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已經不再有『紅線』了。」一名30多歲的人文學科教授說道。

「如果他們想對付你，一切都可以成為借口。」這名出於後果考慮而要求匿名的教授說道。

他說，他的噩夢是被北京支持的媒體點名攻擊，這可能會讓他丟掉工作，甚至失去自由。

這種恐懼席捲了香港的大學和學術界，它們曾一度吸引著頂尖人才。這座城市距離中國大陸很近，但以往又足夠遠，在學術自由之下可以容納先進的教室、世界一流的圖書館和檔案館，即便是中國相關的研究。

但一些學者和學生告訴BBC，情況已今非昔比。他們中的許多人出於擔憂而選擇匿名。

在2021/22學年，超過360名學者離開了香港八所公立大學。根據官方數據，流失率達到7.4%，是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到中國統治以來的最高水平。自2019年以來，外國學生入學人數下降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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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存在的自由氛圍已經一去不復返，人們憂心忡忡。」香港都會大學政治學學者史蒂芬·奧特曼（Stephan Ortmann）說。他稱，許多同事已經離開，留下來的人也很警惕——他聽說有些老師從課程中刪除了所有與香港和中國相關的材料。

學者們表示，「自我審查」始於2020年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這部範圍寬泛的法律針對任何被視為是分裂主義或顛覆行為，使當局能夠針對活動人士和普通公民採取行動。

北京表示，在2019年大規模反政府抗議活動之後，北京推動通過的這項法律使香港「由亂到治」。但它也改變了這座曾充滿活力的城市。過去，幾乎每個周末香港都會有大大小小的抗議活動，但現在公開表達異議已變得難以想象。

公共圖書館裏宣揚當局所稱的「不良意識形態」的書籍已被清理，各種電影也以國家安全名義而受到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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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民主活動人士被禁止參加上周末舉行的僅限「愛國者」參選的區議會選舉。最知名的一些民主人士——其中一些人亦是學者——不是身陷囹圄就是流亡海外。

「感覺很不一樣」

在香港中文大學位於山坡上的龐大校園入口處，七名安保人員守衛著一個崗亭，進出的教師、學生和訪客必須表明自己的身份。

這項安檢措施於2021年推出。就在那一年，兩家有影響力的民主派媒體《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以及數十個人權組織和工會被關閉。

「感覺很不一樣。」當天前往中大校園的一名校友說道。

2019年的中大曾是一個戰場。身穿的黑衣抗議者和防暴警察互擲汽油彈、磚頭、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現在，這裏已沒有任何異議的痕跡。

曾貼滿支持民主的海報和字句的民主牆現在已空空如也，並設置了圍欄。

為紀念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鎮壓中遇難的數千人而建立的民主女神像已不復存在。它於2021年平安夜當天被移走。

「我和朋友們肯定會有一種無力感。」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大學生說。「我選擇學習社會科學，部分原因就是社會運動……我想學到更多，做出更多貢獻。但現在能做的事情越來越少了。」

他已開始避開潛在的敏感課程，如有關中國政治和歷史的課程。儘管大學保證保護學生隱私，他還擔心自己寫的研究論文可能會被洩露。他的擔憂並非沒有根據，因為香港現在設有熱線，人們可以舉報他人違反國安法。

他不確定這座他稱之為家的城市會給他帶來怎樣的未來。他認識一些朋友，他們在入學一年後就放棄了大學學業，並與其他14萬香港人一起持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簽證移居英國，該簽證允許他們在英生活和工作。他表示，還有一些人計劃很快離開。

「香港曾處於成為西方以外的卓越學術中心的上升軌道上。」一名2020年後離開香港的中國問題專家說。「令人心碎的是，二十年的進步被（國安法）一手打破。」

2011年來港的奧特曼博士對香港失去中國問題學術研究中心地位也感到失望。他說：「它提供了無與倫比的獲取大量資源的渠道。隨著這些渠道消失，它肯定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他說，即便是中國問題專家的身份也會成為被審視的目標。「我的一位同事是一名中國問題學者，從中國大陸抵港時，在邊境被關了大約四個小時。」

「他們不喜歡我們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但在2019年後，他們對我們採取了行動。」兩年前離開香港的一位人文學者說道。當時儘管有不同同行的推薦，他仍被拒取得終身教職，即學術界的永久工作。

一位社會科學老師說，來自海外的教授和學者的求職申請已經枯竭，甚至連聘請研究助理都變得困難。

現在，香港很少有人文或社會科學專業招收博士生，而攻讀博士學位的學生完成學業的機會也越來越少。

「我能教什麼？」

歷史學家、八九學運參與者何曉清於2019年7月來香港執教，當時正值抗議活動爆發的最初幾個月。她知道這可能有風險，但她還是抓住了機會。

對於這位中國廣州出生長大的學者來說，香港是1989年天安門民運的燈塔。她是看著港劇長大的，並目睹香港記者如何報道1989年天安門廣場內外發生的事情。

今年10月，她發現自己的香港簽證續簽申請在長達一年的等待後被拒。幾天后，她被僱主香港中大解僱。

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何教授的簽證被拒是常規程序的一部分，該程序用於篩出那些可能「導致安全和犯罪風險」的人士。

「我只是為這座城市和人民感到悲傷。」她說。「這將產生嚴重、更廣泛的影響……人們會問，『我還能繼續在香港從事學術工作嗎？我能教什麼？』」

她說，由於中國大陸禁止任何有關1989年學運和血腥鎮壓的公眾討論，即便是互聯網也沒有留下那個重大時刻的痕跡，她的過程相當「孤獨」。

但這只會加深她與香港的聯繫：「我知道，無論如何，每年6月4日，都會有成千上萬的人去維多利亞公園。他們一起舉著這些蠟燭，告訴世界我們還在這裏。我們依然關心，我們依然記得。」

香港一直以來都在舉行規模最大的六四燭光晚會，但在2019年舉行了最後一次後就被禁止了。

何教授表示，她在中大"盡可能低調"，但她沒有審查自己的課堂。

「我拒絕用『有爭議』或『敏感』來形容我正在做的事情。我的基本責任是傳授歷史真相和普世價值。」她每周都會與學生們共進晚餐，讓他們談論城市裏發生的事情。

「即使我們生活在恐懼之中，我們也能夠互相支持。」

在今年二月，在香港的中國國有報章《文匯報》稱她為西方代理人。

作為一名政治流亡問題專家，她認為自己對這種經歷足夠了解。「我以為我非常理解它，但當我不得不只攜帶一個行李箱和所有衣服，從一間Airbnb（民宿）搬到另一間時，我開始覺得我實際上並不理解。」

不過，海內外香港人的溫暖和支持讓她感到慰藉。

「將會有一段黑暗的時期。但只有當自己的人民放棄時，公民社會才會消亡。我們不應該放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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