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金像獎影后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妮歌·潔曼 ）製作並主演的美國電視劇《外籍人士》（Expats），近日透過亞馬遜串流媒體平台「Amazon Prime Video」獨家在全球播放。但這部以香港為主題的劇集，該平台卻屏蔽了香港訂閲者，該劇集無法在香港「上架」收看的消息，立即引發全港議論。

許多批評認為，劇集背景設在2014年，並重現當年香港爆發「雨傘運動」的示威場景等，因此引發亞馬遜平台的「自我審查」，決定封鎖該劇在香港地區使用者的權限。

面對各大媒體詢問此事，亞馬遜公司迄今仍無回應。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則回應港媒稱，香港《電影檢查條例》現實只規管電影上映，法例不適用在串流或互聯網平台，不評論個別商業機構的營運安排。

無論如何，亞馬遜平台未能讓香港影迷觀看一套影集，意外引發全港熱議。尤其是香港政府宣佈啟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公眾諮詢，特首李家超誓言管制「危害香港社會」的言論及行為，引發全球關注香港民主何去何從的問題。

日後外資及本地影視從業者如何與相關法律斡旋，避免「踩到紅線」，還有該套影集有關經濟移民或「外籍人士」是否如實被呈現，以及該劇刻畫的人物形象是否陷入刻板印象等議題，也引發熱烈的討論。

BBC中文整理了這套影集在香港引發的各種爭議話題，以及背後反映的複雜政治及文化因素。

串流平台「自我審查」？

事實上，這套影集自開拍起，就一直在香港引發話題，延燒至今。

2021年7月，新冠疫情仍然在香港肆虐，香港政府以「專案處理」方式豁免妮可·基德曼與導演等人抵港需要隔離三周的防疫規定，並公開歡迎他們來港拍攝該影集，但此舉卻引發許多港人批評，認為這是提供特權給好萊塢人士。但是，港府當時捍衛有關決定，表示邀請國際紅星及劇組來港，有利推動香港觀光及全球能見度。

此次亞馬遜影集無法在香港「上架」，亦再次引發風波。

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對美媒「自由亞洲電台」表示，該會已向亞馬遜查詢相關問題但目前仍未得到回覆。他表示，亞馬遜應當是認為香港地區「沒有放映作品的市場價值」，或者是出於對有關《香港國安法》的「風險考慮」。

事實上，許多報導都指，自從2020年《香港國安法》施行後，港府對於有關政治或諷刺時事的藝術創作似乎變得越來越敏感。譬如，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後次年，港府又再次制定了一套法律，允許相關審查人員禁止放映他們認為「違反國家安全利益」的電影。

而且，儘管港府近日已公開表示國安法律不審核串流媒體的內容，但相關的法規似乎已經間接導致串流媒體「自我審查」。

譬如，2021年11月，另一個美國串流平台「迪士尼+」（Disney Plus）正式在香港推出服務時，觀眾發現該平台缺少了知名美國動畫《辛普森家庭》（The Simpsons）的某兩集節目，這兩集提到了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家庭旅遊及1989年，另一集則是提到中國的「強迫勞動」爭議。

之前，蘋果公司旗下的音樂平台「蘋果音樂」（Apple Music）在2019年被歌迷發現突然移除30年前張學友演唱的粵語歌《人間道》（即《倩女幽魂2》主題曲），也曾在當時引發熱議。有報導稱《人間道》歌詞被指影射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而遭蘋果下架。

這些疑似「自我審查」的例子，讓外界對於大型串連平台在香港是否還能自由製作或上映政治等敏感內容等等產生疑問。

美國哈佛大學伯克曼網際網路與社會研究中心（Berkman Klei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研究員毛向輝（Issac Mao）告訴BBC中文，其實這些跨國電子大平台，譬如TikTok（抖音海外版）或「網飛」（Netflix）內部都有審查中心，他們在發佈內容之前就有預先的審查（Pre-Censor）。「這比內容發佈後的審查更糟」，他說。

從事互聯網資源共享研究多年的毛向輝向BBC中文解釋，在跨國資本及政治雙重力量的控制下，大眾使用者及內容創造者很難與平台商有斡旋的空間。他舉例說，「大型」的內容創造者，譬如在TikTok或YouTube上廣受歡迎的網紅們，收入多半來自大平台。因此，比起小型的內容創造者或網紅，要擁有廣大訂閲者的網紅去杯葛這些大平台的內容審查，是很困難的。

但他強調，當然，在平台商背後，自然還有政治壓力或審查，持續造成寒蟬效應，讓各大平台對內容的自我審核更嚴苛。

關注互聯網正義及言論自由的民權團體「電子前線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主席吉莉安·約克（Jillian York）女士也告訴BBC中文，就香港這套影集的審查風波來說，她認為這可能像「Meta」這樣的公司（舊稱為Facebook公司），被批評會根據一些政府的要求刪除特定內容的原因相似。

但是，她強調「無論是由國家強制執行，還是由公司自我審查，這些審查很少會在一次實施後就停止審查。換言之，一旦這種封印被打破，更多的審查總是會一次次地到來」。

不過，毛向輝強調，以《外籍人士》為例，可以看到的是，媒體對此事的高度報導及關注，還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讓用戶知道並明白審查機制是如何影響創作自由及言論空間的。

他表示，目前全球許多獨立電子平台與用戶正在互相串連使用，創造共享的網路資源及空間，協助互聯網資源去中心化（de-centralize）仍然是很重要且有效的。

對香港影視業的影響

此套影集引發的審查風波，亦再次引發各界對於香港電影或有關香港的文化產品，如何在《香港國安法》及《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下生存下去的辯論。

譬如，政治紀錄片《時代革命》的香港導演周冠威本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說，以2019年香港示威為例，他觀察到，在主流電子平台上沒有任何一部紀錄當年示威的影片被選上放映。

他表示：「就當Netflix不一定是賣《時代革命》，但有這麼多的香港『反送中』紀錄片，Netflix是一套都沒有的。以我的認知與判斷，這是世界大事，是值得有一套紀錄片的，至少有一套。你看Netflix這麼多紀錄片，會不會有一齣可以考慮呢？自由文明的西方公司、甚至創作人，都有這樣的考量，這是可悲的。」

如何「安全地」拍攝香港的議題又不要犧牲自己的藝術主張，確實對《外籍人士》導演王子逸（Lulu Wang）提出了挑戰。她在本月接受BBC電台節目採訪時說，該片拍攝前後一直同法律團隊合作，確定哪些內容可以拍攝或播出，哪些會有風險。最終，劇中的抗議場景都是在加州洛杉磯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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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導，該劇集有邀請香港本地演員陳慧珊、柯煒林及岑樂怡出演，同時聘僱許多香港影視工作者參與製作。

王導演解釋，她確實擔憂該劇會對參與製作的香港同事造成安全影響，她因此需要以負責任的態度來拍攝敏感議題。但她向BBC強調，能夠正確地展現香港當年（2014）的特殊時刻，是十分重要的。

電影學者、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溫祺德（Kristof Van Den Troost）向BBC中文解釋，「令人遺憾的是，一部國際大製作，並聚焦香港的影集在香港本地無法觀看「。

不過，研究香港電影史及審查制度多年的溫祺德也指出，在1970年代之前，香港對電影實行相當嚴格的政治審查，之後審查情況逐漸變松，但直到1995年，即電影中的政治審查才從法律中被取消。

1970年代中期，香港影視中描繪警察腐敗或濫權的場景可能成為審查人員要求刪減或甚至禁止放映的原因，同樣，對香港社會陰暗面的聚焦也可能遭到審查。

溫祺德說，在政治審查方面，英國殖民時期的香港電影審查官主要將政治排除在電影之外，這意味著來自中國大陸，甚至台灣和美國的電影偶爾會被刪減或禁止上映，「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他們對帶有反殖民信息的電影也非常敏感。這些形式的審查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逐漸減少」。

溫祺德強調，在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和2021年修改電影審查條例之後，電影和其他文化領域的審查明顯增加。溫教授坦言，雖然很難量化，但根據電影界者的陳述及他的研究，自我審查在香港，確實比政府實際執行的審查更為廣泛。「然而，與中國大陸相比，我認為香港的電影審查仍然相對寬鬆」，他補充解釋道。

事實上，近年來，香港名導杜琪峰和影帝周潤發，都對香港電影業因為審查制度帶給電影工作者的挑戰表示憂慮。杜琪峰曾對香港媒體表示，「以前下架的電影，主要是因為票房唔收得，現在下架有太多因素。」

研究香港電影多年的溫祺德對BBC表示，在一個全球市場上，你的競爭對手通常不必應對太多的審查限制，這是一回事。但若有一個「沒有非常明確規定可行和不可行之分的審查制度，其實是最糟的，因為它產生了不可預測性，並且還培養了一種保守行事的態度，這通常妨礙了藝術家的創造力」。

「外籍人士」是誰？

在自我審查的質疑聲浪中，有關這部劇集的故事，以及它聚焦的外籍人士，特別是女性在香港的際遇幾乎要被淹沒。事實上，這本書改編自在港出生長大的美籍韓裔作者李倫京（Janice Y.K. Lee）的同名小說。原著在2016年出版，後來妮可·基德曼在讀過小說後，在2017年買下改編版權成為執行製作人，並邀請王子逸參與導演。

整套劇集因此以2014年的香港為背景，包括當年撼動全港的「雨傘運動」。故事主軸是以三位美國女性在香港的生活，各自面臨的婚姻，工作與友情上的種種困難及自我追尋展開。

但有些評論認為，這些外籍人士多半在香港有著經濟及種族的優勢，一些評論甚至批評，這套劇集是否仍在重覆一些富裕的西方人士在香港生活的「陳腔濫調」。

那麼真實的外籍人士在香港的生活又是如何呢？ 研究香港經濟移民多年的英國倫敦大學瑪麗女王學院（Queen Mary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社會學教授卡羅琳·諾爾斯（Caroline Knowles）向BBC中文表示，她訪問的外籍人士大多很喜歡住在香港，原因是這些人「擁有在其他地方做夢也想不到的特權，因為在其他地方僱用幫傭的費用要高得多，而且他們並沒有受到如此尊重的對待」。

諾爾斯告訴記者，而且，香港的特別之處在於為這些外籍人士（泛指經濟移民）提供了奢華生活，包括司機、工人姐姐、工作等全方位服務等等。「香港確實提供了許多他們在老家根本無法獲得或以同樣方式獲得的優勢和特權。」

而且，「香港的獨特之處在於它的異國情調——他們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一個他們在社交和語言上都難以理解的地方，因為許多人除了幾句問候之外甚至不試著學習當地語言。」

諾爾斯教授認為，對這些外籍人士來說香港賦予了帝國特權和種族政治的痕跡，是大英帝國去殖民化的最後一塊地方。某種程度上，「香港是一個可以讓他們恢復白人失去的特權的地方。」

正如《外籍人士》描繪的的優勢生活，諾斯教授解釋說，有時候他們的生活以老套的方式被性別化，譬如許多女性有時會放棄高薪工作，留在家裏經營家庭，「在泳池邊閒逛，去喝個下午茶」。

她指出：「這些人在港的生活往往蠻容易想像，很『公式化』，因為作為外國人缺乏了解香港文化和語言能力，甚至無法了解當地人的生活。但與留在老『家』的親友相比，他們卻有點自鳴得意（a bit smug），認為自己是國際化的、經常旅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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