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上午,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任內最後一份政府工作報告,中國財政部還提交了新一年的政府預算案。
縱觀報告和預算案,三個數字引人關注: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指出,今年發展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左右;城鎮新增就業1200萬人左右,城鎮調查失業率5.5%左右;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右。
5%的增速是1994年中國開始設置經濟增長目標以來最低的數字。不過在新冠疫情爆發的第一年即2020年,中國沒有設置GDP增長目標,最終當年中國經濟增速為2.2%。
考慮到2022年中國僅實現3%的經濟增長,而2023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是在去年較低基數上計算。因此有觀點認為,該目標較為保守。
實際上,去年兩會上,中國設下5.5%的目標時,也有經濟學家表示太過保守,因為中國在2021年的復蘇中實現了8.1%的高增長。不過,此起彼伏的封鎖和清零政策以及外部環境變化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影響,中國去年GDP增幅僅有3%,並未達到預期目標。
李克強也在報告中表達了對當前形勢的判斷。他提到,中國國內經濟增長企穩向上基礎尚需鞏固,需求不足仍是突出矛盾,民間投資和民營企業預期不穩,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有不少困難,穩就業任務艱巨,一些基層財政收支矛盾較大。
對此,諮詢公司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The Conference Board,美國經濟諮商會)的中國中心主任阿爾弗雷多·蒙圖法爾-赫魯(Alfredo Montufar-Helu)評價,設定更高的增長目標將需要大規模的刺激措施,並「加劇中國為實現其長期發展目標而努力處理的結構性失衡的問題」。
他說,較低的目標更容易實現,並且體現出當局「認識到中國經濟今年應該會逆風而行」。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能否在5%的增速目標下,實現李克強提出的1200萬人的新增就業目標。
李克強在他十年的總理生涯中,多次談過就業和增速的關係。
在2013年11月的一次講話中,李克強表示,關注GDP,其實關注的是就業。過去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會拉動100萬人就業,這幾年產業結構調整,尤其是服務業發展後,目前GDP增長1個百分點,能夠拉動130萬、甚至150萬人就業。反覆測算後認為要保證新增就業1000萬人,需要7.2%的經濟增長。
他當時說,「之所以要穩增長,說到底就是為了保就業」。這句話在隨後十年在政府和經濟界被引用。
十年過去了,中國當前保就業的壓力更大,按照今年的經濟增長和新增就業目標,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需要拉動240萬新增就業。
3月5日上午,中國財政部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提交政府預算草案供審議。預算案中披露,今年軍費預算為1萬553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2%。
從2019到2022年,中國軍費預算的增幅分別是7.5%、6.6%、6.8%、7.1%;同期的GDP增幅為6%、2.2%、8.1%、3%。軍費增速雖受疫情影響,但波動幅度沒有GDP增速那麼大。
預算報告顯示,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安排27.51萬億元。由此測算,軍費在財政預算中佔比為5.6%左右。
如果拉長時間維度,可以更清晰地看到5.6%的軍費佔比意味著什麼。
中共建政後GDP增速因為多場戰爭和「備戰」思想,軍費在財政中佔比一直較高。直到1980年代以後,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認為,「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在這樣的判斷下,優先發展經濟,大幅度削減軍費,提出「軍隊要忍耐」,服從和服務於國家現代化建設大局;外交上「韜光養晦」,之後未再發生過對外軍事行動。
當時的中國開始不再遵從毛時代提出的世界大戰要「早打」、「大打」的理念,轉而認為中國沒有面臨立即和大規模軍事戰爭風險,因此,奉行退而結網式的「韜光養晦」戰略,為國家贏得經濟發展。
軍費增速也和GDP增長及財政增長保持高度一致。從1980年開始軍費佔財政支出比例逐漸回落,1985年佔到中共建政後的新低9.56%,此後近20年,一直在此區間波動。
2003年以後,隨著中國經濟騰飛,財政收入一路高漲,軍費佔財政比例在不斷縮小。從2003年的8.79%逐步下降到2010年代穩定在5.5%左右,至今一直穩定在此區間。
長期以來,中國極少把財政赤字率設定在高於3%的水平,因此市場有約定俗成的「赤字率不破3」的說法。
疫情來襲後,2020年中國大幅擴大赤字到3.7%,突破了常規,這意味著政府財政承擔更多負債,用以應對疫情。2021年下降到3.1%,2022年進一步下調至2.8%左右。
這意味著,中國赤字水平,從疫情的特殊時期回歸,但還處在疫情前赤字率的最高水平。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提到赤字率時還表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
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到給予「穩增長」最高優先級,並要"加大宏觀政策調控力度"的說法,市場期待今年會有更大規模刺激經濟復蘇。
此後,12月14日中國公布了《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稱,必須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不斷釋放內需潛力,充分發揮內需拉動作用。
中國近鄰日本曾制定過類似計劃,即1961到197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不同的是,該計劃將經濟發展目標錨定在「國民收入」這一個指標上;相似的是,收入倍增後可以大幅釋放國內需求,為經濟增長帶來澎湃動力。這一計劃取得巨大成功,日本人均國民收入從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先後超過法國和德國,僅次於美國躍居世界第二位。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再提「著力擴大國內需求,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
他並未提具體著力哪些行業來促進內需。不過去年底的中共中央經濟會議通稿中點名三個行業: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車、養老服務。
雖然擺出姿態要大力刺激經濟復蘇,但李克強還是不忘提自己非常在意的不顧後果的刺激。他表示,「中共中央把年度主要預期目標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把握,加強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精凖調控,既果斷加大力度,又不搞『大水漫灌』、透支未來。」
李克強這麼說有其前車之鑒。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推出一個四萬億元級的經濟刺激計劃,當時低迷的全球經濟都為之一振。大量的錢注入經濟,基建狂潮成為托底經濟的主力。
但很快,它被視為「飲鴆止渴」的計劃,推高了債務風險,吹起了地產泡沫。此後多年中國不得不承受「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帶來的痛感。此後,李克強每逢強調要刺激經濟,必提「不搞大水漫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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