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戰爭進入第三個年頭，BBC記者費格爾·基恩（Fergal Keane）重返利沃夫（Lviv）車站。2022年2月到3月，他曾在這裏目睹自二戰以來歐洲最大的難民危機。如今，他透過兩個烏克蘭人的故事，探討戰爭對他們的影響。

我們聽到遠方的尖叫聲。叫聲飄過一排排死者，飄過仍在等待填埋的墳墓，飄過一排排紀念陣亡者的旗幟，在冰冷的風中飄揚。

利沃夫的火星戰場軍人公墓（Field of Mars）通常是低聲祈禱和悶聲啜泣的地方。但在這個冬日清晨，這裏響起震耳欲聾的怒吼聲。

一個身穿迷彩軍服的中年男子在約100碼之外，走在一排排墳墓之間。他停下腳步，舉起雙手向天高喊： 「敵人去死吧。」

他繼續向前走，走了幾步又開始喊叫。沒有言語，只有痛苦的嚎叫。叫聲隨著他的離去逐漸消失。

附近一對母女在墓前獻花，死者是個年輕人，是她們的兒子、兄弟。她們聽到了動靜仍繼續獻花，彷彿戰爭持續兩年後成千上萬人死去，這已成常態。

利沃夫每天都有戰爭死亡者的葬禮。棺材首先送到聖伯多祿和保羅加里森教堂。2022年2月，我在那裏目睹俄羅斯入侵後的第一批葬禮。當時，這場戰爭就像是國家存亡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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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城市還是二戰以來歐洲最大難民危機的發生地。

過千萬烏克蘭人背井離鄉，利沃夫車站擠滿了西逃的難民。每一列來自布查（Bucha）和馬里烏波爾（Mariupol）等地的難民列車上，都載滿戰爭暴行的故事。

這些故事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人們爭相登上火車，老弱病殘被輪椅抬上擁擠的階梯登上月台。

小孩哭聲、車站廣播聲、火車進出的汽笛聲此起彼伏，空襲警報也時刻提醒著人們，死亡隨時都會降臨。

現在回到這裏，車站已經對戰爭習慣了。五號月台上的難民人群早已消失，志願醫護、乘務員、廚師和音樂家的大軍也不復存在，他們的善意曾經減輕了許多人的恐懼。

如今，年輕的男男女女在寒風和陰影中等車，前往東部戰場。還有一些家庭從外國歸來，探望仍然生活在烏克蘭的親人。

兩年過去，戰爭已成為利沃夫車站難以抹去的時代特徵。人們疲憊不堪，到處都是生離死別的故事。

娜塔莎·安巴羅娃（Natasha Ambarova）也有自己的故事。她是醫生，在車站運營一家急診室。

我們是在難民危機最嚴峻的時候見面的，當時她指揮著由醫護和志願者組成的團隊，在漫長而擁擠的走廊裏奔波救援。

在這期間，她還處理家庭危機：娜塔莎是俄羅斯人，她在莫斯科的兄弟姐妹支持普京的戰爭。她與俄羅斯家人已經斷絕聯繫。

「這些人對我來說已經沒有關係。他們永遠不會說『不』，會像奴隸一樣保持沉默。」

娜塔莎在利沃夫大學教授醫學，她知道學生可能會被徵召入伍。該校已有多名教職員工喪生。

她自己對俄羅斯的情緒也變得更加強烈。她描述了城市遭受空襲的情況，以及她的孩子如何被爆炸炸斷鉸鏈的門而驚醒。

如今，這位醫生，這位有11歲兒子和2歲女兒的母親，想要戰鬥。這位醫者想要成為狙擊手。

「我喜歡用不同的武器射擊。我想成為一個出色的狙擊手，」她說。

我問她，以救人為己任的人對於要殺人有何感想時，她回答說：「這是我的戰爭……為了孩子們的安全，我可以殺死任何人。這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我為我的土地而戰。」

戰爭以多種方式影響著烏克蘭人的心理。在經歷了這麼多苦難之後，創傷無處不在，並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

但兩年前到處可見的良善並未被抹去。

在開往基輔的列車上，我遇到一位身材矮小、面露笑容的男子。

沃洛德梅爾·莫伊謝（Volodymyr Moisei）因為幾年前的車禍斷了一隻手臂，他在軍隊中的角色是牧師，也擔當禮物派送者，為前線地區的兒童送上禮物和食物。

在俄羅斯全面入侵之前，他和太太已開始收養問題兒童——之前是那些來自破碎家庭的孩子，現在則是因戰爭流離失所的小孩。

戰爭爆發後，他以前收養的一個孩子安德烈（Andriy）想回到家鄉照顧母親，他母親是個酒鬼，和他關係一直不好。

沃洛迪米爾給我看一張黑白照片，是安德烈在戰前一次家庭聚餐上拍的。普京的最強盟友卡德羅夫（Ramzan Kadyrov）指揮的車臣部隊佔領了這個村莊。

「（雖然她酗酒）但她仍然是他的母親。為了阻止車臣人，也就是卡德羅夫的人進入村莊，他在村內建立了一支小型民兵隊伍。不幸的是，一段時間後被他們發現了。他們開槍打死了他，把他扔進田裏。」

沃洛迪米爾通常會向南跋涉816公里到克里維裏赫（Kryvyi Rih），然後與他的朋友奧列克桑德爾（Oleksandr）再經過三個小時的車程到赫爾松（Kherson），這是 2022年11月從俄羅斯人手中奪回的城市。他們一起在前線村莊分發禮物。

在BBC攝影師陪同下，他們在鄉間一個寒風凜冽的汽車站停下，那裏聚集了約20位母親和兒童。

這裏隨時會被俄羅斯炮擊，戰爭隨時爆發。但人們仍然堅守家園。如果你離開了，什麼時候回來？你還會回來嗎？

一位留守的母親拉瑞莎·史克利亞爾（Larysa Shkliar）和沃洛迪米爾還有奧列克桑德勒會面，她堅拒離開或送走自己的孩子。

她說：「有人制定法律規定我們必須疏散孩子，因為我們的村莊位於紅色區域。但當我問他們『如果我這樣做，你們會對我的孩子負責嗎？』他們說不。」

「我沒有撤離我的孩子。我是他們的母親，要對他們負責。當奧萊克桑德和沃洛迪米爾來到這裏，我們和孩子們都很高興。」

一個10歲左右的女孩萊拉（Lera Verizon）走過來。沃洛迪米爾遞給她一個包裹。她開始解釋俄羅斯人襲擊她學校時發生了什麼。

「我們遭到三次空襲。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很害怕。我姐姐所在房間的窗戶被炸飛了。」

說到最後一句話時，萊拉哭了起來。她轉過身投入母親奧拉（Ola）的懷抱，奧拉摸著她的頭安慰道：「小兔子，沒關係。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沃洛迪米爾要離開了，他天黑前還要去其他村莊，還有很多事情要辦。

他說：「你知道嗎，我早就不想了解這場戰爭了。它奪走了整個生活，甚至是生命的意義，它奪走了孩子所能經歷的最重要時光。」

隨著戰爭進入第三個年頭，這位溫和的牧師試圖給孩子一些正常的生活，一個「讓他們可以再次做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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