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以發生在2015年，轟動全城的謀殺案審判為故事背景的港產片《正義迴廊》，近日在香港影院放映中異軍突起，至今票房已經突破2千萬港幣，並繼續攀升，成為今年香港電影的票房「黑馬」之一。

今年香港演員古天樂製作預算達數億港幣的《明日戰記》，至今在港有8千多萬港幣的票房收益（在大陸票房約7億元人民幣），打破過往《無間道》及《寒戰》等香港電影在本地的票房收益紀錄。與此相比，《正義迴廊》製作預算約一千萬，以「三級片」的觀影年齡限制，至今獲得兩千多萬港幣票房，在同類電影的成績中算是突出。

《正義迴廊》以2013年周姓兇嫌駭人聽聞地謀殺並肢解雙親的案件為靈感。電影中有大量殺人及肢解片段，但更多集中在審判過程，探討法律是否能真的實現正義，以及兇手及幫兇複雜的心理背景及家庭關係。

在電影中，陪審團成員及正反辯護律師基於個人經驗或對法律及社會偏見導致的各說各話與相互指責，以及媒體嗜血的誇張報導及全港網民「上網辦案」等情況的出現，都讓人們關注司法是否真能做到「毋枉毋縱」，成就了這部挑戰題材的電影。

2019年香港發生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示威活動之後，幾年來一連串有關集會以及示威衝突的逮捕及審判成為香港日常。有一些讀者說，感受複雜的部分民眾或許因此將情感投射在這部深度探討過去司法審判的電影裏。

何爵天簡短地回應BBC中文稱，這部電影從2020年開拍一年殺青，電影確實反應社會，但這部與過去2015年謀殺案審判有關的電影，「也許可以說是回應這個時代，是個歷史的記錄吧」。

舞台「表演」手法？

1987年出生的導演何爵天在電影圈磨練多年。第一次執導劇情長片的何爵天對BBC中文說，他對票房賣得很好感到「十分意外」。他說，這個題材並非「闔家歡」的影片被列為「三級片」，而且片長還超過兩小時，但為了凖備這部電影，他下足了功夫，與同事親身去很多香港法庭聽審。

何爵天對BBC中文說，他可以看到，從律師、犯人到證人，基本上每個人很努力地在「表演」，「法庭就好像一個『舞台』，要把故事說得『動聽』，誰能讓九個不能發言的陪審團成員信服，那誰就是贏家」。

他強調，這部電影的許多主要演員具有深厚的舞台劇演員背景，在電影中的表演方式因此不是強調演員演技「自然」，而是試圖在熒幕中呈現如何「表演」的技法，間接凸顯日常法庭內的「表現」。

在預算限制下，近年來獨立製片的香港電影在香港舞台劇中找尋硬底子的演員，出演大熒幕角色。在片中飾演弱智嫌疑犯而走紅的麥沛東亦告訴BBC中文，為了這個角色，他在如何表演出在愚蠢與聰明、天真及狡猾中游走的個性方面下足功夫。

何爵天說，麥沛東與飾演主嫌的楊偉倫，在舞台劇生涯中就有師兄弟與朋友的關係，片中飾演機關算盡、犀利大律師的蘇玉華，亦是香港舞台劇天后。何爵天表示，他的做法是，將他們在舞台劇中的友誼及表演關係，搬到大熒幕呈現，他自己十分滿意這個效果。

不過，藝術創作明顯取材或改編自真實發生過的犯罪事件，如何呈現本來就一直存有爭議。譬如，創作是否會對當事人造成二次傷害？聳動的題材與情節是否掩飾了觀眾的反思等等。

一位署名觀眾便在社交網站「豆瓣」上評論說：「群像的刻畫還是蠻精彩的，每個人物都有記憶點，但是不深刻；我只是疑惑為何要把電影拍成三級片……所有與三級相關的畫面似乎對劇情沒有直接幫助。」

一位署名「王小花」的網友也在「豆瓣」上說，導演用了許多「類型片技巧」讓庭審過程變得有趣，「但也存在用力過猛的問題，導演塞了太多無關緊要的內容進來，讓人不知道他最主要想要表達什麼」。

審判辯論與觀眾參與

這電影改編自2013年轟動全港的「大角咀弒雙親」奇案。當時，一對周姓兄弟在網上稱父母在回鄉後突然失蹤。嫌犯甚至邀請香港《蘋果新聞》協助拍攝協尋影片，但經調查以及《高登網站》等許多網友指出，人們後來卻發現，兇手竟是受害人的20多歲親生次子。

根據當年報導，周姓兇嫌自承，從小父母偏心兄長而冷落他，被強迫前往澳大利亞留學後，又常被當地人霸凌。回港後，因為向父母借貸還賭債不成，而起了殺機，將父母殺害並肢解，與另一位患有智能障礙的謝姓友人，將屍體分屍，殘肢丟棄於海中，受害人頭顱則放在謝姓男子租屋處冷凍櫃，駭人聽聞的案件震撼全港。

最終，在2015年的審判中，周姓兇嫌被判終生監禁，謝姓男子則謀殺罪不成立，僅被判處協助毀損屍體一罪。

這部電影將當時沸騰全港的審判辯論再次翻開。特別是針對謝姓男子無罪的判決，曾持續引發激烈討論。何爵天向BBC中文記者解釋，他希望借著九名陪審團成員針對此案的各說各話及矛盾掙扎，邀請觀眾也參與思考該案件中出現的種種議論，「觀眾也可以是電影中的陪審團」。

何爵天一連提出許多問題，包括：「智商不高就等於沒有能力殺人」，「兇嫌的成長背景及社會經驗又怎麼讓他親手殺了父母」，以及「兇嫌沉溺於種種網絡論壇，助長自我，想要受到關注」等。

受邀觀影的人士深度沉浸在審判劇情中，參與案件思考的電影手法因此奏效。許多香港影迷「二刷」甚至「三刷」購票入場，希望在電影中參與「辦案」，即便這部電影中的一些人物及劇情細節並非與原案完全雷同。

來自香港九龍土瓜灣的郭妮可（Nicole Kwok）告訴記BBC中文稱，她覺得劇本著墨在陪審團是一個很好的嘗試。這部電影帶出法律有時並非可以簡單地確定「非黑即白」，去做界分的工具。

她說：「真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提醒大家要辨別是非，要有論證過程，信口開河或者輕率地作出批判，都不會達到公義。」

而與受害者生前住在同一條街上的盧樂麟則稱，自己有段時間未進戲院看香港本土電影。但透過朋友口碑，他買了票去看。他解釋說：「這套電影最吸引的地方是拍攝手法，加入了很多舞台劇燈光效果，雖然我不是修讀電影，但以轉換場景敘述同一件事情，這也很新鮮和更令人投入。」

犯罪片的社會意義

事實上，回顧香港電影及社會歷史，在地小人稠的香港，任何與兇殺有關的犯罪新聞及審判總是容易引起全港民眾及傳媒的高度關注。從港片《英雄本色》或杜琪峰的警匪片，到《法內情》、《法外情》，甚或《人肉叉燒包》等，這些涉及社會兇殺案情節的電影一直很受香港觀眾歡迎。

研究香港罪犯片電影史的香港中文大學溫祺德助理教授（Kristof Van Den Troost）對BBC中文說，犯罪片在香港有獨特的社會意義。他解釋說，自100多年前犯罪片首次出現在大熒幕以來，犯罪這種電影類型，一直是用以參與解決當前社會問題的一種方式。

在香港，特別是在1970年代，出現了許多基於現實犯案案件的犯罪電影。溫祺德表示，因為那時候，「暴力犯罪是香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那些電影也是在英國殖民政府下，審查制度開始放鬆之際。由於關於黑社會歹徒或警察的電影經常涉及權力鬥爭，對領土的控制、正義和法治等問題，它們很容易被用來評論更廣泛的政治問題，或者可以被有此傾向的觀眾以這種方式解讀。」

香港中文大學溫祺德也表示，涉及社會兇殺案情節的電影除了提供大量令人膛目結舌的暴力或血腥畫面之外，犯罪電影還允許導演通過電影對社會熱點問題進行評述。他說：「在電影中直接處理政治問題是很危險的，在這樣的環境中，這種以電影評述社會問題的作法，一直是香港電影的慣用手法。」

香港影評人李展鵬撰文說，由於香港的特殊歷史位置，譬如在「九七」香港主權移交前，英國殖民政府對香港電影裏的政治議題一直很謹慎地進行審查。香港因此一直沒有直接拍政治片的傳統，但卻分別在幫派類型影片中，迂迴地影射政治。

在「九七」前拍的香港黑幫電影（譬如《英雄本色》系列）通常與越南華僑幫派發生的衝突有關，反映當時的社會背景。彼時電影中正反兩派「黑白分明」，英雄總是得勝。這些善惡的電影故事，開始回應香港當時開始建立的引以為傲的的法律制度。電影中有關警察、幫派、廉政公署以及律師審判的情節越來越多，成為香港特有的類型電影。

之後，在「九七」香港主權移交以來新的電影情節中，有關法律或幫派的灰色地帶卻越來越多，譬如在《無間道》中，到底誰是好人誰是壞人，越來越難以下定論。對《正義迴廊》來說，有評論稱導演試圖說的香港故事，除了聳動的犯案情節，不斷針對香港法律審判制度的詰問，以及對複雜人性的探測，引發了觀眾的好奇和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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