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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9月14日上午09:00
2024年9月，梵蒂岡城邦（Vatican City）元首，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出訪東南亞四國。9月13日，在從新加坡返回羅馬的飛機上，教宗向隨行記者們再次表達訪問中國的意願，並稱對教廷與北京就續簽有關主教任命臨時協議的對話進展感到滿意。
來到10月22日，北京與梵蒂岡宣佈，雙方「經友好協商」之後，決定第三度續簽協議，且將年期延長至四年。這份初簽於2018年的協議，內容從未公開。
自1949年中共政權建立至今，中國只與一個西歐國家——梵蒂岡——沒曾建立外交關係。而近來雙方通訊頻繁：5月份，聖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Card Pietro Parolin）提出了在中國設立辦事處的想法。到8月，雙方公布中國政府歐亞事務特別代表李輝與梵蒂崗烏克蘭問題特使祖皮樞機（Card Matteo Zuppi）通電話。
羅馬天主教傳入中國已有十多個世紀。根據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8年4月發表的《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中國大陸有天主教信徒約600萬人，宗教教職人員約8000人；天主教香港教區聖神研究中心統計，截至2022年，中國天主教徒數目有約1000萬人。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梵蒂岡一直未與中國建交。
相比於跟其他國家建立外交關係，與梵蒂岡建立外交關係牽涉到跟一個教會建立官方關係，給事情增添一份複雜。而其中，主教任命問題是雙方摩擦叢生的一環——教廷堅持世界各地天主教神職人員均應由教宗任命，並將之寫進了《天主教法典》。然而，中共自建政後推行了自行任命主教的政策，抗拒梵蒂岡介入。
梵蒂岡何來的執念？這主要源於《聖經》故事中，耶穌基督將教會交托予十二宗徒（The Twelve Apostles；又譯十二使徒或十二門徒），他們便是主教，而其中聖伯多祿（St Peter；聖伯多祿）為主教之首，即教宗。
出身於香港，長年研究中梵外交關係的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榮譽研究員梁潔芬修女教授指出：「十二宗徒再傳承他們所祝聖的弟子，一脈相承，不會跟宗徒斷開了關係。跟宗徒斷了關係，就是跟耶穌基督斷了關係。」
「那你說這是否一個執念呢？也許是。但它的背後有一整套神學思想支持著，它不得不這樣做。」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研究）莫哲暐博士如此形容主教任命的意識形態。
「但對於中國政府來說，要是能統戰，或者說控制這群主教，要控制他們下面的信眾也就容易多了。所以它會認為主教任命一定是內政問題，沒理由讓梵蒂岡——另一個主權國——來干涉。這就是衝突點。」
2018年9月22日，梵蒂岡與中國在北京針對主教任命問題簽署了一份臨時性協議。這已是中梵迄今跟正式建交最近的一步。協議意味著中梵雙方願意在主教任命權上妥協，掃除了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其中一大障礙。
如今中梵距離建交還有多遠？梁潔芬修女對BBC中文說：「我看中梵關係呈現膠著。因為中共在國際政治上越發不受歡迎，遭到孤立。它很想西方對它開放。」
莫哲暐則對BBC中文說，梵蒂岡需要有渠道處理中國的教會事務，也需要傳教。「從姿態上講，明顯的是教廷想親近，起碼是想跟中國政府友好，多於中國想跟教廷友好。」
但關鍵還是在於北京自行管理天主教會。莫哲暐說：「中國政府無法切斷中國教會跟教廷之間的關係……因為教徒最終都是忠於教宗的。那它就得有辦法，既能控制地方教會，又不會引起極大反彈。北京需要跟教廷建立一個工作關係。」
2020年10月，中國宣佈梵蒂岡已同意續簽協議兩年；2022年10月，中梵雙方均確認再次續簽了這份協議。2024年10月間，北京與教廷第三次續約。
教宗方濟各在從新加坡返回羅馬的飛機上說：「我對與中國的對話感到滿意，哪怕是主教任命方面，我們也能懷著善意來推展工作。我從國務卿（帕羅林樞機）那裏聽取了情況，我很滿意。」
莫哲暐與梁潔芬修女均指出，不少教會人士一直質疑協議為何不公開。協議的任命主教辦法有否違反《天主教法典》，也無從得知。
觀察人士也指出，北京在簽署臨時協議後，已曾不止一次「犯規」。例如在2023年4月，中國官方教會自行調任沈斌為上海教區主教，梵蒂岡直到7月中才宣佈教宗同意任命，但同時公開對中方單方面行動表達憂慮。
莫哲暐認為對沈斌任命問題的應對，反映現任教宗方濟各比之前幾任更願意跟中國妥協。
比利時魯汶大學（KU Leuven）南懷仁研究中心創辦人韓德力神父（Fr Jeroom Heyndrickx）長期在中國大陸與台灣傳教。他認為有這樣一個臨時協定是正面的。
但韓德力神父也對BBC國際台節目《調查》（The Enquiry, BBC World Service）說：「這樣的關係很完美嗎？不。無論如何都不是。溝通不太棒。既然如此，他們（梵蒂岡）該在中國有某種駐在，一個能處理直接溝通，甚至是日常溝通的辦事處。」
2024年5月21日，在羅馬舉行的紀念上海中國主教會議召開100週年研討會上，聖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對媒體記者說：「長久以來，我們都希望能在中國有一種固定性的臨在（presence），即使最初或許不能以宗座代表、聖座使館的形式。」
這個表態引起了中梵建交——以及台梵斷交——是否再次被提上日程的揣測。時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當時稱：「近年來，中國和梵蒂岡保持接觸，就雙邊關係和國際熱點問題深入溝通，不斷增進了解與互信。我們願同梵方共同努力，推動中梵關係不斷改善。」台灣外交部稱：「密切關注梵中互動情形，並持續推動與教廷及天主教會在人道關懷領域的合作，共同捍衛宗教自由的核心價值，盼為促進世界宗教自由做出具體貢獻。」
但同時，也有來自台灣的報道指出，帕羅林樞機所談論的，是意大利《信使報》（Il Messagero）2022年9月曾報道，教廷已準備將常設辦公室從香港遷到北京的想法。
教廷一直有派駐「駐香港代辦」，目前是戴旭華蒙席（Msgr José Luis Díaz-Mariblanca Sánchez），屬教廷正式外交官。但他所領導的機構稱為「宗座駐港考察團」（Holy See Study Mission in Hong Kong），直屬教廷，不隸屬天主教香港教區。
考察團與代辦的存在並非秘密，但其辦公地點不對外公開，據稱是在九龍某處，路透社形容是一座「被圍牆包圍著的別墅」。中國香港特區政府總部禮賓處網站的「領館及官方認許機構」名單上也找不到考察團的存在。
莫哲暐博士對BBC中文說，長期以來，梵蒂岡透過考察團處理著各種各樣的中國教務，包括向獲得教宗認可的中國主教轉發任命文件與信物。
既然主教任命協議續約不成問題，梵蒂岡又為何選擇在此時提高與北京互動的聲調？莫哲暐認為，即將年屆88歲的教宗方濟各健康大不如前，他很有可能希望趕及在其任內——甚或說是在有生之年——能落實在北京設立據點和訪問中國的願望。
然而莫哲暐也對這位「未來駐華代表」能有多大的自由度抱有懷疑。
「設處就是教廷有個人能直接考察主教候選人，這是各地教廷大使的工作……就算北京讓教廷設處，它會不會讓你直接去聯繫地方主教？會不會讓你直接考察主教候選人？大概不會。」
而這大概說明了為何天主教會內存在著對中梵臨時協議保密的不滿聲音。梁潔芬修女說：「一個不適合的主教得到政府任命之後，要是教宗說不要這個人當主教，但結果第二次（中方）還是推薦他，第三次還是推薦他，那最終教宗的否決權便成了『無權』，只能跟著共產黨走。」
至於教宗方濟各應否現在訪華，梁潔芬修女說：「現在訪問中國有何用處？只會等於增長習近平的名聲而已。」
梁潔芬修女認為，教廷也希望現任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樞機能做出「新的模式」。2021年12月就任香港主教的周守仁，2023年4月成為香港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首位訪問北京的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訪京期間曾說：「人民愛國是應該的。」
周守仁在同年7月被教宗方濟各擢升為樞機，9月陪同方濟各訪問蒙古。教宗在蒙古布道時提及中國教徒，呼籲他們「成為好教徒、好公民」。
若是還沒走到建交這一步，中梵關係是否就沒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越南似乎能給出個答案。
1975年越戰結束，越共統一政權驅逐原駐南越（西貢）宗座代表後，2023年7月，時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越南國家主席武文賞在梵蒂岡會晤教宗方濟各期間，河內政府與教廷簽署協議，設立教廷辦事處，首任駐越南宗座代表於2024年1月底到任。
總部設在曼谷的天主教亞洲通訊社（天亞社）曾引述觀察人士稱，教廷將與越南關係的演變視為與中國對話的範本。莫哲暐博士則對BBC中文說，教廷「想做示範，能否做得到還不知道」。
陝西西安的一面《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見證了唐朝貞觀九年——即公元635年——羅馬帝國基督教傳入中國的開端，但羅馬天主教聖座與中國之間的外交使節往來，實際是從蒙古與教廷外交開始。
1245年，教宗依諾增爵四世（Pope Innocent IV）派遣特使出訪蒙古，勸諫正在西征的蒙古大汗停止殺戮。英國漢學家暨神學家彭馬田（Martin Palmer）對BBC國際台說，當時教宗國還有希望籠絡蒙古族聯手打擊伊斯蘭之意。
1271年，忽必烈以「中原正統」自稱，正式建立元朝。元朝過後，雖有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來華，但中梵官方往來在明朝期間徹底中斷。清朝建立後有德意志傳教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來華，但教廷反對「敬孔」、「敬祖」而引起中國皇帝不滿的所謂禮儀之爭，加上法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取代葡萄牙控制在華「保教權」，以及義和團運動的窒礙，使清代曾經出現的中梵建交努力徒勞無功。
「保教權」到底帶來了什麼影響？彭馬田對BBC說：「這諷刺地反映著2018年協議前的問題：當時在中國選誰當主教、總主教等神職人員，法國人說了算。他們從不諮詢梵蒂岡。」
1910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推翻滿清，中華民國成立，未幾分裂為國民政府與北洋政府。教廷於1922年派遣剛恆毅總主教（Abp Celso Benigno Luigi Costantini）到北京出任首任宗座駐華代表，但此時仍未算正式建交。
1924年5月，剛恆毅總主教在上海主持了迄今唯一一次羅馬天主教中國主教會議（又稱全國教務會議），確立中國本土神職人員擔任重要職務的權利。1926年12月，教宗庇護十一世（Pope Pius XI）在羅馬給首批中國籍主教祝聖。
1929年梵蒂岡城邦確立。二次大戰進行中的1942年6月，重慶國民政府正式宣佈派遣謝壽康為首任中國駐教廷公使，中梵正式建交。
終戰後的1946年4月11日，教宗庇護十二世（Pope Pius XII）宣佈在中國成立「聖統制」——即在華各級羅馬天主教教會正式接受教廷管轄——摩納哥籍的黎培里總主教（Antonio Riberi）同年12月抵達南京，就任首任聖座駐華公使。翌年，黎培里任命美國人華理柱主教（Bishop James Walsh）領導天主教中華全國教務協進委員會。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廷並未召回黎培里，且考慮到在華神職人員安全，曾欲馬上與之建立外交關係，但毛澤東政權對梵方不瞅不睬。1951年，北京以黎培里牽涉一起間諜陰謀，將其驅逐出境；1958年，華理柱主教在上海被捕，1960年被上海法院以間諜罪名判處20年有期徒刑。
中共自辦教會運動也開始生成——1950年4月13日，政務院（後改為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全國統一戰線工作會議上說：「我們主張宗教要同帝國主義割斷聯繫。如中國天主教還受梵蒂岡的指揮就不行。中國的宗教應該由中國人來辦。」同年9月23日，中共《人民日報》刊登跨宗派親共基督教人士起草的《三自宣言》，提出中國教會應實行「自治、自養、自傳」。
1957年，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成立，1958年起自行選任主教並舉行祝聖禮儀，即「自選自聖」；文革後的1980年，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成立，與天主教愛國會組成官方「中國天主教『一會一團』」。
1966年爆發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讓中國基督教活動停擺，但在文革後期中國與美國有所接觸之際，中梵關係也出現了一點轉機——1970年7月10日，中共當局提前釋放並驅逐華理柱主教。《紐約時報》曾形容，華理柱獲釋被視為促成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Nixon）1972年2月訪華的重要信號。
1970年12月4日，保祿六世旋風式訪問香港三個小時，在政府大球場（今香港大球場）講道時說：「教會的使命就是愛。在講這一句簡單而崇高的話時，我們幾乎感受到，所有中國人民，無分遠近，全都環繞在我們四周。」
「為中國，耶穌基督也是老師、牧人、充滿愛心的救贖者。教會不能不提出『愛』這個好字，愛是永存不息的。」
在此之後，梵蒂岡對台灣本已提升了的外交等級又變相下調。台灣新北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者陳方中教授形容保祿六世「隱而未顯」地奉行著「兩個中國」政策——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互不影響。
文革過後，中共中央實際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於1979年實行，中國《刑法》同年頒布實施，寫入了禁止妨害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條文。之後再有中共中央1982年第19號文件頒布，宗教活動從中共建政以來的各種運動中恢復。
在此之前，鄧小平於1981年12月12日會見意大利訪華政客時說：「梵蒂岡與台灣的關係問題……承認『一個中國』，我們同梵蒂岡的關係就可以建立。」
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國總理李鵬提出：「要十分警惕和堅決抵制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對我進行滲透。」1996年12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發表《致在中國的教會》牧函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儘管放心。一個基督信徒能在任何政權下度他的信仰生活。他所要求的，不過是依照自己良心和信仰而生活的權利，受到尊重……不要怕天主，也不要怕他的教會。」
1999年2月11日，梵蒂岡國務卿索達諾樞機（Card Angelo Sodano）在會見記者時說：「我們在台北的大使館就是在中國的大使館，如果北京同意的話，我們馬上可以把它移到北京去，不要說明天，就算今天也可以。」這曾引起一陣騷動，但北京與梵蒂岡並未走到建交一步。
2000年10月1日，若望保祿二世給歷史上87名中國教徒和33名赴華傳教士冊封為聖人，北京譴責此為梵蒂岡「對中國人民的公然挑釁……對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和壓迫的愛國行動的極大侮辱」。
一年後，教宗表達希望中國原諒教會過去錯誤的願望，並促請北京當局與梵蒂岡建立直接關係。中國回應稱中梵關係可以正常化，不過梵蒂岡必須同意「不以宗教問題為藉口干涉中國內政」。
2005年，在位26年多的若望保祿二世逝世，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繼任，次年擢升時常公開批評中共政權的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為享有教宗選舉投票權的樞機，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劉柏年公開質疑梵蒂岡試圖重推1989年推翻波蘭共產黨的策略。
2007年5月，本篤十六世對中國大陸信眾發表牧函，指出官方天主教愛國會奉行的「三自」原則「與天主教的教義無法調和」，梵蒂岡要求有任命主教的自由，但教宗相信能夠同中國政府達成協議。北京外交部回應中國願繼續與梵蒂岡對話，但梵蒂岡必須與台灣斷交；劉柏年認為牧函表達了對中國天主教徒的愛和關心，希望中梵能早日建交。
但在此後一段時間裏，北京與教廷仍不時因主教任命問題爭執，中國執法部門抓捕地下教會神職人員與信眾事件也時有發生。
本篤十六世於2013年辭職退休，與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三位知名赴華傳教士一樣出身於耶穌會（Societas Iesu/Society of Jesus）的方濟各3月13日當選繼任。翌日，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就任中國國家主席。方濟各後來透露他當時已曾與習近平互通書信，他又在2014年8月前赴韓國訪問時成為首位飛越中國領空的教宗。中梵關係出現了明顯好轉。
方濟各當時在返航的專機上對記者說：「你問我想去中國嗎？肯定的，明天就想去。」
方濟各至今仍未踏上中國領土，也沒曾涉足台灣，但經過多年秘密談判後，2018年9月的一紙臨時性主教任命協議，成為迄今梵蒂岡與北京走得最近的一步。
隨著「三自」體制建立，效忠於梵蒂岡教宗而非中共體制的中國羅馬天主教徒轉到地下活動。1980年代政府允許宗教活動恢復後，許多教徒仍只能在地下活動。
要說黎培里總主教當年留守南京試圖接觸中共毛澤東政權，是為了保護大陸信眾與神職人員，那如今若能實現中梵建交，對不被中國政府認可的地下教會、家庭教會成員來說，能有多大好處？
主教任命臨時協議問世時，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便曾公開指責教廷「送羊入狼口」。他在2018年11月接受BBC第四廣播電台（BBC Radio 4）採訪時說：「訂立了這份協議，梵蒂岡是在幫助他們（中國政府）打壓地下教會。」
梵蒂岡萬民福音部部長費洛尼樞機主教（Card Fernando Filoni）2019年4月在澳門說，主教任命臨時協議「將對中國教會的處境，以至於世界和平，有所幫助」。
然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在提倡「宗教中國化」，似乎與教廷希望參與中國教會發展的願望背道而馳。
2021年12月在北京舉行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提出深入推進宗教中國化的多項主張，包括「引導和支持我國宗教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增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統籌推進相關工作」，「加強互聯網宗教事務管理」，「培養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詣、品德上能服眾、關鍵時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隊伍」。
在臨時協議快將到期之際，梵蒂岡在2024年6月宣佈任命獲得中國官方「一會一團」認可的楊永強為浙江杭州主教，得到中共《人民日報》旗下《環球時報》英文版報道。台灣中央社引述觀察人士稱，這意味著「宗教中國化」已出現修正。
8月下旬，官方中國天主教主教團證實，天津教區為94歲的石鴻禎主教舉行了就職禮。宗座外方傳教會亞洲新聞（PIME Asia News）指出，石鴻禎主教早於1982年已獲教廷認可，一直在地下教會服務。梵蒂岡很快便發聲明，稱教廷「滿意」中國官方認可石鴻禎主教。
但才不過幾天前，亞洲新聞報道，浙江溫州神父金孟袖發表公開信，譴責當地警察於8月中旬「突襲」一座教堂，並抗議官方神父麻顯士頒布堂區調整計劃，稱並非主教的麻顯士無權作出此決定。
亞洲新聞指出，「多年來，溫州教區一直是中國天主教徒痛苦處境的中心」。獲教廷認可的溫州教區地下主教邵祝敏不時被執法人員帶走，溫州當局2014年起以清拆違章建築等理由強制拆除一些當地教堂的十字架，也受到海外教會社群關注。
2020年6月，中國《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路透社報道，原教廷駐香港代辦何明哲蒙席（Msgr Javier Herrera Corona）2022年3月卸任前，向一批在港天主教團體提出了他對香港教會發展的憂慮。報道並稱教廷駐港代辦處等已開始謹慎地將教廷檔案運離香港。
報道稱，何明哲蒙席對一群教會團體代表說：「改變將要來臨，你最好作好準備。香港已不是天主教的灘頭堡。」
2022年5月，香港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被國安警察以涉嫌「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嫌拘捕，他迄今一直處於保釋候查狀態。自稱有天主教信仰的中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說：「要是他的行為犯法，就必須依法處理。」
莫哲暐認為，目前的中國宗教政策並無改變，中梵若在此刻建交，不見得會給中國天主教徒的處境帶來顯著改變。
梁潔芬修女認為，若梵蒂岡此刻與北京建交，恐怕無法面對那些持守對聖座忠貞多年的地下教會信眾，與出賣他們無異。
但梁潔芬修女說：「我覺得不用梵蒂岡去保障中華大地信友的安全。他們信的是天主，不是梵蒂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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