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是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誕辰120週年紀念日,當天依循每逢10年紀念的慣例,中共中央舉行「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20週年座談會」。
習近平在會上高度評價鄧小平「功勳彪炳史冊、永勵後人」,並表示對鄧小平最好的紀念「就是把他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要「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
此前幾天,中國官方已開啟密集紀念的過程——各級黨媒發表紀念文章,中國郵政發行紀念郵票,鄧小平的家鄉舉辦紀唸書畫展,關於鄧小平的書籍和電影也集中在八月發行和上映。
中共中央軍委也於本周一舉辦「全軍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20週年理論研討會」,讚揚鄧小平的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豐富發展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一篇新華社特稿將習近平稱為「鄧小平之後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受訪專家也注意到,官方敘事中愈發頻繁地把習與鄧比肩。
在此背景下,BBC中文採訪中、美、台不同背景的專家學者,探討一個躍然紙上的問題:習近平是否會成為與鄧小平比肩的中國領導人?
「近年來中共將習近平塑造成與毛澤東、鄧小平比肩的領導人的趨勢十分明顯。」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系副教授馬釗這一判斷並非無源之水。
一個多月前,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當天,新華社刊發特稿《改革家習近平》,文章中稱,習近平被認為是鄧小平之後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他們肩負相同的使命:使中國實現現代化。
文章提到,習近平的改革情結一以貫之。上世紀60年代末,他不滿16歲下鄉插隊,在陝北黃土高原貧瘠的梁家河村勞動七年,經常挨餓,那時他的願望就是讓鄉親們吃飽飯。而且習近平對後來鄧小平發動改革的初衷——中國「不能再窮下去了」深為認同。文章還說,同鄧小平一樣,習近平的改革動力也來自人民的期待。
文章進一步指出,鄧小平1978年通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而2013年習近平主導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同樣具有里程碑意義,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
不過這篇近萬字的長文刊發不久即被刪除。具體原因不詳,引發了各方種種猜測。
另一篇備受矚目的稿件為中共黨刊《求是》8月發表的《把鄧小平同志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其中稱,「鄧小平,一個銘刻在億萬人民心中不朽的名字」,還提及習近平曾將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譽為「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里程碑」之一。
在該文的後半段,還把二十大之後習近平頻繁提及的「中國式現代化」,歸於鄧小平的發明——「鄧小平同志親切地把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命名為『中國式的現代化』」,並將十一屆三中全會、習近平上台的十八大、剛剛結束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行鏈接,稱為中國「從趕上時代到引領時代的偉大跨越」過程中的三個重要節點。
有不少學者認為,習近平與鄧小平有不少相似之處,但是角度不同。
「鄧小平和習近平都是忠實的共產黨人,鄧小平有四個基本原則,習近平力主勿忘初心,對維護共產黨一黨專制政權的根本立場完全沒有兩樣。」美國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Miles Yu)向BBC中文表示。
在特朗普當政時期,余茂春作為國務卿蓬佩奧的顧問,被美國媒體稱為在美中關係上「最有影響力的人之一」,他也因此受到中方輿論的激烈攻擊。
余茂春進一步批評稱,說鄧小平或習近平是改革家也是牽強附會的,共產黨絕對不會承認自己的根本制度需要改革,而「改革開放」的基本設計原理是迷惑自由資本主義世界,讓西方的市場和技術來為一個共產國家受益。
關於習與鄧的相似之處,約翰·霍普金斯大學SAIS中國研究中心創始主任安德魯·默薩(Andrew Mertha)向BBC中文用一句話總結——鄧小平和習近平都認為,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體制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默薩說,「我敢說他們對民主的看法比一些人想象的要更趨同。他們還有相似之處在於都依賴於建立制度和流程,能夠抓住機會塑造他們所面臨的政治需要的規範,而不是推翻體制——在這方面,他倆與毛澤東有很大不同。」
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系副教授馬釗的觀點則反映出一個更為複雜的側面——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執政道路還是有很大差距的,前者是革命的倡導者,而後者的改革開放路線將中國帶入了一個新的時代。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左右撕裂日益彰顯,外界也一直猜測中國究竟要走左右哪一條道路?究竟是回歸毛時代的革命訴求?還是延續鄧時代的改革開放?
馬釗認為,習近平所做的是試圖將毛鄧二者集為一身成為自身的執政資源。
習近平本人多次強調,在共和國歷史中,毛時代的前30年和鄧時代後30年,不能相互否定。
至於「改革家」的稱號,馬釗也認為,這是習近平試圖將毛與鄧相結合的一種努力,一方面表明還是要走改革道路,並非要徹底回歸毛時代,即所謂開倒車;同時,他的改革也是針對鄧時代改革開放中產生的弊端。換言之,習近平的改革並非是鄧時代的自然延續,而是要開創一個新的中國發展道路和新的世界格局。
中共的官方敘事似乎也在印證馬釗的觀點。
在中共建黨百年紀念期間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將百年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前兩個階段,由毛澤東領導;第三個階段,由鄧小平領導;而第四個階段,「新時代」的起點是習近平上台的中共十八大。
在此語境下,習近平不僅與鄧小平並列,而是在中共百年歷史的維度下,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並列。
但習與鄧,終究面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國際形勢,性格和經歷也不盡相同,有專家指出,他們在一些決策理念和執政細節上差別甚大,有時甚至是對立的。
安德魯·默薩(Andrew Mertha)認為,兩人的主要區別是,鄧小平樂於授權,而習近平似乎相反。其次,鄧小平利用了他所釋放的創造力,使中國變得富強,而習近平似乎更傾向於微觀管理。鄧小平對一個更加雜亂無章的中國不甚介意,而習近平則無規矩不成方圓。理性的人可能會對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當代與過去的現實,或者它們反映出不同的領導風格存在分歧。
無論在官方語境,還是輿論印象中,鄧小平與中國的經濟成就緊緊綁在一起。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就展現出不俗的經濟潛力。因此到訪中國的外賓常對鄧發展經濟的能力表達讚嘆。而鄧小平的前任翻譯張維為則回憶稱,鄧在聽到這樣的誇獎時,往往會說,「在經濟問題上,其實我是個外行,即使我講一些話,也是從政治的角度講的。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是我提出的,但如何搞改革開放,一些細節,一些需要考慮的具體問題,我懂得並不很多,我總是從政治角度談經濟的。」
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研究員宋文笛向BBC中文表示,習鄧二人皆以復興黨和國家為己任,同樣號召改革開放,然而路徑略有不同——
默薩還提到,鑒於習近平近年來一直試圖降低鄧小平的歷史地位,「我覺得這一切都有點牽強」。
這種觀點背後一起廣受矚目的事件是,鄧小平的長子鄧樸方2018年9月在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式上的講話引發的爭議。
講話之際正值習近平成功修憲取消中國國家主席任期限制,鄧樸方對殘疾人工作著墨不多,卻反覆強調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稱那時為一個」大時代「,講話也未提習近平的」新時代「,他還說,「我們一定要有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保持清醒的頭腦,知道自己的份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堅持立足國情,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謀劃一切工作。」
這篇文章被國際媒體解讀對習近平道路的不滿,很快不僅講話稿被刪除,中國殘聯網站也一度無法登錄。五年之後,殘聯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鄧樸方卸任「名譽主席」,告別了這個他一手建立並工作了35年的機構。
那麼習近平是否真的能在官媒幫襯下,取得與鄧小平相當的歷史地位?
默薩不這麼認為,「任何後繼領導人都不可能擁有與長征一代相同的歷史地位。 此外,鄧小平在中國政治中的關鍵作用始於1978年之前很久很久。 我不確定我們是否能對2012年之前的習近平說同樣的話。」
他說,習近平試圖將自己與鄧小平並列,這確實具有政治意義。 在這種觀點中,鄧小平和習近平是改革時代的書立(bookends)。習近平的歷史地位(有別於政治地位)最終能否接近鄧小平,時間會證明一切,「但我有些懷疑」。
將這個假設性問題拋給專家,或許可以從另一個側面了解習、鄧二人,以及他們對於中國的意義。
最顯而易見的對比是在處理國際關係上,是「韜光養晦」還是「戰狼外交」?
馬釗表示這個問題需要拉長維度來看,1990年代全球化浪潮席捲世界,再加之冷戰後美國領導的單極世界體系,經過30年的發展,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其實很多國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試圖改變或挑戰這個體系,而中國的崛起和改變世界格局的努力,是其中最令人矚目的現象,這也是中國發展所產生的必然結果。當然,因為中國的經濟體量龐大,而且一向是美國眼中的「好學生」,如今卻一躍成為欲與美國比肩的競爭者,而且態度堅決,的確令美國一時難以適應。
余茂春則認為,鄧小平的基本戰略是」韜光養晦」,其實根本不是和平友好,自由開放,而是臥薪嘗膽,用國際統戰換來的」戰略機遇」來發展實力,等到國力增強,就會同樣地搞東升西降,在國際上尋釁滋事,欺侮霸凌,和習近平現在做的差不多。所以鄧小平和習近平不是兩個不同的品種,習近平實則是鄧小平的邏輯後繼人。
習近平上台後,中國經歷頗多,從經濟快速增長到近年的困境,從應對疫情的清零政策引發巨大爭議,到俄羅斯專制主義崛起,再到美國對其單極地位管理不善帶來的地位下降。
默薩認為,習近平的才能之一是有效應對世界的變化和中國在其中的地位,而上述變化確實表明,擺脫「韜光養晦」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但我們不應忘記,鄧小平曾在世界舞台上為中國發出了強大的聲音。」 默薩列舉稱,在美國,有時會被鄧小平1979年訪美的表面現象所干擾,而實際上,正是鄧小平於1973年在聯合國發表了關於 「三個世界 」的演講,是他讓基辛格在談判中幾乎沒有任何迴旋餘地,是他向撒切爾夫人明確表示香港絕對會回歸中國,當然,也是他在與戈爾巴喬夫結束歷史性峰會數周之後,命令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
宋文笛的觀點則稍有不同,他認為,歷史有其必然性亦有其隨機性。並不是每個選擇都是必然。例如在中共二十大提出的命題「意識形態安全與經濟發展兩者之間的平衡」就有可能因為領導層的組成不同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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