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行業的發展速度非常快,大部分人到35歲左右就已經像一塊『人肉電池』一樣被榨乾了。」
家在上海的李女士30歲開始在中國幾家互聯網公司「打轉」,近一年時間已經歷兩次裁員。35歲的她如今正積極尋找新工作,但也害怕間隔時間越長,越消耗自己的自信。
「我從不主動跟其他失業的朋友聊(失業相關的話題),我發現每個人都像易碎玻璃一樣,非常脆弱。」去年夏天,32歲的方成文(化名)離開工作3年的一家杭州的知名互聯網公司後,至今仍在找工作。
處於失業狀態的她們並非個例。方成文說身邊來自外企和互聯網行業的朋友就有七、八位沒有工作。「前兩年是只有女性,這兩年男性也開始不上班。」
方成文是上海人,本科畢業於美國波士頓的一所高等學府,在美國有八年工作經驗, 2017年回中國工作。李女士則有11年從業經歷,5年互聯網行業經驗,還帶過3人的小團隊,放在互聯網行業如火如荼的2015年,她曾是被追捧的人才。
但近兩年裏,她們的求職經歷並不順。在經濟下行時期,互聯網企業裁員接踵而至,有用工需求的公司的招聘要求則變本加厲。在她們面前,橫亘一條無法躲避的35歲年齡線,外加女性特有的婚育問題。
她們的經歷,也是第一批中國互聯網打工人經歷行業高速增長後,撞上經濟下行週期和行業迭代的縮影。沒有人能對未來的職業發展路徑給出確定的答案,大家似乎都在等待新工作機會的到來。
在互聯網行業的就業市場裏,35歲已成為一道明顯的分界線。
今年2月,李女士對市場變化有所警覺,她跟男友溝通過,要減少不必要開支和做好失業的凖備。去年她曾經歷過一次裁員。
5月的一天,老闆突然找李女士談話。「他(老闆)跟我說公司要放棄我的時候,那一瞬間我坐在咖啡館裏,旁邊人來人往,我想著我一定要體面一點,畢竟我已經35歲了,又不是第一次經歷,」李女士回憶道:「我知道老闆認可我,我很棒,公司只是迫於形勢的選擇,但那個瞬間我的眼眶還是紅了,聲音也哽咽,我努力平靜了好幾秒。」
她說自己用一晚上接受被裁員的事實,第二天和HR面談時很平靜,情緒「特別地收著」,HR還評價「聊了這麼多人,我是相對來說表現得最職場和最專業的那個人」。幾天時間交接完工作後她正式離職。
一切看起來像是體面的告別,直到被實習生的一席話冒犯,她的價值觀受到挑戰,隱藏在內心的情緒才被釋放。
比她小10歲的實習生與她道別時評價她:認真工作,熬夜完成項目,最後依舊被裁員,好像努力無用。
「那天我在朋友的婚禮現場,本來很開心。聽到那些話時,我爆哭,我非常憤怒,感覺被深深冒犯,」李女士說她發了很多語音信息回擊這名實習生。
她說那是自己職業生涯最失態的一次:「老闆傷害不了我,HR傷害不了我,但曾經一起奮鬥過的實習生發出這樣的評論時,我覺得是對我最大的一個刺激。」
李女士經歷兩次裁員是在2023年和2024年。2023年,中國GDP增長5.2%,為除疫情三年外的30年來最慢增速。2024年中國上半年GDP同比增長5%,下滑態勢持續。
經濟增長放緩帶來就業壓力的增大。中國招聘平台獵聘的一份報告顯示, 2024年就業壓力相對較大,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預期目標設置為5.5%左右,高於2023年的5.2%。
在中國的公務員和國企體制外,「35歲魔咒」最初被用來描述中國大型科技公司裁撤「年長」員工的現象。在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當下,這一情況已變得愈發普遍。
招聘諮詢公司Radiate Partners的創始合伙人張書恆對BBC解釋,求職市場具有兩極分化的「二八效應」,80%普通大眾找工作面臨企業諸多招工條件限制。
其餘20%則屬於企業急需的人才,不會受到年齡等條件限制。「如果你很牛,就算明天要臨盆了,企業也會發offer。」
「35歲魔咒」在張書恆看來是比較較溫和委婉的說法,他說:「我們稱為『可替代打工人』:即『人礦』。人礦的屬性就是,其工作可被替代。」
張書恆舉例稱,在中國互聯網行業,程序員是最易被替代的群體。年輕程序員通常能夠承受更高的工作強度和更長的工作時長,且薪資較低;35歲以上的程序員往往還要求更高的薪酬。
今年七月,李女士曾以兼職身份為中國的一家互聯網公司做項目,工作強度「令人難以置信」,經常工作到凌晨五點,第二天也只有四五個小時的睡眠時間。
離開互聯網行業後,方成文回顧自己的從業經歷時說:「當年我進大廠時的年紀,差不多一進去就該過保質期,但彼時大環境還可以,所以企業就沒那麼挑剔。現在大廠明確要年輕的、能熬的、聽話的。」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對BBC表示,「35歲左右的人競爭力低一些。因為科技行業主要看中程序員的解碼和編程等能力,不需要他們做管理。」
莊太量補充道:「一般的行業,員工到35歲左右就開始做管理層。但科技行業的人就像運動員,年輕時候有體力就有競爭力。越多人進入該行業,就有越多的人在35歲左右失業。」
全球互聯網行業最近兩年裁員並非新聞。監測裁員數據的網站數據顯示,2024年截至8月中美國398家科技公司共裁員約13萬人。過去兩年中國三大互聯網巨頭百度、阿里和騰訊的裁員消息也此起彼伏。
過去一年,方成文每天刷新求職網站追蹤就業市場動態,發現今年的職位更少,招聘流程更長,有些企業重復發佈一些職位,僱主在尋找成本更低的候選者,比如剛畢業的大學生或者工作經驗在5年以內的求職者。
張書恆說,獵頭行業從業者也在減少。他所在公司掌握的行業數據顯示,2024年外資獵頭在中國大陸和香港地區的從業人數比2022年減少55%;獵頭行業的整體收入減少30-40%。以前行規是企業客戶先預付獵頭公司費用,現在企業客戶要求分期付款。
在僧多粥少的求職市場,方成文說會確保自己每月有兩場面試機會,讓自己處於面試狀態以應對市場變化。但有面試機會並不意味著能找到心儀的工作。她發現其中大約90%的工作機會都比之前薪資更低,其中「最離譜的一家甚至提出將薪水減半」,讓她實在難以接受。
當「35歲」遇上婚育拷問
就業市場用工需求下降,招聘成為僱主市場,企業對求職者要求越發苛刻。
李女士剛離職的科技公司曾對她進行「婚育」試探。李女士回憶說,有兩個節點讓其印象深刻。公司在給她發offer前,HR在電話中問她是否結婚和有小孩,她只能說「未婚未育,目前還沒有這個打算」。
還未過試用期,上級主管突然在辦公室鼓勵同事積極成立家庭,直接問李女士是否打算結婚要小孩。
「我不知道是公司真心的鼓勵員工結婚生孩子,還是在試探我。這個問題讓我感到非常地手足無措。」
李女士說,反覆的試探,代表公司「始終把你當做女性在看待……提醒我們不是像老黃牛一樣可以幹到死的男性」。
李女士感覺「已婚未育處於中國職場鄙視鏈的最底端」,再加之35歲魔咒,讓她不敢和男友談結婚。
在面試新工作時,李女士仍在遭遇年齡和婚育方面的拷問。
李女士未在簡歷上寫年齡,只寫從業11年。「對方一坐下來,就皺眉頭。第一個問題就問我多少歲,第二個問題問是否結婚,第三個問題問為什麼沒結婚。」
方成文也有類似的遭遇,在有迴音的求職經歷中「沒有碰到過不問年齡、婚育情況的」。
但她說,「一般企業不會讓自己內部的HR去問候選者,都是請第三方獵頭問。因為大家彼此都清楚這不符合DEI(Diversity、Equity、Inclusion)的標凖,一般來說僱主也不會用婚育的理由來直接拒絕候選者。」
張書恆則說:「(中國)國內的用人公司很惡劣,沒有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希望人招進來能直接用。承擔不起女性員工結婚和生育的成本風險。候選人簡歷一發過去,就想問是否結婚,是否生育。」
去年李女士被一家互聯網公司裁員,屬她和公司的雙向離開。她說「不想做一名數據女工」,另外公司也剛好有裁員名額。
李女士說,今年這次裁員中,「我是唯一一個要求公司寫明我是被動離職即被裁員的員工。HR說下一家公司會知道我被裁員,但我不在乎」。
但灑脫過後,李女士也承擔著失眠和焦慮。她常到天濛濛亮才有睡意,要看很多燒腦的書才能有睡意。
離職後她開啟過說走就走的旅行,還學射箭想鍛煉自己的專注力。
「但我沒辦法真正放鬆下來,」李女士說,「我無法控制住自我評價過低的焦慮。」
刷簡歷、面試、消費降級、父母壓力和有規律健身則是方成文目前生活的關鍵詞。
離職後,她從杭州搬回上海與父母同住,她說「感謝父母收留了我」。
但與此同時,「父母認為我就是個失敗者」,他們催方成文相親,去找新工作。
有時父母會用氣聲聊別人家的成功小孩。「他們以為我沒聽到,其實我都聽到了。」
不用交房租,沒有房貸,在家吃飯,生活除了健身外,基本沒有開支。
方成文說自己「消費降級了」,一年的消費總額只相當於過去兩個月人工。而規律的飲食和健身讓方成文爆瘦約35斤。
面對35歲再就業面臨的諸多尷尬,獵頭和學者認為,職場人士應早做職業規劃。
張書恆稱,2015-2019年,中國金融和互聯網行業的從業人員賺了很多錢,彼時就應該有規劃。張書恆與合伙人原本都是金融從業人員,但從2022年中國開始對金融行業發出限薪令後,兩人便開始轉型。
「深造、出海、做斜槓青年,找一些非典型的路,」張書恆建議,「不要隨大流,在中國永遠隨大流就是死亡。」他指的是目前中國的考公(務員)熱。
對於互聯網行業的35歲群體,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副教授莊太量建議他們早規劃,早創業,條件允許的話「大公司打工時自己創業開小公司,累積客戶。即使被大公司辭退,自己還有公司」。
方成文如今想找一份長期穩定的工作。過去十年,她曾經的職場規劃是約兩年換一家公司,隨之而來的是升職加薪。
李女士給自己設下六個月的間隔期限,希望在今年年底再就業,但她持悲觀態度:「我覺得現在根本就沒有長期和穩定這件事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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