案——有的時候，這些外包人員甚至不知道是為詐騙而寫。更重要的是，在她接觸到受害者中，有人更是從「58同城」等正規求職網站找到工作，最後才知道被騙。
除了詐騙招數層出不窮，園區每次轉移地方，都變得越來越猖狂——這跟它的發展歷史相似。
1990年代初，台灣興起電信詐騙產業，後來擴散到中國福建福州。但自2009年兩岸簽訂協議共同打擊，詐騙基地就轉到東南亞。當時菲律賓、柬埔寨開放賭牌，為網絡賭博詐騙提供了温床。
據澳洲墨爾本大學當代中國研究講師方易仁（Ivan Franceschini）與李玲等人的實地研究，從2010年代中期開始，原本只在住宅單位或酒店運作的詐騙公司聚在一起，共享設施，形成現在的「園區」模式。
2019年，柬埔寨頒布「禁賭令」，詐騙集團又要轉移。同年，緬甸出台「賭博法」，允許外國人開賭場，變相給詐騙產業提供便利。於是團伙慢慢在緬甸三個地區集中：四大家族控制的緬北老街、金三角地區的大其力，還有KK園區所在的緬東妙瓦底（Myawaddy）。
近年，中國警方不斷打擊緬北詐騙，到2023年成功逮捕「四大家族」頭目。今年11月，中國公安部發布消息，稱近緬北地區規模化園區全數被剷除，但同時表示涉詐人員向南到了妙瓦底等地區。
珍尼弗（Jennifer Wang）是全球反詐騙組織（GASO）顧問，她以「音樂椅」形容產業行動，「今天這裡不行了，我就去柬埔寨，柬埔寨不行了，我去菲律賓，來來去去都是同一個集團在搞詐騙，結構全部一模一樣。」
她指出，園區的運營全由物業管理公司負責，要轉移地方時，詐騙集團也「只是搬人而已」。
近年緬甸不穩的局勢，也讓集團變得肆無忌憚。
2021年，緬甸軍方發動政變後，武裝抵抗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軍政府的力量壓不住它們——2022年9月，全國330個鄉鎮中，軍政府只控制了不到四分之一。
許多園區都有武裝提供保護傘。以王星所在的妙瓦底為例，那裡位於緬甸東南部的克倫邦（Kayin State），由克倫邊防軍（BGF）力量佔據，官方難以靠近，「我做什麼東西反正都沒有人管，我肯定是越弄越囂張。」珍尼弗說。
在院子待到第23天，許博淳終於被選走。他被帶到果敢老街「紅蓮賓館」。據他提供的照片，賓館外觀就像大陸其他小縣城的老舊賓館無異，但從外部看去，每扇窗戶都安上了一層很密的防盗鐵窗。
許博淳記得，賓館一共有七層，每層樓有兩個詐騙團隊、各100人，「基本都是中國人」；另外還有2、30名緬甸人持槍看管。工作時間從早上十點半到凌晨兩點，每人會領到一台電腦和四台蘋果手機，保持20個帳戶在Instagram上跟人聊天，誘騙他們投資泰達幣（USDT）。
每天會有兩頓飯，主要是麵條。有一天吃飯，他聽到團隊領導跟老闆說，「你別總是搞你們福建的紫菜湯給他們喝呀」。這讓他認定老闆就是福建人。
可是他很快就沒胃口吃。第一周適應期過後，還出不了業績的人每天在下班後都被體罰——每個團隊折磨人的方式都不一樣，「我這個團隊是喜歡用棍子從屁股往下打，像我隔壁那個團隊喜歡拿煙頭燙。」
謝岳鵬在妙瓦底也受到了體罰。剛到園區時，負責人讓他聯絡家屬繳付三萬美元贖金，之後被關進小黑房，遭拳頭或棍子毆打五天。放出來後，謝岳鵬偷用電腦向家人求救不果，被發現時再被押至軍事基地進一步體罰。
他每天被脫掉上衣、銬在單槓上曝曬3小時，「流血、脫皮，也不會給你擦藥」。面對屈辱折磨，他想過自殺。但當想到死後器官可能被賣掉，「感覺好像又便宜了他們」，謝岳鵬開始積極想辦法逃走。
在許博淳所在園區，每個月至少有一次「報平安」的機會。
8月，許博淳終於能用上電話，在全程被盯的情況下找好友聊天。他聯繫上一起長大的朋友，不斷聊起自己已經不在的父親，希望朋友能看出端倪，他又把所在地址發給朋友，然後刪除記錄。
9月29日中秋節，許博淳再次聯繫上朋友，但朋友表示：「救你很難……內地警方取證很難，而且跨國溝通很難。」
在發現家人失聯後，警方總是民眾第一個想到的求助方式，但他們往往在這裡碰壁——「不予立案」。王星事件之後，有人在網上整理出一份「星星回家計劃」文檔，供人填寫受害者資料。截至發稿時，文檔錄得超過1700個個案，當中接近一半人都表示警方「不予立案」。
「成年人的話，首先立案（率）其實是挺少的，並不是你報案他就給你立案，」李玲說，證據對警方來說很重要，「只有你知道是誰賣你，然後你的圖片說（顯示）你已經被拘禁了，或者受到暴力對待，你才可以被立為『非法拘禁』的受害者。」
2023年，來自雲南的郭小姐一家在接到派出所電話後，才知道17歲的弟弟人在緬甸佤邦。她先去戶籍地派出所報警，再致電中國駐緬甸大使館、駐曼德勒領事館，但最後都獲得沒有後續跟進。
過去四年，珍尼弗一直在參與救援工作，她說，礙於行政和外交問題，這過程一般進展很緩慢。
官方救援渠道大概是這樣子：在立案以後，所在縣的公安要把案子報備省廳，省廳再報給北京，北京要報給外交部、外交部再轉給大使館，然後發出公函，敦促當地警方辦案。「如果走到這麼遠的話，最少都要幾個月」，珍尼弗說。
焦急的家屬只好轉向民間救援隊，從園區裡「撈人」。
幾乎每天，珍尼弗都會接到來自妙瓦底的求助，但她坦言不太樂意接緬甸的案子，「你沒有給賠付（贖金）你是出不去的」。
作為非政府救援組織，珍尼弗堅持不繳贖金，她覺得這是一件沒完沒了的事情，「今天你在緬甸把五個人用賠付的方式搞出來，他同一天不知道在哪裡又騙了十幾個人進來，這件事情永遠是不可能救得完。」
在小紅書、抖音、快手上，郭小姐見過不少民間救援隊。她進了一些群，發現被騙的人數量龐大，最多的一個群有400多人。她也曾問過價：在佤邦邦康要20到30萬人民幣，老街要價40萬是常態。
香港人阿美（化名）的家人在2024年8月失聯。在報警後，她收到園區聯絡人傳來報價，說要50萬美元（約400萬港元）贖金。阿美表示無力支付，對方回覆「沒有辦法」，只好「安心上班」。跟郭小姐一樣，阿美也有發郵件聯絡中國駐泰國大使館，但獲回覆事件在緬甸發生，不能處理。
不給贖金、官方未能跟進，珍尼弗還有另外一種方法，「就是你把你自己的新聞弄大，希望泰國可以幫你」。
王星失蹤後，其女友在微博發帖求助，獲知名演員轉發關注。在王星失蹤的第四天，泰國警方就表示已成功尋回。珍尼弗覺得網友的猜測有道理，「我覺得就真的就是一通電話而已」。
事實上，雖然泰國對緬甸沒有管轄權，但兩國關係一向密切。目前許多受害者都是從泰國邊境城鎮湄索（Mae Sot）過去妙瓦底，泰國對事件也有一定責任。泰國也主宰部份緬甸資源。像妙瓦底的電力就是由泰國提供。
李玲說，「我們一直在開玩笑，就是只要泰國敢把妙瓦底的電給斷了，他們就工作不起来。」
不過確實，無論是香港政府還是台灣，在救援方面他們都有尋求泰國幫忙——謝岳鵬最後找到機會找自己電腦的IP位置發給台警，後來被告知有人幫繳了3萬美金贖金，成功在1月14日回台。
過程中，台灣駐泰國代表處、移民署駐泰警官和和泰國觀光警察總局有份協助。但至目前為止，謝岳鵬並不知道是誰替他付了贖金。
郭小姐最後在一位家屬的牽綫下，找到可信的人，花了27萬人民幣把弟弟撈出來。
她跟珍尼弗一樣，也不覺得弟弟是被「救」出來，「只能算人和錢的交易」，而且她相信這個撈人也是產業鏈中的一環。只不過那時候，「（贖金）確實是唯一的手段。」
中國官方在救援上沒有發揮作用？李玲說，並不完全是。她提到，過去中國面對未成年受害者，也迅速在國內逮捕了人販子，「中國這邊的手續是齊全的」。2024年也有未成年人在柬埔寨被困，李玲說，有人帶着警方證明直接到了當地，希望把受害人帶回家。
那為什麼對於其他案件，中國似乎一貫被動處理？李玲認為，說到底，就是中國對人口拐賣案件的不重視。
目前，大陸《刑法》中並沒有「人口販運」罪，只有「拐賣婦女兒童」罪。「他把男性拐賣撇出了這個法律之外，」李玲說，園區大部份都是男性受害者，但中國大陸就是不願用「拐賣」這個詞，接案件的人自然也難以跟進。
另外一個主因，是中國「會覺得他們是罪犯，都是詐騙的」。她說，「如果這個口子（人口販賣）開下來的話，所有人都會說自己是人口拐賣受害者，那麼警方去處理這類案件的壓力就會變大。」
但李玲不斷強調，確定人口拐賣受害人身份非常重要。她提到，泰國目前有受害者辨識機制，當中結合了跨專業團隊 （MDT）合作，評估受害人是否符合人口拐賣定義——王星獲泰國警方確認為人口販運受害者。
李玲指出，人口拐賣的受害者會得到官方證明文件，不僅降低了回國遭受審判的概率，也能得到非政府組織各種資源幫助。
更重要的是，只有進到這個鑑定程序，專業團隊可以在訪談中獲得更多的證據，有助整個產業調查，「我們需要知道現在的最新的趨勢，園區裡面到底是什麼樣的。」
王星回家之後，一名國內受害者家屬創立了一份電子文檔，供失蹤者親人填寫。但不到一天，文檔湧入大量惡意信息，文檔最後在五天內下架。一些海外的中國人又開始在網上創立一個備份。
備份文檔發起人「李老師不是李老師」（網名）向BBC說，從家屬報警不立案、文檔下架、微博禁止評論，都可以清楚看出官方在刻意降温，備份文檔希望能起到「向公權力施壓的一個作用」。
文檔負責人蔣不也說，在幫忙填寫文檔的過程中，他被龐大的個案數量嚇到，而他驚訝不少案例是在2025年1月才發生，「這件事情其實根本沒有解決，而且持續不斷發生」。讓他更難過的是，有些當事者最久已經失蹤七、八年，「可能已經遭遇什麼不測，再也沒辦法跟家人聯繫了」。
2023年10月，家人透過撈人的中介繳付62萬預付現金後，許博淳終於第一次看到太陽。他被載到中緬邊境的清水河口岸，在那裡家人再被要求付多20萬才放人。回國後，因為沒有身份證明文件，許博淳被視為非法出入境，遭公安拘留十天，兩千元罰款。
直到今天，他也沒被確認為人口拐賣受害者。
至於謝岳鵬，他在被困20天後獲救。時間之短，他自己也感到匪夷所思，「我不是國家重要分子，也只是一個普通老百姓。」
回到台灣後，他在朋友家看了電影《孤注一擲》。但電影還沒有放完，他就開始崩潰大哭，「一邊哭一邊發抖」。一個月前發生過的事仍然歷歷在目，他當日在園區被打過的疤痕也還清晰可見。
本已淡出公眾視野的電信網絡詐騙再次曝光，大陸湧現泰國機票退款潮，也間接觸發香港明星陳奕迅取消泰國演唱會。在於救援組織工作的珍尼弗而言，那是一件「開心的事」，「泰國是靠旅遊業來賺錢的，你這樣子搞了一波，泰國肯定會做事情（打擊），但是他會做到什麼程度，我們不知道。」
李玲也問過一些相熟的警察，他們說目前中國公安部也有發文「高度重視」，日後受害人立案可能性會變高，「可能還是非法監禁（名義），但是他一定會受理」。1月22日，中緬泰三國高官召開專門會議，表示就合作剷除妙瓦底電詐窩點「達成積極共識」。
在香港，政府也有加快行動。截至今年1月初，有12名港人仍處身東南亞被禁錮。保安局在1月12日率領專責小組前往泰國跟進，目前已有兩人獲救。
可是阿美則仍然在等。半年過去，她與家人只聯絡上三次：第一次求救、生日當天以及1月1日元旦。
阿美說，事情剛發生的時候，她經常做惡夢，夢到家人回來了，「但已經死了」。看到政府加快行動，她很有信心家人能夠回來，只不過仍然無期。她早早作好最壞的準備：「假如有一日知道他死了，那只是一剎那的事，但現在（等待）是一個很長的鬥爭。」
BBC中文記者樂佳文、劉子維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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