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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28日上午12:00
2024年5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法國、塞爾維亞與匈牙利三國，不久又接待連任後首次訪華的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在各式各樣的會見當中，「伙伴關係」與「命運共同體」成為了常見詞匯。
此前的2023年9月，越南宣佈與美國提升至「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否認此舉是在試圖遏制中國的國際影響力；11月習近平與拜登在舊金山（三藩市）會晤，兩人大談「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但「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敘述不見蹤影。
同是2024年5月，賴清德、蕭美琴就任台灣正副總統，延續民進黨執政。兩人在1月份當選後，太平洋島國瑙魯（諾魯）隨即宣佈與台北斷交，轉而與北京建交。投票前不久，北京宣佈提升與台北前邦交國尼加拉瓜的關係至「戰略伙伴」。
中國給不同外交關係冠以不同稱號反映了什麼樣的親疏有別？稱號與稱號之間都有什麼區別？BBC中文嘗試分析。
兩國之間外交關係級別並非無國際標凖——按照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使館館長」分類規定，可分為大使級、公使級和代辦級。
不過，在此之外，中國還與不同國家建立不同類型的合作關係、伙伴關係等。一些是在建交之際建立，被寫進建交公報中。一些則是建交以後再行建立。
BBC中文記者透過參照中國外交部網站「國家和組織」資料統計，截至2024年5月底，中國與185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其中180個有建立合作以至於伙伴關係。若再加上與國際組織的合作或伙伴關係，則達190個。
將上述資料再配合外交部公報與官方新華社、中共《人民日報》報道統計，中國目前的外交關係級別達44類，另加衍生自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的雙邊與多邊「命運共同體」。
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印太項目高級訪問研究員高敬文（Prof Jean-Pierre Cabestan）對BBC中文記者說：「中國人喜歡等級制度、排名，中共尤甚。這樣做是要視乎有關國家有多大能力或有多願意在眾多議題上滿足中方的要求，而創造出不同程度的親近性。」
高敬文說，這些議題可以是台灣，可以是「一帶一路」倡議，諸如此類。「要是一些國家願意參與進去中國強加的這個遊戲，它們便能爬上階梯，也許還會感到自豪。但這也造成了各國對中國倡議、理念和目標的服從。」
中國外交部從未公開這些合作與伙伴關係的高低之別。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前副院長馮仲平2014年6月與該院助理研究員黃靖曾發表論文稱：「據報道，一份政府贊助的報章試圖製作此等名單，遭外交部官員攔阻，因當局懼怕此舉會引起混亂與不必要的不滿。外交部是替一些沒被列為中國戰略伙伴的重要國家出面。」
曾任職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上海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院長門洪華教授在2015年一篇論文中的分類受到中國學術界引用和討論。他認為各伙伴關係可分成三大類：
其中，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級別最高，是唯一的「全局性的伙伴關係」；中國與巴基斯坦之間的「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係」是「戰略性的伙伴關係」中最高一級，其他「戰略合作伙伴關係」、「戰略伙伴關係」、「戰略合作關係」均在這大分類之下；「一般性的伙伴關係」包含餘下的「友好合作伙伴」、「合作伙伴」與「友好伙伴」關係。
2023年10月，直屬中國外交部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項昊宇在中共中央黨校機關報《學習時報》給出又一套分類方法：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分析師吳柏寬與助研究員王國臣則提出了另一套分類方式：先區分「戰略伙伴」與「一般伙伴」兩大類，然後各依次劃分「全面合作」、「合作」、「全面」和普通四類。
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林登·約翰遜公共事務學院（LBJ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T-Austin）副教授陳喜娜（Dr Sheena Chestnut Greitens）認為中國這種對雙邊關係的分類與命名方法十分獨特，甚至是不尋常。她對BBC中文記者說，她會將任何帶有「全面」字眼的關係放高一線。
但這些分類體系均未考慮朝鮮地位問題。中國的自媒體「軒轅讀史」主張，因中國與朝鮮簽署有共同防禦條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所以中朝關係級別高於一切。中國外交部的官方描述則是「中朝傳統友好合作關係」。
高敬文指出，朝鮮作為唯一跟中國簽有正式盟友合約的國家，關係有其特殊性。但朝鮮實際上是中國的負累，凸顯了這樣的關係排名徒具形式主義的一面。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莊嘉穎認為，雙邊關係如何命名不存在國際標凖，要認真排序很困難，而且他懷疑中國官方內部也沒有一個仔細排序。
莊嘉穎對BBC中文記者說：「有時候因為要開個峰會，然後要寫一些成果了，那就推出一個（伙伴關係）：『你看，我們有這個聲明，然後這個字眼多漂亮。』」
莊嘉穎認為，每一段關係的重要性要看實質合作內容。而其中，基於簽署條約者是受到法律約束，排行上最為重要，基於發表聲明的話「可能它比較就是只是一個表態」。
「像朝鮮的話，從韓戰（朝鮮戰爭）時期到現在，中國政府對朝鮮政府都是有一定的支持，對於朝鮮的存亡，它的安危，都表示一定的關心。」
一些自媒體文章形容中國跟巴基斯坦的關係最為「鐵桿」，官方中國中央電視台甚至曾有文章形容中巴「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係」的意涵為：「大哥，風裏來，雨裏去，就跟定你了。」
這似乎可從一項調查中反映出來：非政府團體台灣民主實驗室發起的「中國影響力指數」（China Index）研究項目，2022年將巴基斯坦列為全球最受中國影響的國家，在該評分八項指標當中，中國依次對巴基斯坦的科技、外交政策和軍事影響最深。
其中，兩國在習近平「一帶一路」倡議下建設的中巴經濟走廊和瓜達爾港，一直受美國質疑與批評，但均被伊斯蘭堡無視。伊斯蘭堡更連續兩屆拒絕華盛頓邀請出席美國舉辦的民主峰會，原因似乎是因為台灣獲邀參與，但中國大陸不在受邀之列。
但莊嘉穎指出，即使簽署了條約，也不見得雙方關係必然是牢不可破的「老鐵」關係。
他舉例，中國與烏克蘭在2013年簽署過《中烏友好合作條約》，「裏面是有寫，如果對方主權受到威脅，要協商和找出應對方案。但烏克蘭（與俄羅斯）開戰到現在它也沒有真的去執行」。
實際上，門洪華的論文也承認：「中國伙伴關係戰略存在著地位不清晰、成效不明確、層次不分明等問題，需要在國家大戰略的框架內加以完善。」
例如塞爾維亞，目前與中國是「全面戰略伙伴關係」，但就在2023年10月的「一帶一路」論壇期間，習近平便對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說，「塞爾維亞是中國的鐵桿朋友」。中塞兩國在同一時間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是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簽署的第一個自貿協定。
塞爾維亞的「中國影響力指數」排名是34，高於排名56的埃塞俄比亞，低於排名25的委內瑞拉。但埃塞俄比亞與委內瑞拉與中國建立了「全天候戰略伙伴關係」，理論上比塞爾維亞更高級。然而，這兩個國家均未與中國締結自貿協定。
陳喜娜博士觀察到，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發展外交關係是同時透過各式各樣的伙伴關係，以及不同的多邊論壇和倡議，雙軌進行。
「中國多數的伙伴關係都是跟『全球南方』建立的，這跟中國強調其對這些國家的領導地位和認同的各種多邊努力和話語是一致的。」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大約相當於主要位於地球南半球，且主要來自非洲、亞洲和的「發展中國家」。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詹德斌在2016年的一篇論文中說，在中共建政的首20年裏，「伙伴關係」一詞因最先由美國提出，因此被視為負面事物。但自1979年中美關係正常化起，「伙伴關係」意義開始趨向正面。
詹德斌寫道：「國家層面首個明確得到中國認可的伙伴關係則是1990年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南太論壇（後『太平洋島國論壇』）與中國正式建立的對話伙伴關係。由於該伙伴關係的確立，巴布亞新幾內亞等成員國宣佈南太論壇不宜再接納台灣作為對話伙伴，反映出伙伴關係的積極意義。」
同濟大學門洪華在其論文中稱：「後冷戰時代伊始，大國之間、國家集團之間建立伙伴關係成為外交新潮流，諸如1994年美俄建立『成熟的戰略伙伴關係』、1997年日俄建立『相互信任的伙伴關係』、1997年俄印建立『戰略伙伴關係』、1998年建立『美國－波羅的海伙伴關係』等。」
在這背景下，1993年11月，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巴西期間，兩國建立「戰略伙伴」關係；1994年，中國與俄羅斯建立「新型建設性伙伴關係」；1996年，中國與巴基斯坦建立「全面合作伙伴關係」；1997年與1998年，中國先後與法國和英國建立「全面伙伴關係」。
關係會升級，也會降級。台灣吳柏寬與王國臣的文章舉例，中國與美國於1997年簽署「戰略伙伴」協定，但在2003年取消伙伴關係，至2011年再度締結，但僅維持兩年。
習近平於2012年2月以中國國家副主席身份公開提出了中美「21世紀的新型大國關係」概念。2013年6月，已成為國家主席的習近平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安納伯格莊園（Annenberg Estate）會晤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後，兩國正式宣佈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成為迄今中美雙邊關係的。
中國與日本也從「合作伙伴關係」變成了目前的「戰略互惠關係」。更近期的有立陶宛在2021年7月允許台灣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後，北京宣佈將中國與立陶宛關係降級至代辦級，連「友好合作關係」都談不上。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研究員高敬文認為這些分等沒有多大意義，但對於中國來說，卻是限制伙伴國家自主的方法。他說，當習近平提出「新型大國關係」描述時，奧巴馬政府幕僚也認為當中有「陷阱」。
「中國為何要將其論述強加於其伙伴之上？為何不是對方訂個分類讓中國來接納？說到底中國認為自己地位超然於伙伴之上，這是讓美國受不了的志氣，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也不該接受。」高敬文稱。
2012年11月18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八大）發表工作報告時，提出「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2013年3月23日，習近平出訪俄羅斯期間在莫斯科演講，提出人類「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被官方輿論視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的開端。
2018年3月11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被寫入中國《憲法》。在此之後，中國陸續與一些國家締結了雙邊或多邊命運共同體。這包括巴基斯坦、老撾、柬埔寨、緬甸、印度尼西亞、泰國、土庫曼、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與塞爾維亞。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周方銀2023年7月在官方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份學報中撰文稱：「這些與中國構建雙邊命運共同體的國家此前與中國建立了高水平的戰略伙伴關係。一定意義上，從伙伴關係到戰略伙伴關係，到高水平戰略伙伴關係，再到雙邊命運共同體建設，構成關係發展相對自然的階梯，全球伙伴關係網絡為雙邊命運共同體建設提供了有力的基礎性支撐。」
亞洲協會澳大利亞分會（Asia Society Australia）常駐學者馮康雲博士（Dr Courtney J. Fung）對BBC中文記者說：「『命運共同體』概念是中國的全球治理願景，而這是相對於西方國家所支持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或『自由國際秩序』。」
馮康雲解讀，在「命運共同體」關係主張與定義下，各國均可追求自己獨立和獨特的現代化、發展和安全方針，但同時，普世人權、平等與透明度等價值觀被「徹底降級」。
「各國（所領略）的意涵不盡相同，但『命運共同』中，中國始終是首要的，在一個由按個別議題而建立的多種伙伴關係匯聚而成，旨在解決全球治理問題的網絡中，中國是個核心。」
高敬文認為，作為習近平本人念茲在茲的詞語，習近平顯然希望讓世界各國以至於聯合國都認可「命運共同體」這概念。「這是透過修辭的象徵性來再現朝貢關係，是非常儒家的外交方式。」
而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莊嘉穎博士眼中，「命運共同體」、「全球文明倡議」等習近平的外交提案，「他在做一些重新包裝，似乎就是建立一個正面然後有主動性的形象，可是內容的話會不會有差別呢？」
「你要說是宣傳也好，你要說是某種推銷也可以，反正就是要建立形象，跟他實質是兩回事。」
北京外交官近年高調指責美國「人為把世界各國分成三六九等」，例如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育成2021年12月在一次演講中指責華府以民主為名「在世界上搞各種小圈子，製造分裂和對抗」。中國將邦交關係分門別類又是否在分三六九等？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費和中國研究項目（CSIS 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研究員麥艾維博士（Dr Lily McElwee）認為，這也許是反映了中國跟哪些國家交往更自在——跟較小的國家，或者是中國能強力影響的國家。
麥艾維博士告訴BBC中文記者：「我們看到北京在美國盟友或伙伴較少存在的地區參與或有目標地擴張聯盟，例如是自2022年夏天起帶頭倡議其他國家加入金磚國家集團。這其中一個目的是要宣揚對既有美國為首的世界秩序那種共享的委屈。」
麥艾維認為，在北京眼中，以美國為首的多邊集團，以及美國深化聯盟和伙伴關係的嘗試，是旨在限制中國經濟增長和國際影響力的直接威脅。因此中國願意設法深化與不同國家的外交關係來削弱美國的影響力。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高敬文教授認為，中國與美國的外交關係制度難以直接比較：美國只會簡單去區分邦交國是否民主政體，而面對獨裁國家美國會推銷民主自由；中國只希望伙伴認可其話語，民主是件不可知論的事情。
「中國是很務實的，要是那位新朋友接受它的話語，它能很快的攀上（伙伴關係）台階。」
新加坡國大的莊嘉穎博士說，中國區分與不同國家的關係，只是反映關係親疏隨時間、局勢改變而已。
「有些國家覺得比較需要投資跟另外一些國家的關係，它當然就會盡力去做。另一些國家可能對他來說關係沒那麼重要，它就不去做……這個是很正常。中國不是例外。」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項昊宇在《學習時報》的文章中承認這些伙伴關係定位雖然反映出國與國之間的親疏區別，但否認這其中存在「高低貴賤之分」。
「國際關係從來都非一成不變，任何雙邊關係都在動態演變之中，中國同一些國家還沒有建立伙伴關係，也預示著更大發展潛力。不斷擴大深化全球伙伴關係，是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國際關係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動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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