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因為小孩可能在學校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情況，情緒有點不穩定。我們坐公交車回來，總之他就是很不高興，然後他到站了不做聲地就衝出車門。我跟他哥哥因為還要背書包，來不及抓住他……我下車後開始找他。當時真的是又氣又怕。因為我們搬到這邊新區才一年多一點，他自己又這麼小，才七歲左右，我整個下午都找不到他。我想他會不會自己上樓，跑回家，結果他也不在。當時因為爸爸也不在身邊，我整個人都好像軟了一樣，塌下來了。還好，哥哥還跟著我一起，陪我找人」。

這是家住香港九龍深水埗的徐女士的心聲。

有研究指出，新冠疫情爆發後，各界對於兒童的心理健康越來越關注。在生活壓力緊繃的香港，兒童心理健康也引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根據香港「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慈善基金會2020年發表的綜合研究報告，世界衛生組織（WHO）估算有近四成的香港中小學生可能有難以集中精神、感到焦慮以及失眠的問題。

尤其當新冠疫情爆發時，學童在家上網課，失去平常在學校習慣的人際互動，心理的調適比成人年需要更多時間，也會以電玩或耽溺網路、電視等方式轉移壓力，家長對此或不了解，產生越來越多的摩擦。兒童乃至家長的精神健康，都慢慢有了問題。

BBC中文訪問了兩個香港基層家庭的母親以及專業人士，了解他們的心聲，以及香港兒童心理健康面對的挑戰。

兒童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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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0多歲的徐女士與許多來自基層背景的香港家庭相同，先生在外工作，自己盡全心照顧家庭。徐女士大兒子小時候被診斷有輕微自閉症，小兒子則診斷有過動症。她說，兩個孩子「一動一靜」，起初在缺乏了解的時候，自己與先生是用盡心力教導，但是由於來自勞工家庭，夫妻平常很難接觸到專業協助或資源。

一開始，在面對小孩的情況時十分棘手，家務之外，要照顧先生和小孩，疲累的情緒也開始不知不覺影響到小孩。2020年疫情爆發，小孩開始上網課，幾乎每天都是24小時要面對彼此，親子間的摩擦越來越嚴重。

事實上，徐女士的案例並不特殊。最近越來越多的香港研究指出，在生活壓力緊繃的香港，兒童心理健康的問題越來越難以忽視。

此外，中低收入的基層家庭在香港更難找到協助網絡及資源。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在2020年訪問了近600名18歲以下的香港居民，發現有超過60%的受訪學童表示心情差了，近50%更經常無故發脾氣，亦有近40%小朋友時常與家人吵架爭執。面對這些問題，一個特別關注基層家庭兒童的非營利基金會「愛望基金」（The WEMP Foundation）在去年由鄭志剛博士號召成立，參與協助香港兒童面對心理健康挑戰。

疫情衝擊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對全球兒童及青少年來說又是一個更大的心理衝擊。面對疫情，學校時而停課，學童在家上網課對他們及家長來說都是全新的體驗及衝擊。

據2020年5月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統計，由於新冠疫情145個國家決定停課關閉學校，全球共有16億少年兒童受到影響。除了正常的學業被打亂，還有其他很多方面的學習也中斷了。即便回到學校，遵行社交距離都不容易。

英國雷丁大學（Reading University）心理學教授杜德（Helen Dood）便向BBC解釋，嚴格執行社交距離規定對年幼的孩子們特別困難。唯一能使規定執行的辦法就是實施非常嚴格的控制措施，但「這對孩子的心理健康很不好。」

「兒童需要感覺他們有自主權，他們有自主空間，他們可以自己做決定，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掌控。」

但是，除了疫情衝擊之外，兒童面對疫情衝擊下的心理調適，在貧富差距甚劇的香港，來自基層勞工家庭兒童面臨的精神壓力問題越來越顯著。

換言之，不同階層家庭的兒童面對的心理健康問題可能相似，但對於基層家庭的兒童，他們能夠就醫或尋求專業協助的資源，或身旁有社會網絡的支持比起中上層的家庭少了很多。

據香港統計處資料，2018年全港共約102萬18歲以下的兒童，其中約23萬名兒童來自貧窮家庭，領取綜援或父母低收入工作，「兒童貧窮率高達23.1%」。

此外，根據「愛望基金會」對香港醫管局數據的研究顯示，2022年度香港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門診新症數目超過13,000宗，最長的輪候時間需約20個月。

支援與應對

面對困境，香港臨牀心理治療師崔仲君（Nastassia Tsuei）對BBC表示，據她的臨牀經驗觀察，有關網課對偏遠地區與基層的孩子，或對家庭來說都會成為負擔：「除了通訊設備以及購買無限上網數據的費用，還需要足夠的網速。」

崔仲君解釋稱，譬如住在新界郊區的話，許多地區沒有光纖網路，而負責的電訊公司也只有一家，網速最快是6M，但是多家住戶分流，可能每家網速也只有1M。她說：「所以對孩童來說，能否好好地上到網課都是一個問題，起跑點已經不同，都會造成心理壓力。上課的時候網路斷斷續續，也一樣讓人心浮氣躁，無法好好學習。大人小孩壓力都很大。」

許多心理學研究也分析指，勞工家庭出身的兒童在當今社會面臨更多的精神壓力。譬如，美國康奈爾大學2017年的研究分析，在貧困中長大會使孩子承受更大的壓力，這可能導致以後的生活容易出現慢性長期的心理健康問題。

「愛望基金會」因此將支援工作集中在家庭平均月收入少於2萬港元（約2500美金）的地區，包括一些貧困家庭及中產的社區，並與小學合作為這些資源較少的兒童提供支援和服務。

徐女士在電話中向BBC表示，以她的兩個孩子為例：​​「一個安靜，一個過動」。她說，跟他們溝通的話，又需要用很多不同方法。最後，在學校老師的推薦下，她參加基金會與學校舉辦的工作坊，希望學到親子溝通技巧，以及自我情緒的調理。她說：「其實，有時候也會覺得挺累的。人家的小朋友可能到2到3歲時，表達能力可能就已經很好了，對吧？然而我的小朋友可能要講10次、8次，甚至講更多次，他也未必會聽你的。對我來說，覺得這會比較苦惱。工作坊有時候也會教會我們一些怎麼舒緩自己情緒的一些方法。我覺得這些還是挺有幫助的。」

有類似經驗的還有張女士。住在新界的張女士，十多年來前從中國大陸移民到香港。與丈夫幾年前因故分開，目前是一位單親母親，靠著政府補助支援以及打一些零工獨力撫養兩個小孩，生活並不容易。

疫情期間，十幾歲的女兒與兒子，關在家裏上網課，三個人相處，她看到小孩早晚打電玩遊戲，自己除了擔心疫情之外，對於小孩是否荒廢學業也很緊張，與孩子們開始有很多摩擦。她告訴記者，特別是兒子有學習緩慢的問題，但她一開始沒有認知到，看到小孩一天到晚打電玩，想要阻止或多說幾句，因而跟小孩的摩擦越來越嚴重。張女士說，在面對困境時，家長也會有罪惡感，自己的身心情況，也出了問題。

張小姐說，學校老師發現問題後，即時提供協助並建議她參加工作坊，聽從專業人士的意見，了解小孩心理健康的問題，以及解決辦法。

崔仲君告訴BBC，雖然許多研究直指電玩或網路遊戲對小孩的身心有負面影響，但她觀察到的是，在疫情壓力下，孩子打電動減壓，有時也可以減輕無助感，亦是一種交流，「至少遊戲中可以和其他同學一起玩」。

徐女士則感嘆的說，有時候在地鐵或巴士上，小孩情緒開始不穩定時，常看到乘客投射過來的眼光，似乎在指責家長怎麼不會管小孩，「沒有家教」，放任小孩吵鬧。她說：「我也沒有力氣去解釋說小孩其實有情緒問題，已經很努力了」。

她亦同意，這些年來自己有時候心情低落時，「為什麼我的小孩會這樣，別人家的小孩都不會」的類似情緒，難免會出現，「但兩次他們主動過來幫我按摩時，說媽媽累不累了，這一切的辛苦都不算什麼了」，她笑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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