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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1月29日上午09:00
本月早些時候，中國國家統計局透露稱，2023年末中國人口為14.0967億人，較前一年減少208萬人。
這不是近年來中國人口第一次萎縮。2022年人口同比減少85萬人，為1960年代大饑荒以來首次負增長。
2023年萎縮幅度進一步擴大到208萬，引起廣泛關注，背後原因一方面是出生人口進一步減少至902萬人（比2022年少54萬人），死亡人口進一步增加至1110萬人（比2022年多69萬）。
但出生人口快速減少引發諸多討論，比如人口會繼續加速萎縮嗎？經濟後果如何？該怎樣挽救生育率？對於這些問題，BBC中文採訪專家，深入分析。
如果把時間線拉的更長一些，這種下降趨勢幾乎是斷崖式的——僅僅過去了7年，中國年出生人數減少超過一半——2016年出生了1883萬人，而2023年僅為902萬。
「這並不令人驚訝。」香港科技大學人口政策專家貝斯圖（Stuart Gietel-Basten）表示，中國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因此人口停止增長並開始下降是必然的。
貝斯圖認為，現在已經進入停滯或下降軌道，今年只是「新時代」的第二年而已。
但這並不意味中國人口會只降不升。
經濟學人智庫（EIU）首席中國經濟學家蘇月向BBC中文分析，新生兒持續減少是新冠疫情所造成的，疫情對出生率和死亡率都產生了影響。鑒於今年出生的嬰兒中有近三分之二是在 2022 年受孕的。因此該機構預計，在被壓抑的需求推動下，2024 年的新生兒出生率將有所回升。這有可能再次推動人口正增長。
「在 2024 年和可能的 2025 年出現短暫反彈後，由於育齡婦女人數減少和生育率下降，預計新生兒數量將回到之前的下降趨勢。」蘇月表示，雖然我們預計中國不會面臨類似韓國的「嬰兒危機」，但要保持穩定的、儘管較低的生育率（與日本相當），對中國來說將是一個挑戰。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高級研究員易富賢向BBC中文表示，由於放棄新冠清零政策，2023年前三季度結婚人數增長了4.5%，加上2024年是龍年，預計中國官方的出生人口數據在2024年會達到930萬左右，但2025年的出生人數則將大幅下降 。
長期來看，對中國人口的預測還是下降的。
聯合國在《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報告中預測，中國生育率將從2023年的1.19上升到2050年的1.39、2100年的1.48，（低於2.1 的生育更替水平），總人口將在2100年降至7.67億。
回溯過去，中國人口佔比也在下降，歷史上中國人口長期佔全球的三分之一，1820年佔37%，1950-1980年穩定在22%，但是2023年只佔17%。而按照聯合國的預測，從2023-2100年，中國總人口降幅最大，佔全球比例從17%下降到6.1%，而且是唯一大幅下降的人口大國。
此次公布的數據顯示，從年齡構成上看，16歲至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佔比從2022年的62%降至61.3%，60歲及以上人口佔比則從19.8%升至21.1%，老齡化趨勢進一步凸顯。
老齡化就像一個經濟體的慢性病，幹活的青壯年佔比越來越小，需要全社會供養的老年人佔比越來越多，造成養老金缺口擴大，社會負擔沉重，那麼年輕人自己生活已經不容易，就更不願意生孩子，再加上老年人相對不願消費，經濟活力減弱，社會陷入惡性循環。
評級機構穆迪在發給BBC中文的郵件中表示，預計中國的實際GDP增長率將從 2014-23 年間的平均 6.0% 放緩至2024年和2025年的4.0%；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萎縮等一系列結構性因素，以及房地產壓力和生產率增長緩慢，將推動潛在增長率進一步下降，到2030年降至 3.5% 左右。
易富賢則更為悲觀，他認為，2023年的出生只是1990年的三分之一，意味著中國的製造業將快速衰落。兒童佔比與居民消費率正相關；2023年的出生遠低於預期，意味著內需將持續低迷，經濟和就業不得不繼續依賴出口，急需改善對外關係。
「超乎預期的快速老齡化和勞動力萎縮，意味著中國經濟下行並非週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不可逆的，中國將無力構建『國際新秩序』。」
但也專家表示，中國有時間和資源來管理勞動力的轉型。貝斯圖教授認為，中國與其他去工業化、轉向服務業的國家並無不同。人口的教育程度和技能越來越高，身體也越來越健康，他們希望從事其他工作，而不是在工廠或建築業工作。
「政府意識到了這一點，並在過去十年中對此進行了規劃，因此預計這種發展方向將繼續下去。」貝圖斯稱。
中國多年來的人口趨勢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備受爭議的「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該政策於1979年左右推出，旨在減緩人口增長。
違反規定的家庭被罰款，一些人還失去了工作，或被強制引產。由於一些地方存在「重男輕女」的思想，該政策還導致了性別比例失衡。
2016年，中國廢除了「獨生子女」政策，允許夫婦生育兩個孩子。2021年，當局將限制放寬到「三孩」。
近年來，中央和地方政府還提供了稅收優惠、更好的孕產婦保健措施和其他激勵政策，試圖扭轉出生率的快速下跌。
例如，湖南長沙就發佈新政，對生育三個及以上子女的家庭，每孩可享受一次性育兒補貼1萬元人民幣（1480美元）。
為推動年輕人結婚，一些地方政府還組織相親活動，中國最高法院還出面，試圖遏制高價彩禮。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二十大」上更將這一問題列為優先事項，承諾「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
但這些措施並沒有導致出生率的顯著增長。一些專家表示，這是因為在政府的「催生」政策之外，育兒負擔依然嚴重。例如，女性依然很難兼顧育兒和工作，良好的育兒資源比如說幼稚園和托兒所也不足。
蘇月認為，如果沒有有效的政策應對措施，比如以家庭為重點的財政轉移支付、改善女性勞動力的工作條件、提高外來務工人員的社會福利覆蓋率等，中國要複製日本的穩定生育率將面臨挑戰。解決青年失業問題同樣至關重要，因為青年失業會導致晚婚晚育。
日本長期被「少子化」困擾，但在一些地區也做了新政策的嘗試，比如小鎮奈義町，在過去九年間，這裏的出生率實現了翻倍增長，從每名育齡女性平均生育1.4名子女增長到2.8名，這得益於一個覆蓋範圍廣、對家庭友好的政策計劃。
在當地，每個家庭不僅可以得到生育獎金和育兒津貼，送小孩進托兒所的開銷也是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已。不過，雖然奈義町的成功令人驚嘆，但它只是一個鄉村小鎮。
在東亞其他地區，殘酷的職場文化使得母親或父親們很難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實現平衡。
韓國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作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為了鼓勵家庭生育，該國已支出超過1300億美元。其中一些項目是比較容易想到的，比如免費幼托、房屋福利或對試管嬰兒項目的支持。還有一些更有創意，比如向公務員提供假期，以便他們回家生小孩。然而，其中似乎無一奏效。
「在韓國我們有合法工作時長，產假和陪產假也很充足，」首爾大學研究該地區生育問題的助理教授金惠媛（音譯）表示。「但使用率卻很低，尤其是陪產假。這其實是執行層面的問題。」
在中文互聯網上，類似的吐槽廣泛存在，比如打工者「996」的殘酷模式下，想休陪產假和育兒假成了一個笑話。
人口經濟學家梁建章則撰文建議，如果中國每年拿出GDP4% (5萬億)，分攤到每個家庭，可以讓二孩家庭，從孩子出生到成年，總共獲得100多萬的生育福利，100萬聽起來很多，但是就是一個家庭的直接經濟負擔，把一個孩子撫養到18歲，全國家庭平均的養育成本是50萬元左右，而大城市家庭的養育成本約需要100萬元。
低生育率是經濟發展後各國面臨的普遍問題，隨著經濟繁榮、城市化程度提升、養育成本升高、人們對個人生活質量和個人價值實現等觀念變化，都會帶來生育率降低，生育率降低實際上也是社會發展進步的標誌。
確實在東亞國家尤為嚴重，尤其是東亞儒家文化圈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背後的原因多種多樣，包括城市人口密度高；重視教育導致養育成本高、婚育年齡大；以及非婚生子比例低等。
但易富賢認為，中國大陸在這些共性之上，還受到實施近半個世紀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他稱其為，「建立在數據沙灘上的獨生子女政策」。
易富賢認為，中國幾十年來的人口政策全建立在錯誤預測基礎上，比如1980年，宋健等人預測中國人口將在2080年達42.6億，「嚇得決策層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實際上，中國生育率在1991年就開始低於更替水平，早該停止計劃生育。
他指責，本世紀前20年，中國的人口學家們在單獨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的預測，使得決策層在放開生育限制上過於保守。
比如，2012年蔡昉等17位頂級人口學家在《人口形式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一書中，反對實行全面二孩政策，因為預測生育率會超過4.4（即每年出生4700多萬）；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等人的《實施全面兩孩政策人口變動測算研究》一書，（易認為這是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理論依據），他們預測生育率將在2018年達2.09的峰值，到2023年還有1.75，即2018年、2023年將出生2189萬、1550萬人。
數據也印證了，上述預測跟實際數據相去甚遠，"遲來"的二孩、三孩政策實際效果有限——
這一過程大大超過預期。官方智庫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在2019年初發佈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指出，中國人口會在10年後（2029年）到達最高峰水平，之後出現負增長。然而這一過程，比官方預測提前7年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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