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安娜雅·古普塔(Anannyaa Gupta)來說,在澳大利亞完成學業一直是她的「夢想」。
21歲的古普塔來自印度海得拉巴市,她解釋說,「這裡有着全球最優秀之一的教育體系。」
今年7月,她在墨爾本的蒙納士大學(Monash University)完成了學士學位。為了成為社會工作者,她隨後申請攻讀碩士學位。而社會工作者正是澳洲在勞動力短缺下急需填補的技能職位之一。
「我真心想在這裡學習,發揮我的技能和貢獻社會。」她說。
然而,古普塔和其他現有及潛在的國際學生,正因澳洲政府計劃削減外國學生人數而陷入恐慌。
政府表示,大幅減少新生入學人數的新限額政策,是為了令價值478億澳元(約246億英鎊,320億美元)的教育產業更具可持續性。
這是近期最具爭議性的一項政策。其他措施還包括對學生簽證申請者施加更嚴格的英語要求,以及加強對深造者的審查。此外,不可退還的簽證申請費用也翻了一倍。
然而,教育產業及其支持者表示,政府未與他們充分諮詢,而這些改變可能摧毀經濟、導致失業、損害澳洲的聲譽,同時懲罰國內外的學生。
「(這)釋放了澳洲不是一個友善國家的信號。」澳洲八校聯盟(Group of Eight, Go8)副執行長馬修·布朗(Matthew Brown)表示。澳洲八校聯盟代表澳洲頂尖大學。
教育是澳洲第四大出口產業,僅次於礦產品。國際學生平均支付的學費幾乎是本地學生的兩倍,撐起了一些大學的運營,補貼研究、獎學金及本地學生的學費。例如,在悉尼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國際學生貢獻了超過40%的收入。
然而,澳洲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政府面臨減少創紀錄移民人數的壓力,他們的目的是改善國民的住房壓力,並在明年聯邦選舉前緩解生活成本危機。而國際學生——上學期人數總計79萬3,335人——成為了目標。
澳洲政府提議,將2025年的外國新生入學人數限制在27萬人,稱這是回歸疫情前的水準。然而,一位教育專家表示,由於公共數據不足,無法準確與過往年份比較。
教育部長傑森·克萊爾(Jason Clare)表示,每個高等教育機構將獲得個別的收生上限,職業教育與培訓機構(VET)將面對最大的縮減比例。受影響的大學中,位於首都城市的院校將面臨最大規模的縮減。
政府表示,該政策將引導學生前往需要他們的地區城鎮和大學,取代前往擁擠的大城市。
政府還強調,這些改變旨在保護未來的學生免受「不道德」的教育機構侵害。它們指控一些機構接受語言能力或學術水準不足的學生,甚至招收意圖工作的個人,而非真正來學習的學生。
「國際教育極為重要,這些改革旨在讓其變得更好、更公平,並以更可持續的基礎向前發展。」克萊爾說道。
曾協助制定澳洲技術移民政策的前政府官員阿布爾·里茲維(Abul Rizvi)指出,「資金不足」的教育產業「長期以來追逐海外學生的學費收入,犧牲了學習操守」。
布朗博士表示,各大學本身也在反思是否過於依賴國際學生收入,並在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這是每所大學都在討論的議題。」
但上限政策公告仍然引起了該行業的強烈反應。
澳洲八校聯盟稱該擬議的法律「嚴苛」,而其他人則指責政府「故意削弱」經濟,並將國際學生當成「民調主導的移民爭奪戰中的炮灰」。
澳洲政府尚未確認限額政策將持續多久,但八校聯盟的計算表明,僅在第一年就將給其成員造成10億澳元的影響。根據其研究,2萬個工作崗位將流失,令廣泛的經濟損失53億澳元。
澳洲財政部對此預測表示「存疑」,但尚未發布自身對政策經濟影響的模型分析。
布朗博士還警告,限額可能導致某些大學撤回已向外國學生發出的錄取通知,阻礙重要研究計劃,甚至可能令部分澳洲學生的學費上漲。
但一些受益於該政策的小型大學對此表示歡迎。
樂卓博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拉籌伯大學)校長提奧·法瑞爾(Theo Farrell)表示,他們支持「透明且適度的措施」來管理澳洲國際學生的增長。
「我們認識到,降低淨移民水平在政治和社會層面都得到了廣泛支持。」他說。
然而,布朗博士認為,該政策對澳洲聲譽的影響難以量化。他以加拿大為例警告,該國今年實施了外國學生限額,但由於學生對政策的不確定性感到擔憂,選擇了申請其他更穩定的留學地點,導致實際入學人數遠低於限額。
「我們需要一個具有可管理增長的國際教育系統……這不應該由部長單方面依據政治需求公式決定上限。」布朗博士表示。
里茲維先生(Mr Rizvi)認為,與其推行限額政策,澳洲政府應考慮引入大學入學考試最低分數標準。
「我們是在自毀前程……這不會阻止表現不佳的學生,但會嚇退那些擁有更多選擇的優秀學生。」他在社交媒體X上寫道。
在議會內,綠黨批評該政策帶有「種族歧視意味」,一位執政黨議員也公開反對。
「嚴格的限額將不利於澳洲的人才培養、國際影響力、學術卓越及研究發展。」朱利安·希爾(Julian Hill)在接受《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採訪時表示。
儘管批評聲浪不斷,限額相關法案仍預計在本週議會表決時通過,因為反對黨已表示支持。
澳洲教育部長克萊爾則強調,部分教育機構可能需要做出艱難的預算決策,但他認為,任何指責該政策「破壞國際教育的說法是絕對和完全錯誤的。」
不過距離政策生效不到兩個月,該政策已在學生間引發極大焦慮和混亂。
在中國與印度這兩個澳洲最大的國際生市場,這一消息如同「重磅炸彈」。
「這對印度的學生將是極大的打擊。他們大多來自中等收入家庭,為留學夢想準備了多年。現在,他們的夢想將破滅。」來自印度阿姆利則的移民顧問魯賓德·辛格(Rupinder Singh)告訴BBC。
蒙納士大學學生韋丹特·加達維(Vedant Gadhavi)表示,他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幾位朋友原本計劃到澳洲攻讀碩士學位,但現在對政策變化感到恐慌。
「因為政策的頻繁變動,他們似乎稍微改變了計劃……他們認為這可能讓規劃職業和生活變得更困難。」
來自中國安徽省的高中生珍妮(Jenny)則表示,自己選擇澳洲是因為那裡的高質量教育比進入競爭激烈的中國大學「容易一些」。
「現在一切都懸而未決。」她告訴BBC。
珍妮補充說,選擇位於偏遠地區、排名較低的大學並不是她或她同齡人的選項:「我們乾脆就不會去澳洲了。」
澳洲國立大學(ANU)國際學生部門主任瑞西卡·阿格拉瓦爾(Rishika Agrawal)指出,提案也引發了其他不安情緒。
「確實有一些學生認為,這顯示了澳洲政府對移民的敵意正在增加。」
她補充說,國際學生對社會的貢獻往往被忽視,而同一時間他們畢業後的就業選擇逐漸減少,這種情況令他們越來越不滿。
「他們回去自己的國家。他們花了巨額金錢接受教育,最終卻沒有真正得到回報。」
「他們確實感到自己像是現金奶牛。」
目前議會辯論仍在繼續,對於安娜雅(Anannya)來說,卻有些許的寬慰。在接受BBC採訪後不久,距她課程開始僅幾週,她收到了她期待已久的碩士錄取通知書和新的學習簽證。
但許多學生仍在焦慮地等待。
瑞西卡表示:「如果我是他們,我會感到非常無助,非常失望。這已經正在削弱澳洲曾經的可信度。」
王凡(Fan Wang)與卓雅·馬婷(Zoya Mateen)在新加坡和德里補充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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