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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11日上午03:00
流亡美國的中國著名異議人士高耀潔醫生，於當地時間12月10日在紐約的家中逝世，享年95歲。她因揭發90年代中國河南賣血和「血漿經濟」導致艾滋病（愛滋病）蔓延，而被譽為「中國民間防艾滋病第一人」。
高耀潔的友人向BBC證實了她的死訊，並表示她「在家中自然離世」。《紐約時報》也報道，高耀潔在紐約曼哈頓上城的家中逝世。
上世紀九十年代，本是退休婦產科醫生的高耀潔在一次會診時遇到艾滋病病例，繼而發現了河南存在因輸血感染艾滋病的現象。從此她自發走上艾滋病防治與救助工作，力圖推動當局重視中國艾滋病蔓延的真實情況。
她的揭露使得河南「血漿經濟」給當地農民帶來的悲劇公之於眾，令「艾滋村」的情況為中外更多人知曉。這給她帶來了國際社會的褒獎和中國官方一定程度上的肯定，但也招致了地方當局的報復。
由於在河南的工作屢屢受阻且人身自由多次遭到干擾。2009年，為保護和記錄她所了解的中國艾滋病疫情及病人資料，她以82歲高齡出走美國，此後一直孤身定居紐約。
高耀潔曾於2013年在BBC「巾幗百名」（100 Women）系列報道中表示，自己選擇在「風燭殘年」的年紀隻身出走，只是為把艾滋病疫情的資料留下來，傳給後人。
根據其回憶錄《高潔的靈魂》描述，高耀潔第一次接觸到艾滋病患者是在1996年。那一年4月7日，本是河南中醫學院退休教授的她受邀在一座醫院會診時遇到了一名症狀罕見的女患者，經檢查後，高耀潔懷疑這名病人感染了艾滋病毒。
當時中國的宣傳資料稱，艾滋病病毒經毒品注射及性接觸傳播。這名病人的愛人及子女經檢查後結果都呈陰性，而病人曾經接受過輸血，高耀潔才意識到，病毒源頭可能在在輸血。
後來的情況證實了她的判斷。
事後證明，這名女患者只是河南甚至中國「血漿經濟」造成的悲劇之一。自上世紀80年代起後期起，在官方獻血指標和來自醫藥公司的市場需求下，河南等地方農村發展出賣血產業鏈，農民通過賣血得到經濟收入，而賣出的血則用於供應醫院血庫，以及醫藥公司生產血液製品。
然而由於採血的技術與管理漏洞，許多農村血站的血液製品在經艾滋病毒攜帶者獻血賣血後受到污染，導致更多健康的獻血者、被供血者及無辜民眾感染艾滋病病毒，許多地方還也出現有眾多村民感染的「艾滋村」。
在高耀潔之前，已有王淑平、桂希恩等中國醫生提出過河南「血漿經濟」中艾滋病的傳播和農民受到的影響。
「艾滋病經血庫的血液傳播，意味著巨大的災難，」《高潔的靈魂》中寫道。
「從那時起轉變了我對中國艾滋病傳播途徑的看法，觸動了我的勇氣，促使我走上了艱難而坎坷的『防艾』道路，」她稱。
由於地方官員的隱瞞，河南艾滋病感染情況一直不透明，在高耀潔等人髮現隱患後，仍有更多獻血賣血者不斷受到感染。
「當時政府宣傳說是艾滋病傳播途徑主要是性和吸毒，沒人說是輸血引起的，但其實比起前兩個因素，後面這個更恐怖。當時可能有人發現，但是沒有人說出來，」《煙雨任平生——高耀潔晚年口述》一書作者林世鈺表示。高耀潔抵達美國後林世鈺常年照料她，陪伴她在美國的最後一段時光。
「高奶奶了不起的地方就在這，她發現了輸血這個傳染艾滋病的主要源頭，揭露出來了。」
在意識到問題嚴重性後，高耀潔開始自發進行艾滋病防治宣傳工作。
「我意識到艾滋病疫情的嚴重性，特別是廣大民眾對預防艾滋病知識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漠不關心。更可怕的是，某些宣傳內容與我國艾滋病來源、流行、蔓延實況不符合，使我不得不自費編寫艾滋病真情的『書籍』和防艾『資料』進行宣傳，」高耀潔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
她主動走入有艾滋病例出現的農村地區，探訪疫情實情。她記錄下病人的信息，並在當地發放預防艾滋病的資料，同時向群眾講授衛生科普課堂，據她回憶錄中記述，每年授課三十至七十多場。
一些中國媒體開始關注艾滋病防治以及河南農民的患病情況，但大多因「影響河南形象」遭到河南政府阻攔。高耀潔也曾試圖將河南疫情向上級反映，但無疾而終，最終她決心將真實情況公之於眾。
2000年10月28日，《紐約時報》在頭版刊登河南「艾滋村」問題報道，震驚世界。
「在高耀潔向河南省政府反映血站導致艾滋病傳播的問題無果後，她將這件事情透露給了一名《紐約時報》駐北京的記者……在頭版登出後，這個事情成為了一個國際醜聞，促使中國政府對此採取行動，」幫助高耀潔在紐約安頓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表示。
2001年8月，中國衛生部首次公布「艾滋村」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疫情。根據中國媒體《三聯生活周刊》報道，該地區3710人中有43%左右的賣血者感染艾滋病毒，而根據村民統計，在有800名人口的文樓自然村，90%的青壯年常年賣血，在這群300多人的群體中只有大約5人倖免於感染艾滋病毒。
2004年，河南省首次在全省範圍內進行「拉網式」艾滋病大普查。河南省政府稱，全省範圍內既往有償供血人員達28萬，其中該次檢測出艾滋病感染者2.5萬。
直到今天，研究者仍認為中國的艾滋病感染情況沒有徹底摸清，沒有人能說清楚「血漿經濟」下到底有多少人感染艾滋病毒。
但高耀潔對中國艾滋病防治的貢獻獲得中國海內外的廣泛認可。她曾獲得全球健康理事會頒發的「喬納森·曼森健康與人權獎」等多項國際獎項，包括2003年中國中央電視台「感動中國」年度人物等來自中國官方的認可。
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曾向她「獨自在中國鄉村推行HIV教育的工作」表示致意。已故的前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在2004年擔任河南省委書記時同她會見。前國務院副總理吳儀也在2003年要求與她單獨進行會談。
據林世鈺表示，高耀潔累計獲得的各類獎項獎金超過100萬元人民幣，她將這些錢均用於印製艾滋病宣傳材料，以及救助艾滋病病患及孤兒的問題上，許多病人上門向她求助買藥、生活花費，她從不吝錢財。
她尤其看重幫助艾滋病患死後留下的「艾滋孤兒」。她將自己講座、稿費及問診費用寄給這些兒童，並竭盡所能幫助提高社會對他們的接受度。在中國社會仍普遍「聞艾色變」的2002年，她帶領三個「艾滋孤兒」到自己家過年。
「她是一個特別有大愛的人。」林世鈺表示，高耀潔從不將獎金花在自己身上，「有家人曾勸她那這些錢買房，但她表示不能那麼做」。
自1996年至她流亡之前，高耀潔多年來走進一百多個「艾滋村」，堅持用這種最直接的方式摸清艾滋病患者群體的情況。根據中國央視報道，她走進過100多個村莊的1000多個患者家庭，足跡遍布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共16個省市。她記錄下所有接觸到的病患信息，保存下同病人及他們親屬之間的通信往來，這些都成為了官方艾滋病數字之外的寶貴資料。
在高耀潔受到讚譽的同時，河南官員對她的打壓從未停止，這最終致使她在耄耋之年出走中國。
在中國中央政府表態前，伴隨高耀潔因宣傳預防艾滋病吸引越來越多的關注，她也引起了一直否認河南存在艾滋病疫情的河南官員的注意。從高耀潔工作單位的領導、到河南省主管艾滋病的官員、以及公安部門，高耀潔的工作時常得到來自河南當局的阻撓。
黎安友表示，當地政府對高耀潔態度的轉變符合中國當局的行為模式。「如果一個人的言行與政府站在一邊，他們便受歡迎，如果讓政府難堪，便會受到打壓。因為高醫生的工作持之以恆，因為她責怪政府，他們發現她不能被宣傳工作利用了。」
據高耀潔在回憶錄中記述，自2000年起，她退休所在單位扣留她進入「艾滋村」後記錄下的病人分資料，截留寄給她的外來信件，有地方官員要求「叫高耀潔閉嘴」，阻止她接受記者採訪，她的電話遭到監聽，她外出時也遭到跟蹤。
「他們為什麼捂蓋艾滋病疫情，自有其不可告人的情節。我更想探個水落石出，這促使我再進一步下鄉調查艾滋病疫情，」高耀潔寫道。
在高耀潔國際聲譽日漸增長後，河南當局多番阻撓她出國接受領獎。2007年在她前往美國領取「生命之音」頒發的年度女權活動人士獎以前，由於河南當局阻止她前往北京獲得簽證，將其軟禁，最終只有在時任美國參議員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為此致信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及總理溫家寶後，高耀潔才得以被放行。
2009年，在法國駐華大使館電話告知她被該國授予「傑出婦女獎」之後不久，5月6日，她的電話與電腦出現問題，同時她發現小區內出現許多陌生人。由於擔心手中的艾滋病資料與書稿會有危險，她當即將電腦硬盤藏在內衣兜內，離開了位於河南鄭州的家。
「我權衡了利與弊，我想，本人若無聲無息地死去，我手裏的資料便石沉大海，而且外界一無所知，」她在2013年回憶自己出走的決定時這樣寫道。
在其美國友人的幫助下，她在2009年8月8日抵達美國，從此開始了她的流亡生涯。
高耀潔在紐約的生活依舊圍繞中國艾滋病疫情。她出走時在硬盤中帶出的三本書稿在抵達美國後全部得到出版，她也舉辦多場講座，介紹中國艾滋病疫情的歷史。
「她不是第一個把中原血禍說出來的醫生，卻是捅出這個消息之後（1996年），連續14年堅持不懈、遭打壓而絕不倒下的人，」中國歷史學者朱學勤在高耀潔2011年出版的《我的防艾路》一書序言中曾這樣寫道。
高耀潔的一生伴隨中國近現代史的歷史起伏歷經多重轉折。林世鈺認為，支撐高耀潔的力量源於她小時候受到的儒家教育。
1927年12月，高耀潔出生於山東曹縣一個富裕家庭，是家中長女，從小被過繼到無子女的大伯母徐氏膝下。雖然她也受到了裹腳等中國社會對女性傳統要求的束縛，但卻也養成了仁愛、獨立的性格。
據高耀潔回憶錄記載，徐氏出身文人世家，父親為前清進士，曾為光緒皇帝之師。在徐氏身邊，高耀潔學會了認字，還被送去私塾念四書五經。
「那幾年對她影響很大，」林世鈺表示，高耀潔從小受儒家修齊治平的思想灌輸，見到家裏人每到災年便打開糧倉救濟鄉親等場景，在耳濡目染下學會要努力幫助他人。
「她對我說，人和人就是要互相幫助，不能光顧自己的那點事情。她說她自己平生無大志，但求吃飽飯，並且在自己吃飽飯的同時也要讓別人吃飽飯，」林世鈺稱。
「儒家文化在我腦海中根深蒂固，它培養出本人一顆善良的心、真誠的心，」高耀潔在回憶錄中表示，而隨後戰爭的來臨與中國社會的變遷又使她「擺脫了封建的枷鎖，成為一個有用的人、自食其力的知識分子。」
她在青春時期經歷了日本侵華戰爭、中國內戰。日本入侵中國後，她和家人逃難至河南。1950年，她考入河南大學醫學系，開始了她的醫學生涯。
因為出身「地主階級」，她被捲入中共建政之後的歷次政治風波中，尤其是十年「文革」期間，她遭到同事毆打，被多次拉去遊街，關入牛棚，一度自殺但被鄰居救下。
政治打擊給她的家庭帶來了重創。文革期間，她的兒子郭鋤非因受她牽連被打成「反革命」而蒙受三年冤獄，在她為艾滋病患者奔走之後，她兩名同樣作為醫生的女兒工作遭到當局打壓，大女兒郭競先被迫調職至行政崗位工作，小女兒郭炎光被迫辭職，後赴加拿大定居。
林世鈺回憶稱，這些遭遇使得高耀潔的兒女同其關係緊張，她的大女兒曾稱，高耀潔雖然拯救了其他人，但卻「毀了我們這個家」，就連高耀潔自己也向林女士表示過，自己「雖是個好醫生，但不是個好母親」。
這也導致高耀潔流亡美國後決意遠離政治。「很多政治幫派來拉攏她，她說『我不喜歡政治，我被政治害苦了，只想一個人幹乾淨淨的活著』，」林世鈺稱。
可以回到故土是高耀潔一直以來的心願。在她公開的遺囑中她表示，希望自己的骨灰可以由兒子撒入黃河。
「國內感覺她是反華勢力，這是對她的一個太大的誤解，她比誰都愛這個國家。」林世鈺說。「她說起中國的發展特別驕傲，說起中國的問題比誰都憤慨。她比誰都希望這個國家好。」
「她是一個人道主義者。雖然她不是完美的人，但真的是一個非常純粹、坦蕩的人，」林世鈺評價她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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