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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厘島紀行:全球化「金絲雀」的疫後重生

垃圾讓旅遊勝地不堪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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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讓旅遊勝地不堪重負。

上個月, 我抵達印度尼西亞的巴厘島,濕潤的空氣鑽入毛孔;當地人微笑、鞠躬、雙手合十;還未至行李轉盤,就聽到輕盈的宗教音樂,快走幾步,一副巨大印度教神龕,鋪展開來。

走出機場,異域風情更盛,熱帶植物種類繁多,葉片竟好像打了蠟,亮閃閃的;路邊花叢、牆上掛畫,人們繽紛的衣著、燦金的頭飾,高度飽和的色彩,衝擊訪客的視網膜。

像許多訪客一樣, 剛一抵達的我, 全身都感覺到那個熱烈又風情萬種的旅遊勝地回來了!

此時此刻,遊客們很難覺察,這個小島經歷過痛楚。2020年因疫情關閉,巴厘島全年遊客量,從600萬驟降到105萬;2021年更慘,據官方數據, 前10個月,僅有45名國際遊客來訪。

巴厘島雖然不大,因為它太依賴旅遊——全島430萬人口,每年迎接600萬遊客,接近80%的經濟產出來自旅遊業。所以可能是全球遭受疫情打擊最嚴重的經濟體。

依賴度如此之高, 讓它的經濟幾乎瞬間歸零,全球承受這個級別痛感的經濟體並不多。

巴厘島經濟如同全球化時代一隻敏感的「金絲雀」,環境惡化,瞬間萎靡不振;但疫情後,它在一步步療癒,正在艱難而堅定地重生。

爆炸、岩漿與兒子們

「疫情對巴厘島影響大嗎?」坐上車後,隨口問了一句,司機戈迪(Gede)似乎早已在等待這個問題,他有太多話想說。

「疫情一開始大家想,如果持續六個月,從3月到9月,錯過整個夏天的生意,那就完了。」包括戈迪,或許全球每個人都沒想到,事情比估計得最糟還要遭。

一個月接著一個月沒有生意,戈迪的生活陷入困頓,把自己的車賣了,給出租車公司打工,好在作為本地人親戚朋友多,互相幫襯下,還過得去。

戈迪有個兩個兒子,大兒子十歲,小兒子四歲。他以前從不擔心兒子的前途,在巴厘島謀得一份生計並不難,會開車就可以接送遊客,英語好一點就可以去酒店前台,即不會開車也不會英語,至少可以去清理泳池或修剪園林灌木,這裏大部分人甚至連高中都不必上。

但疫情的來襲,讓他也在思考,靠旅遊,到底還行不行?

而這個問題以前從未出現在戈迪四十年的人生中。「我出生前,巴厘島就是旅遊勝地。」一邊穿行在去往酒店的路上,他一邊驕傲地用「過來人」的口吻回憶幾次影響巴厘島的重大事件。

2002年的爆炸案,晚上11點兩個炸彈在酒吧街先後爆炸,傷者多的數不過來,剛20歲的戈迪住的比較遠,沒有聽到爆炸聲。 但全島都在驚恐中面對這個消息,「那次爆炸案的前一年美國發生了911,這個就像我們的911」。恐怖的陰影讓遊客遠離這個熱帶島嶼,「酒店入住率只有10%」。

緬懷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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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厘島召開G20峰會之際,也舉行了爆炸事件20週年的紀念活動。

當時旅遊業應對措施簡單粗暴——打折、降價,八折不行就五折,五折還不行就二折,直到遊客回來。「大別墅房間(big villa)只要25美元,剛過去3個多月,遊客全回來了」。

我們一行隨戈迪的車離開最南邊的機場,一路向北深入巴厘島。 戈迪向前一指說「往那邊就是阿貢火山」,但是煙雨之中看不到火山的身影。上次大噴發已過去半個世紀,但還停留在戈迪父母輩的記憶中——噴發持續了快一年,死了1000多人。2017年再次噴發時,嚇了一跳,「火山灰讓機場關了三天」。

「媒體只會放岩漿和噴發的照片,外國人都覺得巴厘島很危險,快被岩漿覆蓋了,其實十公里以外,一切正常,」戈迪頗為抱怨地說。因為2017年他已是出租車司機,每月要還車貸,但凡一個月生意不好,對生活都有影響。

2017年阿貢火山爆發,火光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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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阿貢火山爆發,火光映天。

旅遊業同樣也受到衝擊,根據巴厘島酒店協會(Bali Hotels Association)統計,當時正值聖誕節旺季,大面積取消預定,使酒店預訂率從往年同期的80%下降到25%。

2018、2019兩年接連再有火山爆發,但並不嚴重,好在這幾次爆發對旅遊業的整體影響有限。戈迪打趣說到: 「G20峰會後就更不用擔心了,這麼多大頭(big heads)都來了,肯定好好勘查過了,沒事的。」

烤乳豬、靜居日與「出城費」

印度教文化使家庭成為當地青年失業的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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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文化使家庭成為當地青年失業的安全網。

「我說這些是證明,跟疫情比,恐怖襲擊和火山爆發對生意的影響,啥都不算(It’s nothing)。」戈迪說,2020年疫情後,有天他一個客人也沒有,機場停車場空蕩蕩,他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因為以前遊客雖然會減少,但從未歸零。

我們聊到這裏,突降暴雨,能見度下降,出租車放慢速度,11月正是巴厘島的雨季,雨水雖大,但來得快去得也快。洗刷過後,長滿棕色苔蘚的印度教廟宇,在氤氳的水氣下,散發出神秘氣息。

印度尼西亞雖然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2.2億,佔人口87%);但巴厘島絕大多數信印度教,島上的文化氛圍在整個印尼獨樹一幟,剛下飛機,到處能見到本地名吃「烤乳豬」的圖片和招牌,顛覆了我對印尼的印象。

前幾年,俄羅斯政府會議上,農業部長建議向印尼出口豬肉,普京捂臉嘲笑對方無知,其實如果出口到巴厘島,多少還是有些市場的。可惜普京沒來過巴厘島度假,今年G20峰會也缺席,錯失深入了解的機會。

車繼續往前走,路過一大片石材市場,路邊林立的店鋪前的院落中,密集地擺放著佛像、印度教神像、神獸坐像和其他各種石制裝飾。 戈迪說, 他們最大的客戶不是寺廟,而是酒店,後者為了營造氣氛而大量採購,過去兩年生意蕭條,不少石像風吹雨打下反而有了做舊效果。

2020年,疫情襲擊之際,正是巴厘島的印度教新年。首先是彭魯普坎節的歡鬧的慶祝活動,變得很奇怪。當地人會花費不菲地建造ogoh-ogoh(用竹子和紙做成的巨大惡魔形雕像),節日期間舉著它進行遊行、祭祀,但疫情下ogoh-ogoh不能遊行,僅能在本地社區展示,人們頗為失望。

彭魯普坎節第二天是靜居日(Nyepi),每年的這一天巴厘島的登巴薩國際機場都會關閉一天,喧鬧的旅遊島平靜下來,民眾在家靜坐冥思,不生火和開燈、不工作、不出門、無娛樂活動,除了醫院、消防、警察等必要公共服務機構外,島上所有商鋪或機構暫時關閉,行人車輛不得在室外活動。

「但沒有了遊客,那一年的靜居日格外安靜,」戈迪回憶,雞和狗似乎都不敢大聲吵鬧。他甚至想,一直這樣也挺好,但又想還要給兒子買房子,如果疫情再持續幾個月就壞了。

抵達酒店,戈迪停下車,他本要讓我支付額外25%的「出城費」,行前我在網上看到過當地司機常用這種方式多收遊客錢,我說「沒聽說有個這個政策」,戈迪隨即作罷,讓我按照表上價格付款。

安全網、回流與機場保安

酒店坐落在一個野生動物園內,賣點就是乘坐窗戶巨大的越野車,近距離觀看獅子、老虎、犀牛等野生動物。

導遊女士開玩笑說,在巴厘島,野生動物比人類多。我問她巴厘島人口有多少?

「平常可能有500萬,疫情之後,沒有工作,很多人都回到其他島上的村子裏,我猜現在能有300萬人就不錯了,」她說。

不過,這家野生動物園中的酒店,還在持續經營,雖然沒了外國遊客,但來自印尼國內的遊客多了起來,因為大幅降價使不少印尼人也也能負擔起巴厘島的旅行,經常出現一車都是本國人,她只用印尼語解說就夠了,不必再說英語。

沒有工作的人怎麼辦?G20會議期間,我和一位印尼政府官員聊起這個問題,他解釋,印尼人尤其是巴厘島是印度教文化為主,注重傳統大家庭,家族關係網和農業生產成為失業人口的「安全網」(safety net),為了糊口,水稻田和海帶田在疫情中又繁盛起來,所以高失業率並沒有帶來高犯罪率,「不像西方國家」。

「其實,正常情況下這些人賺的也不多,印尼勞動力成本很低,巴厘島旅遊收入雖然多,但70%左右歸外資所有,因為酒店、酒吧、餐廳等設施都是他們投資的,所以疫情帶來的虧損也主要是他們的。」

這位官員介紹,平常年份巴厘人沒有賺到主要利潤,反而要承擔主要代價,當地缺乏有效的垃圾處理體系,大量湧入的遊客和務工人口,讓自然環境不堪重負。「疫情中人們也在反思,如何糾正這種『扭曲』(distortion)的經濟模式。」

印尼選擇巴厘島作為G20峰會舉辦地,其中一個用意就是借機復蘇當地旅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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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選擇巴厘島作為G20峰會舉辦地,其中一個用意就是借機復蘇當地旅遊業。

今年巴厘島走上復蘇之路,逐漸開放,迎接遊客的回歸。當地一家小旅行社老闆梅徳(Made)僅憑與客人聊天,就能凖確掌握各國解封情況。他旗下有兩輛七座車,僱了三個司機,主要業務是包車環島遊,閒時去機場接遊客。

「最先回來的是新加坡人,二月份就來了;然後印度客人回來了;六月到八月是澳大利亞的冬天,一大批客人回來;最近香港是不是放開了?這個月(11月)香港客人突然多了。」

梅徳(Made)估計說,現在客流恢復到疫情前的五成到六成,歐洲客人還太少,中國客人還沒有來,否則就完全恢復了。

疫情前,巴厘島每年600萬遊客,中國遊客佔五分之一左右。 雖然中國突然快速放寬,但還未恢復出境遊;歐洲則困於生活成本危機,用於長距離旅行的消費復蘇緩慢,恢復期可能要一年到一年半。

在巴厘島期間, 我漸漸習慣不戴口罩,離開時機場保安盤問每個旅客去哪裏,得知目的地是香港,堅持讓我戴上口罩才能進機場;身旁其他旅客有去澳大利亞、新加坡、台北,保安每詢問一個目的地,就能凖確說出是否需要戴口罩才能上飛機。沒有口罩的遊客只好在周邊商店四處尋找,但商店裏早已賣完。

這位機場保安似乎很享受這份忙碌,這個崗位可能是全島為數不多由疫情創造出來的就業機會。

在巴厘島期間有種特別的感受,人們在疫情之初還是比較樂觀, 認為疫情一個月、兩個月,最多三個月就可以過去。 但這種樂觀的預期一次次被打破後,又導致強烈的悲觀情緒,甚至認為可能要十年才能恢復如初,即便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復蘇正在加速。這種心理在巴厘島尤其強烈,在全球其他地方想必也都有所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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