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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06日上午12:00
時鐘已經敲過晚十點，家裏的孩子也已入睡。夜深人靜之際，散居在英國東南西北各地的多名前香港新聞工作者，齊集於電腦屏幕前，就向他們當年在香港媒體公司時一樣開始了視像編輯會。他們密鑼緊鼓，討論新一周新聞節目的編排與拍攝。不知不覺，已至夜半。
《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新聞界風聲鶴唳，不少傳媒人選擇出走和移民海外。他們其中有些人，飄洋過海來到英國之後，仍然不甘心放下那曾經匯聚他們情感與寄托——紀錄時代的鏡頭與筆桿……
陳廣慧就是這群前香港媒體人的負責人。傳訊界出身的她解釋說：「如果這群人不是癡線（瘋狂）的話，都真是沒有可能發生的。」
據介紹，十多名原香港記者與製作人，移民英國之後，實在不甘心放下老本行，放下他們深愛的事業，深愛的鏡頭與筆桿，儘管知道媒體創業的難，也憑著僅僅數十萬港元的集資，在英國開創了海外港人的網上媒體「綠豆」。
團隊在幾乎不收分毫報酬下，有的早出晚歸的拍攝、有的通宵達旦剪輯，支撐起每周更新的節目製作。
傳媒研究學者指，這些僑民媒體某程度填補了香港本地媒體審查日增下，採訪不了的故事、反映不了的批判聲音。但由於它們大多是小本經營，面臨資源緊絀限制，難以擴大規模。
陳廣慧口中「瘋狂」的團隊成員之一，是五十多歲的阿軍。他1995年起便為《香港電台》電視拍攝，鏡頭下作品包羅早年的人物特輯《傑出華人系列》，到近年反修例示威峰煙四起的現場報道。
惟去年，港台管理層改朝換代後，大刀闊斧抽起時事論政節目，一貫阿軍合作的導演、製作人紛紛引退後，他的崗位不再，無奈蓋上鏡頭，年初與家人移居英國。他說，「沒有想過可以繼續拍下去。」
豈料，來了沒兩個月，他便接到拍攝繳約。提議的是來自曾經共事的老牌時事紀錄片節目《鏗鏘集》製作人。他拋出了「綠豆」的概念，打算在英國拍攝一季十集紀錄港人故事的記錄片﹐並製作每周時事節目。
「我們做得來嗎？」是阿軍的第一反應，「我們拍東西可不是那麼簡單的。」從事電視拍攝多年的他腦中立刻想到：前期、交通、剪接，誰來負責呢？
但他答應的手，還是舉了出去。
當然，平台不可能有電視台規模的配備。最初，阿軍只有「到亞馬遜買了一個無線麥克風，加上一部單反（相機）、一個小腳架」。
但就這樣，他駕輕就熟，戴上耳筒，躲在鏡頭後，緊盯著攝影機屏幕，從跟著前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遊走倫敦法律重地，到走進前勞福局長政治助理莫宜端的英國新居後院，記錄她談在香港為官時的言論禁區。
資源緊拙，很多拍攝工作擠一天完成，尤是勞累。而家住英格蘭雷丁（Reading）的他，通常要來回倫敦拍攝，光是乘車就有可能要花上六小時。
有天拍攝，碰巧火車班次大亂，早上八時出門，回到家已將近凌晨。
「我不想麻煩家人到車站接我，最後徒步走回家，走了45分鐘，」他說。
當第一集關於陳文敏的紀錄片剪成後，阿軍就知道，沒有白費腿力，但他只是淡淡說道，「我覺得可以再做多些。」
負責管理與文字的陳廣慧則甚為興奮，形容看到成品時，「是感動的，大家都說：『哇，好看呀！你多少晚沒有睡、才可以嘔心瀝血把它做出來』」。
「綠豆」的節目風格，承傳了香港公共廣播制製作的味道。團隊中一編導自言，「在裏面做得久了，無法脫離這風格。」
平台七月起宣佈運作而來，來自不同新聞專業背景的團隊成員，兵分三路，每周更新紀錄片、一周時事論政節目和文字專欄，短短三個月，累積了二千多名每月付費訂戶。
影片平台YouTube頻道獲得13萬人追蹤，總瀏覽量達300萬次。陳廣慧指，他們六成的觀眾身在香港，四成在英國，還有些身處美加。
「『哇，很久沒有看過這些節目』」，陳廣慧轉述觀眾的訊息，說收到不少人感謝他們為自己發聲。
但她說，他們做的不是什麼英勇大事，節目報道只是「正正常常時代會說的正常說話」，是「我們受的專業訓練要求我們做的事」。
「但在一個扭曲的年代， 做回一些正常人做的事情…..但原來是那麼困難的，」陳廣慧說。
她苦惱的，是自平台至今仍然未能完全向全職或半職的同事支薪，只能支付微薄的車馬費。「有些人堅持一毫也不收，你給了他，他又把錢轉回給你，」她慨嘆道，「唉，但這不能維持很久。」
縱然團隊眾志成城，滿腔熱血，但她說，有必要尋覓持久可行的經營模式。平台最初主要依賴集資本金、訂閲收入作營運；然後，幾經波折下，終能開通YouTube頻道獲廣告收益，惟資金未足以支付基本薪酬。
她曾考慮申請慈善基金資助，但資金很多源自外國政府或機構，她不希望牽連外國資金，惹來把柄。她也考慮經營廣告，又礙於人手欠缺、搭擋意見不一，尚未實行。
她自嘲搭擋與自己「都不是做大事的人」，沒有生意頭腦，「我們都不是做生意的，沒有一個是（辦報商人）『肥佬黎』」。
流散社群在英國建立僑民媒體早有先例。倫敦政經學院媒體與傳播系教授喬治奧（Myria Georgiou）指，僑民媒體在英國具200年歷史，從起初的郵寄通訊，發展至電視電台廣播，到現今的網上媒體；幾乎是愈商業化的，長遠地愈成功。
喬治奧說，當一個社群的民意在原居地被邊緣化、不得政府或議會代表時，流散僑民媒體成為傳達政治聲音的首要媒介。
她說，僑民媒體的記者甚至會因為「權威聲音」特別獲僑民和原居地民眾尊重，因為「他們非常需要這些聲音，比在具有開放民主體制的國家裏的人，更需要這些聲音。」
今波香港BNO移民浪潮下，海外港人創辦與營運的網上媒體也應運而生。除了綠豆，還有網媒《同文Commons》和在社交媒體運作的《追新聞》。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峰指，過往因應八、九十年代港人移民潮，在美加地區營辦的僑民媒體如加拿大《明報》、《星島日報》，多數由報業集團投資，部分內容會刊登香港版本報章新聞。
今天媒體移師網絡，李立峰指，「幾個人志同道合，有辦法籌到錢，就可以開始。」這些媒體，是依賴「社會資本」，即社會網絡來動員的資源或能力起家。
但單靠社會資本不持久。他說，在尋覓營運經費上，將會面對「恆久存在的困難」，預計長遠地能以小規模「挨下去」，但難以擴大發展。
這天，阿軍又再一早出門，伙同一名綠豆編導在東倫敦採訪一家經營茶餐廳的香港人。
拍攝完成後，兩人站在街頭聊天。編導慨嘆，這兩年見盡香港多家媒體倒閉，時事節目被腰斬，總覺得「所有東西都有完結得一天，能做一天是一天了」。
阿軍也相信，作為走出來的人，「能做到什麼，就做什麼」，
無論如何，先把東西紀錄下來，因為那些東西「沉澱下來後，再回看，（是）有歷史價值的」。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阿軍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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