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年初的一天，英國東部城市諾里奇（Norwich）天色灰暗，窗外颳起風，當時還是18歲的香港學生文妮夏（Venita）獨自坐在向友人借住的房間裏。

大約三年前，當時還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的她參加了校園示威活動。因擔心警方追捕， 文妮夏帶上僅有的1,000英鎊逃離香港，隻身來到舉目無親的英國，在等待政治庇護期間， 被迫四處漂泊借宿。

她回憶道，當時絕望感再次襲上心頭，突然覺得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活著， 萌起自殺的念頭，求生欲最終佔了上風。

孤立無援下，她拿起了電話致電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熱線求助。「他（接線員）總共與我聊了十多分鐘，不是說沒有用，但他只是問了些很基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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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香港「反修例」民主運動後，特別是在2020年年中，北京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後，數以百計像文妮夏一樣的年輕人，因擔心自身安全，逃離香港，部分人到了英國。

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或他們的父母沒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Passport 俗稱BNO護照），無法通過英國政府的BNO簽證計劃申請居留，不得已向當局申請政治庇護。之後的數月甚至一兩年內， 很多人要獨自一人承受香港留給他們的恐懼，離開香港後對家人和友人的負罪感，生活上的極度拮据，以及更多來自精神層面上的煎熬。

按英國內政部統計，2020年初至今年月底，與文妮夏一樣赴英尋求庇護的港人個案，共有299宗；當中未成年者達44人。 同期，當局向港人批出僅28宗難民或人道主義保護身份，拒絕43人的申請。

在英國協助港人的非政府組織「港援」個案工作員陳先生指，申請人通常平均要等候年半至兩年的時間才有結果。 至於被拒絕的申請個案，陳先生說， 根據他的觀察，部分是有濫用庇護制度的之嫌。

2020年11月下旬，還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的一名學生的文妮夏，在當年的中大畢業禮期間組織了遊行，其間她和其他參與者高舉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等橫幅。校方基於《國安法》擔憂報警。

兩天後，見事不妙的她拖著兩個行李箱和一個尼龍袋，以及僅有的1,000英鎊，匆忙逃往英國。

到達英國兩周後，她得知有留在香港的同伴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捕。 文妮夏說， 她唯有尋求政治庇護。 母親得知她要離開後，責怪她給家裏帶來了麻煩。 「他們認為這是我的過錯，不應該由他們去承擔後果或不必要的額外開銷（支持她到英國尋求避難的費用），」她說。

抵英一個月，文妮夏便發現隨身帶的錢已花了一半，加上沒有工作權利，她只能接二連三在有心人和友人處借宿，四個月內在英格蘭上上下下搬了五次家。 「我變成了一個無家可歸，四處流浪的人。」

抵英尋求庇護的第二年，文妮夏獲得了格拉斯哥大學的獎學金，修讀普通法與政治。同年年底，她的難民身份申請獲批，有了工作權利，學習之餘，她在英國國會兼職從事香港事務的游說工作。

生活安定許多，但她說，過去的傷痕沒得到處理，當受外界刺激，她還是會出現過度反應的。而面對工作與學業，也有有壓迫感。「你要裝作你是一個正常人，一個知道感恩的難民，一副努力成為專業人士的樣子。」

她回憶說， 到埗英國笫四個月，積蓄幾乎用光，加上不方便打擾即將考試的朋友，最後迫於無奈下，她申請入住英國內政部提供的宿舍，一日三餐有了保障，但每周只有8鎊經濟援助，買完電話卡和廁紙就已經所剩無幾。

文妮夏說， 即便到了英國後，恐懼依然纏繞著她， 多個早上，她都是從被捕的惡夢中驚醒過來。 「在夢裏，會有警察來捉我，如回到中大宿舍房間裏，他們捉住了我，動彈不得。」

她說，當時深感苦無出路，情緒跌至低點，腦中浮起自殺念頭，「我沒有活動的意欲，想把自己藏起來。 沒有勇氣自殺，但有這樣的念頭」。 最後，她嘗試到網上尋找支援，找到撒瑪利亞防止自殺熱線。

她入住庇護宿舍後，也曾登記網上家庭醫生，再嘗試自我轉介心理服務，但接受了「不足一分鐘的電話」的初步評估後，再沒有人聯絡過她，也沒有獲轉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GTdQo2ZEyM

英國內政部具法定義務向無能力獲得住宿或無法自理其基本生活需求的尋求庇護者提供住宿。 而這些住宿是按《庇護宿舍與支持服務合約》由外判商經營，它們分別為英國企業Clearsprings Ready Homes、 米爾斯集團（Mears）和信佳集團（Serco）。

內政部資料顯示，一般來說，尋庇護者會短暫入住旅舍，然後獲分長期的房屋或公寓入住，直至收到庇護申請結果。 但現時由於長期住宿供不應求，很多尋庇護者要長居酒店。 而一些住宿，包括不能煮食的酒店，會提供一日三餐。

按英國政府政策，尋求庇護者可免費使用國民保健署（NHS）轄下家庭醫生的心理健康服務。 但由於尋求庇護者無身份證明文件和住址證明，登記家庭醫生時或會因職員誤解遭拒絕。

和文妮夏經歷類似， 20歲的羅森兩年前逃到英國尋求庇護，目前居住在一家類似的庇護酒店，等待審批結果。

羅森到埗英國後，同樣經歷了多月四處借宿、寄人籬下的生活，心理健康狀況也急轉直下。 他說：「我來到這裏後才開始爆發，才開始懂得害怕，每當想起晚晚來襲的惡夢，就借感到不安，又想作嘔。我不要回憶，不要想起 。」

2021年底，羅森入住了內政部提供、由酒店改裝的庇護宿舍。 幸運地的是他在宿舍當區的家庭醫生處獲得註冊， 得以接受抑鬱、焦慮、創傷後壓力症（PTSD）方面的治療。

但他說，每當庇護宿舍職員來訪或要求進入房間進行日常維修，砰砰拍門，往往把他嚇得心慌，久久無法平靜。

事後多次向職員反映拍門和摔門會觸發病情，要求對方先打電話才上門，卻遭駁斥。 他們對我說：「心理問題是胡說八道。」 其後，在律師和個案工作員協助下情況才有改善。

曾在英國尋求庇護的港人艾文說，當他住在內政部庇護宿舍時，屢屢有職員因懷疑存在違規活動或需要進行維修在無通知下闖進或搜查房間，觸發他恐慌發作，嚴重至要到急症室求診。

縱使宿舍職員看來僅是例行巡查工作，也會讓他受到刺激，聯想到之前香港的被捕的經歷及恐懼。「整個人變得驚恐、擅抖、想嘔，控制不了自己，很怕自己會做傷害自己的事，」 他說。

他說，像他這樣的尋求庇護的人，很需要一個確保自己安全的私人空間。

艾文說，他已獲難民身份，搬離宿舍，但一兩周內仍會收到在尋求庇護的朋友電話，因為同樣遭遇尋求幫忙。 有時他會整夜陪伴他們聊天，安撫他們的情緒，或者協助他們找其它地方暫住，脫離觸發驚恐的環境。

「現實中，（宿舍外判商）完全沒理會他們在精神健康上的需要，」他說。

英國內政部就報道回復BBC中文時指， 尋求庇護者一抵達英國後，就可獲醫療和社會服務。 「我們有與 NHS、地方政府和外判商密切合作，確保尋求庇護者能獲得他們所需的支援；而外判商有義務遵守既定標凖，確保其所接待人士的安全和福祉。」

當局也指，英國一直有向真正需要保護、通過安全合法途徑申通的人士提供庇護，並因此而自豪。2015年以來，英國已向近50萬人提供庇護，包括來自香港、敘利亞、阿富汗和烏克蘭的難民與其家人。

倫敦大學學院精神病學系教授、海倫班伯基金會名譽醫學主任卡托納（Cornelius Katona） 指，創傷後壓力症（PTSD）的主要臨牀徵狀包括過度警覺、逃避和再次身歷其境的症狀。

他說，在庇護宿舍裏，很多周邊環境因素，引發PTSD症狀，如經常會有人搜查、被捕或被帶走。 他也見過許多患PTSD的尋求庇護者，出現驚恐發作、冒汗或心跳加速等症狀，要到急症室求診。 他說，他們的會經歷一種「認為自己快要死了」的感覺，「令人極為不快，本身就是一種二度創傷。」

卡托納另指，英國基層系統備有優良精神健康護理，但輪候時間長，經常供不應求，而「專為尋庇護者提供的服務，就更加參差不齊」。 有些會主動接觸尋求尋庇護者，向他們提供服務，了解他們的精神健康需要，但能否獲得這些服務就如買彩票。

卡托納指，內政部正在嘗試回應在尋庇護人士中普遍的創傷狀況，讓公眾更加「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但同時，當局也在推出營造「敵對環境」的庇護政策，兩者「根本存在衝突，要並行非常困難」。

這兩年，在英國等待內政部審批的庇護個案，愈積愈多。 截至今年3月底的官方數字顯示，正等待初步決定的個案連家屬達到超過17.2萬人，是2021同期的2.5倍多。

卡托納指，這部分是跟新申請增加有關，但「更大的原因是內政部審批程序延遲」，而當更多尋求庇護者的等候愈久，住宿需求便日增，更多人要入住不理想的臨時住宿，如不能煮食的酒店甚或軍營。

他說，尋求庇護者要在條件不佳的住宿逗留更長時間，經歷更長時間的不確定，心理壓力也會增加。

為保護受訪者身份， 文妮夏，羅森和艾文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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