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WhatsApp信息來自參加2024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9)的一個強大國家的首席談判代表。他問我是否能一起聊聊。
當他的團隊低頭對著電腦,吃著外賣披薩時,他對其他代表團在會議中的阻撓行為發泄著怒火。
到目前為止,一切都很正常。其他代表團這一週都在說類似的話:這是最糟糕的氣候變化大會;談判文本應該隨著截止日期的臨近而縮小規模,但事實上卻在膨脹;目前這種形式的氣候變化大會可能會就此沉淪……
籠罩這一切的,是即將上任的唐納德·特朗普可能在第二次上任後將美國撤出氣候變化談判進程的前景。他曾稱氣候行動為「騙局」,並在本月早些時候於佛羅里達州西棕櫚灘的勝選慶典中,誓言將美國的石油產量提高到創紀錄的水平,並說:「我們擁有比任何國家都更多的液態黃金。」
但還是有一個積極者:中國。
「它是所有這些事情當中的唯一亮點。」這位首席談判代表告訴我。他不僅觀察到中國的談判風格與以往大不相同,還指出,「中國可能會向前邁步。」
另一個跡象出現在會議開始時,中國公開了其氣候資金的細節。傳統上,中國很少披露其氣候政策和計劃,因此當官員首次表示,自2016年以來他們已經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超過240億美元的氣候行動資金時,這讓人感到驚訝。
「這是相當可觀的金額,幾乎沒有人能達到這個水平。」一位氣候變化大會的內部人士告訴我。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氣候中心主任李碩說,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信號」,「因為這是中國政府首次清楚地列出了他們具體的資金數字。」
如果這些確實是中國計劃在未來發揮更中心角色的跡象,當美國在退縮,這將標誌著氣候變化談判進程中的一個重大變化。
歷史上,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和歐盟,一直是動力的來源,得到了許多氣候脆弱的小國支持。如果中國站出來,談判的方式將會有顯著的差異。
威廉與佛羅里達·休利特基金會(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的環境項目總監喬納森·珀辛(Jonathan Pershing)每一次氣候變化大會都有參加,他比大多數人更了解幕後的交易、施壓和對峙如何決定峰會的成敗。他表示,中國不會像美國和歐洲那樣站在前線領導。
「他們更謹慎一些。也許他們會以『中國特色』來領導,他們自己可能會這麼說。」
(這讓人想起了1980年代初期的鄧小平,當時他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描述自己推動的經濟改革,這些改革讓中國經濟增速達到兩位數。)
珀辛認為,中國可能會通過謹慎的干預來推動談判進程,解決爭議。他相信,這些努力大多會在閉門會議中進行,但可能會包括敦促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提高其目標,並加大資金流動。
然而,中國可能無法完全幫助解決一些減排進程的挑戰,例如各國利用氣候變化大會作為維護自身利益的舞台的情況。
在巴庫會議上,沙烏地阿拉伯(沙特)被認為是其中一個最大的阻礙者。該國領導著一個石化能源生產國集團,這些國家希望放慢向可再生能源轉型的步伐。作為石化燃料的主要消費國,中國過去經常支持這些國家的立場,例如在第26屆氣候變化格拉斯哥會議上,中國曾抵制英國推動的淘汰煤炭協議。
今年的會議中,也出現了一些顯示中國立場轉變的場面。
過去,中國往往專注於自身利益,因此在這些會議中扮演著雙重角色。有時,它與美國和歐洲站在一起,例如在推動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目標或減少甲烷——一種主要的溫室氣體。另一方面,它也在一些問題上拖慢進程。
例如在2009年哥本哈根召開的第15屆氣候變化大會中,一項有關各國承諾大幅削減碳排放的協議曾經很有可能達成。但當中國反對美國的壓力,拒絕接受國際監管體系時,會議差點崩潰。最終達成的非約束性協議普遍被認為是失敗。
今年的情況有所不同,與我交談的首席談判代表表示,他觀察到中國在所有討論中表現得「異常合作」。
他也觀察到其他變化,其中一些與中國表述自身經濟地位的方式有關。
在聯合國氣候談判中,中國被歸類為發展中國家,儘管它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是氣候變化大會規則中的一個特殊規定。(這與1992年談判進程開始時中國的經濟地位有關。)中國也一直抵制發達國家要求其改變這一地位的壓力,這意味著中國不需要向富裕國家已同意支付給貧窮國家的資金作出貢獻。然而,今年一些專家注意到中國談判代表在措辭上的變化。
「有趣的是中國使用的語言,」謝菲爾德大學氣候政治專家邁克爾·雅各布斯(Michael Jacobs)教授表示,「他們使用了『提供和動員』這個詞——這正是發達國家用來描述他們付款的術語。」
在氣候大會中,語言非常重要。談判代表們可能花費幾天時間討論某些事情是「應該」發生還是「將」發生。因此,雅各布斯教授認為,中國回應發達國家的語言是一個重要的信號。
「他們過去總是以美國為基準來調整一切,」他表示。當特朗普於2016年上任時,中國選擇對談判保持距離。但根據他的觀察,今年的情況不同。
「這對我來說看起來像是一種關於領導權的宣言。」
「這一切並不是因為中國受到『利他主義』的驅動。」雅各布斯教授接著說。
根據李碩的說法,可再生能源經濟學發生變化,解釋了為什麼中國可能會成為更重要的參與者。
「綠色轉型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主導的——不一定是政府,而是中國的私營部門和企業。」李碩表示,這些企業在全球範圍內以「非常顯著」的優勢領先。
每十個太陽能電池板中就有八個來自中國,並且中國控制了大約三分之二的風力發電機生產。據估計,中國生產了全球至少四分之三的鋰電池,並且佔據了全球超過60%的電動車市場。
今年早些時候,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表示,太陽能電池板、電動車(EV)和電池是中國經濟的「新三重奏」。
中國在可再生能源技術上的巨額投資以及它所創造的規模效應,也促使了可再生能源成本逐年下降——但中國目前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找到新的市場來銷售這些技術。
發展中國家將成為需求增長的主要來源。根據聯合國組織的、由經濟學者最近完成的一份關於能源轉型成本的報告,未來10年,這些國家將佔據可再生能源市場的三分之二。
根據彭博新能源財經(BloombergNEF)的研究,僅今年上半年,巴基斯坦就進口了13吉瓦(GW,百萬千瓦)的太陽能電池板。作為對比,英國目前的太陽能裝機容量為17吉瓦。
將清潔能源技術輸送到新興經濟體,與中國的另一項政策相契合: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旨在開發新貿易路線,包括公路、鐵路、港口和機場,與世界其他地方連接。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數據,中國已在該項目上投入了超過一萬億美元。上週,習近平主席在秘魯海岸啟用了新的港口。
正如雅各布斯教授所見,這也開始解釋為什麼美國可能會撤退,中國可能會挺身而出。「中國鼓勵其他國家通過使用中國技術和設備來減排,並將此視為最符合自己的利益。」
根據一些知名觀察家的看法,無論這一幕如何發展,都有保留希望的理由。曾參與英國談判團隊並曾幫助格拉斯哥氣候變化大會運營的卡米拉·博恩(CamillaBorn)認為,未來的談判將由新能源經濟決定,而非會議政治。
「這不再僅僅是關於如何應對氣候變化的想法,」她指出,「這關係到投資、金錢——這是人們的工作,是新技術。對話變得不同了。」
畢竟這是自工業革命以來最大的能源革命。不管哪個超級大國引領,甚至美國未來四年可能退出遊戲,也沒有人會希望錯過如此龐大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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