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在北京工作的包女士在朋友的建議下找到當地一家留學諮詢公司，遞交了去香港都會大學讀MBA項目的留學申請，從此便開啟了她中年碩士的香港之旅。

包女士今年40歲，畢業於中國大陸的一所「雙非」大學（即非「985」、「211」名錄中的大學），原來在北京的一家互聯網公司從事渠道管理工作。在中介的幫助下，她2022年成功入讀都會大學，並於翌年畢業。

伴隨著中國新冠疫情管控政策的全面放開和香港各種引才計劃的推出，越來越多像包女士一樣的大陸中年人士通過高才和赴港讀書的方式來港生活就業，並在小紅書、知乎、微博等社交媒體上引起廣泛的討論。許多申請者在網絡上分享著自己新來港的感受以及經驗。

和來港唸書的青年學生不同的是，他們有的拖家帶口，有的已處於職業生涯中期，甚至有明確的創業方向和啟動資本……但他們的「港漂」生活也遇到了諸如語言、簽證等挑戰。

但這一人群已被視為香港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副院長莊太量接受BBC中文記者訪問時指，子女教育是很多人才來港的目的，如果新來港人才可以帶著子女一起赴港，可以幫助解決老齡化問題，其意義甚至比人才本身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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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教育是我考慮的首要原因」

包女士在2023年6月臨近畢業的時候才將自己的女兒接來香港讀書，而包女士的愛人則留守北京繼續他原來的工作。

由於包女士夫婦都沒有北京戶籍，根據當地的政策，她無法讓自己的孩子在北京參加高考，只能回到戶籍所在地。

「我原來並不知道香港和內地教育的差異，」包女士說，「但是通過我和孩子在香港一起生活和學習，我可以讓孩子在未來有更多的選擇，體驗各種不同的文化，在當下給孩子最好的體驗。」

包女士坦言，讓孩子來香港接受教育除了更好的環境也是為了讓孩子逃離內卷。「在北京的教育環境下，如果讓我的孩子去拼成績拼高考上『985』這個等級的名校，我看不到什麼希望。」

根據精英考試網的資料，2023年中國「985」大學平均錄取率為1.62%，錄取率最高的地區上海也僅有6.17%。

很多像包女士一樣有中國大陸背景的港漂父母會將香港的八所公立大學（即「八大」）作為子女就學的目標。香港考評局公布的資料顯示，2023年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試（DSE）考試的人數為50823人。與此同時香港「八大」每年可提供的學位約為15000個，錄取率為29.5%，遠高於大陸「985」大學。

包女士說，她的女兒在香港讀小學六年級，來到香港後非常適應香港的學習生活，現階段她希望女兒可以在香港接受教育，直到完成學士學位後再另作打算。

莊太量教授受訪時指出，香港一直以來都是自由進出的移民城市，這也是香港不斷發展的重要原因。子女教育是很多人才來港的目的，如果新來港人才可以帶著子女一起赴港，可以幫助解決老齡化問題，其意義甚至比人才本身更大。

根據香港統計局2023年年中數據顯示，香港60歲以上人口數量佔總人口的30.5%，較2022年底增加了0.7%，而0-14歲人口僅佔總數的10.2%，較2022年底減少了0.1%。

莊太量指，從人口金字塔看香港的年齡結構是失衡的，人才帶小孩來港可以增加人口的流動性，對香港一定是一件好事。

續簽IANG有點難

2020年香港立法會發表的全球爭奪人才《研究簡報》顯示，2010至2019年，獲批的中國大陸人才中，有12%在香港工作、居住滿7年成為香港永久居民，而根據高才通協會接受媒體訪問時估計，只有不到20%的獲批者最終來港定居。

對於中年人士來說，他們要面對比年輕人更多的挑戰：年齡、語言、穩定性以及來自家庭的壓力，都有可能成為他們留在香港的障礙。

2023年包小姐港碩畢業後，便在香港開始自己的創業項目——她一邊在灣仔經營著一家移民諮詢公司來幫助更多大陸人赴港工作生活，一邊運營自己的小紅書賬號，分享自己在香港的體驗和感受。

但是如何續簽自己的IANG簽證（指香港高校的非香港本地畢業生留港簽證，通常在畢業後可無條件留港24個月）的問題最近始終困擾著她。「我的生意目前還處於起步階段，大多數是通過熟人介紹。雖然兩年的IANG的簽證時間比原來更充裕，但是現時政府對於創業公司的門檻過高，害怕自己無法達到相應的標凖。」

記者向入境處電郵詢問有關使用IANG簽證自己開辦公司留港續簽的標凖時，收到回復要提供相關業務文件，但並未說明自僱續簽的具體要求。

包小姐感覺，對於創業公司續簽IANG的具體標凖和自僱人士是否可以通過IANG續簽留港，相關政策尚未明確。

「對於我們這些中年人來說，我們的資源和積累更多的在內地，即使我們有很好的商業計劃，工作經驗和人脈，我們也很難在香港找到用武之地。」包小姐說。

包小姐希望政府可以出台一些政策，幫助更多像她一樣的中年港碩順利拿到香港身份。

在香港找工作難嗎？

包女士指，自己在創業之餘也會看一些跟自己原來工作相關的工作機會，但是由於香港的特殊壞境，語言成為最困擾她的問題。

「我是北方人，廣東話對於我來說是一個難關，」包小姐說。

同樣，中年辭職的向先生在高才通獲批後，也面臨著在香港找工作的問題。向先生今年33歲，本科和碩士都在悉尼學習商科的相關專業，原來在杭州的國企從事貿易內勤的工作。本以為在以商業著稱的香港可以找到心儀的工作，但也面臨類似困難。

「為最大的困難是語言問題，」向先生說，「雖然我是廣東人，但我只會基本的廣東話，有時我不知道某個工作崗位對於廣東話的要求具體是什麼樣的。」

向先生指，很多崗位都說需要流利的廣東話，但具體「流利」的標凖對指具備基本聽說能力的他來說，還是不夠清晰。

其次，向先生認為，香港的工作機可能相比他原來國企的工作不夠穩定。

「我今年已經33歲，我擔心後續在香港找到工作後會經歷裁員和公司經營的問題，這也是我現在考慮的一個主要的方面，」向先生說。

向先生指，因為辭職來香港的時間過長，家裏對他的壓力很大，他希望可以盡快找到一份心儀的工作，否則他會更多嘗試在老家珠海的工作崗位。

對於這樣的情況，莊太量教授表示，雖然香港的人才政策已經放寬很多，但也需要通過市場機制去篩選人才。適應香港生活的人才就留下，如果不合適也要尊重個人的發展和意願。

「20%已經不算是很低的數字，每年可能有7-8萬人通過不同計劃獲批簽證，就算最後只有1-2萬人留港，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數字。」莊教授說。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師阮穎嫻博士接受BBC中文記者電話訪問時則指出，找工作難的問題可能跟崗位的錯配有關，從事金融相關行業的人才在香港更容易找到工作。引進人才的種類不同，要視具體情況，不能一概而論。

對於留港率低的問題，阮穎嫻指，倫敦和紐約這樣的城市不會在乎人才最後是否成為本地市民，香港也是同樣，只要保證人才的流動性，最後是否留港並不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莊教授指出，香港需要發展更多的高科技產業和其它產業，以減少人才錯配的問題。政府也可以提供相應的支持來幫助解決高才通獲批者來港後語言和孤獨的問題。

阮穎嫻認為，雖然因為複雜的國際環境，香港正在失去一些吸引人才的優勢，但是最終這樣的情況會否傳遞負面的信號，還要取決於最後市場和經濟活動的反應。

（圖片除署名外均為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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