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一場"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在香港舉行；同一天，名為尼格的颱風不斷靠近這座城市，上一次香港在11月經歷這個級別的颱風，還是50年前。

颱風成為香港經濟的絶佳隱喻。過去三年，香港連續經歷政治風波、疫情阻隔，財政司長陳茂波形容為「驚濤駭浪」。今年金融中心指數排名，新加坡超過香港，成為亞洲最大金融中心，更是給這個東方之珠心理上一擊。

於是，一場規格罕見的金融峰會，排上日程。比如參與第一場討論的五個人，分別是來自黑石、摩根士丹利、瑞銀、中銀、高盛的董事長、CEO或CFO。這五位管理資產大約14萬億美元，相當於歐元區19國去年GDP總和，而這類金融機構總裁來了40位。

在物理上意義上，香港重新贏回闊別三年的全球金融巨頭。因為香港太想傳達一個信息——「香港開放了，我們回來了」（Hong Kong is open and we』re back）。

但在心理意義上，要真正贏回這些巨頭，還有更多問題還有待回答，比如香港經濟前景幾何，還是不是自由的金融港，未來能否反超新加坡重回亞洲金融中心的位置？

峰會上，摩根士丹利董事長兼CEO戈曼（James Gorman）表示，對經濟體系的兩大衝擊可能是過去70年來最強的，市場難以適應，並不奇怪。

戈曼沒有言明是哪兩個衝擊，因為對與會者來說，這點心照不宣——疫情和地緣政治衝突。前者擾動供應鏈，推高通脹水平；後者以俄烏戰爭為代表，推高能源價格，使經濟形勢雪上加霜。

香港未能獨善其身，同樣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但方式更為獨特。

疫情：「超級聯繫人」的兩難選擇

比如疫情，即便這場峰會開始前，香港已經取消幾乎所有來港的限制；但在進入會場時，還需要打開疫苗通行證掃碼。過去兩年多，進入香港任何公共場所，這一步必不可少。而全球多數國家，早已取消大部分限制，香港在放開限制上，無疑慢了半拍。

會場另一個細節也能說明這一點，大部分西方來賓都不戴口罩，華人面孔則幾乎都戴著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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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的原因是香港獨特地位決定的——中國的「超級聯繫人」。出於這個定位，香港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在努力去中國大陸通關。

但現實很殘酷，香港並不具備實施「清零」的社會基礎，也無法「與病毒共存」而放棄與大陸通關的希望，因此不得不在兩種防疫路線間徘徊不定。

今年7月新政府上台後，似乎想清楚了這個問題：與大陸通關，難度太大，而與世界隔絶，代價太大。於是這座金融中心逐漸放開限制。

地緣政治衝突：特別難受的特別行政區

這麼做似乎起到作用。峰會上，這些億萬富翁們，像參加同學聚會一樣，緊緊握手、擁抱和敘舊。

不過也有巴克萊、花旗等四位CEO爽約，並未參加這場「同學會」，他們的理由是行程衝突或染上新冠。

但媒體則把他們的缺席與美國政壇的警告聯繫在一起。峰會前，美國國會議員默克利（Jeff Merkley）和麥戈文（Jim McGovern）呼籲，銀行家出席峰會將令他們成為中國大陸和香港當局侵犯人權及輸出非自由世界秩序的同謀，甚至是為特區領導層提供政治掩護，因此敦促他們重新考慮是否出席峰會。

這個插曲折射出疫情之外香港面臨的另一重挑戰——地緣政治。

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2019年社會風波，再到2022年俄烏衝突，中西方地緣政治癒發緊張。讓香港這個特區，夾在中間。

比如，美國曾警告要取消香港特殊貿易地位，這威脅到佔香港經濟四分之一的轉口貿易。

甚至，在西方國家因戰爭紛紛制裁俄羅斯，使其富豪把遊艇開到香港來躲避，香港在這一問題上與中國保持一致，表示西方制裁在當地沒有法律基礎，因而不會對該遊艇採取任何行動。此舉引來美國國務院批評，稱此舉對香港名譽帶來風險，令外界質疑作為金融中心的經商環境的透明度。

前路：會被新加坡替代嗎？

這些困擾香港的難題，也徘徊在金融大佬們的腦中。在峰會現場，主持人問嘉賓，什麼讓他們失眠？有人答，高通脹；有人答，地緣政治風險。

瑞銀董事長凱勒爾（Colm Kelleher）的回答更有趣。他說，核電站洩漏，大家都在逃跑，一隻雞悠閒散步，別人問為什麼不跑；它說，我只是雞，我懂什麼核洩漏。凱勒爾說，他就像那只雞，通脹和地緣衝突都不是他能掌控，擔憂也沒有辦法。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給出了一個辦法，「不要對賭中國和香港」（Don’t bet against China and HK）。

但資本似乎不這麼想，去年3000多億美元流入新加坡，暴漲60%，其中不少來自中國和香港。今年英國智庫Z/Yen發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中，新加坡超過香港，躍居全球第三，在香港引起軒然大波。

這側面反映出，兩個城市的競爭關係。該指數從2007年起，每半年發佈一次，此前已發佈的31期中新加坡只在2015和2016年小幅超過香港，其他時候都是香港領先。其實，2020年9月發佈指數中，東京和上海也都超過香港，並未引起討論；反而今年香港在榜單打分上進步不少，卻因被新加坡超越而頗受關注。

只因為兩個城市太像了——都以華人為主，都曾是英國殖民地，都有與國際接軌的普通法體系，都有世界級大學，面積和經濟規模都差不多，而其中金融都是重中之重。

疫情和地緣政治困擾著香港的發展，卻成就了南邊的對手——新加坡早已「與病毒共存」；而地緣政治上，新加坡不但不受影響，反而因為比較超然的地位，獲得額外的好處。

優勢：與代價相伴而生

不過在峰會上，香港特首李家超也在向金融巨頭們強調香港的優勢，「香港依然是全球唯一匯聚國際化優勢和中國優勢的城市」。

新加坡國立大學經濟學系教授胡光宙曾向BBC中文表示，香港依托於中國這樣一個世界第二大且仍然在以較高速度增長的經濟體，這是新加坡所沒有的，也是兩城最大的區別。

甚至，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表示，羨慕香港依托中國大陸的地理位置。

這種區位優勢是多方面的，比如香港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完備，透明度極高，靠近大陸，大陸公司更傾向於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而且重視中國大陸市場的跨國公司也常將亞太區域總部放在香港。

香港這一優勢並未被奪走，但優勢伴生的代價開始顯現。

一帆風順，也是風；掀起驚濤駭浪，也是風。對香港而言，將不得不面對危與機並存的局面。

危險在於，綁在中國的經濟列車上，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限制開始波及香港。比如說，雖然李家超竭力推銷香港，其他本人還受到美國制裁。

機會在於，對於已是世界第二經濟體的中國而言，不可避免地要與全球經濟廣泛聯繫，"超級聯繫人"香港可能比前十年更為重要。比如說，中美交惡之下，大量中概股回流港股，強化其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的前路怎麼走，其實出席峰會的金融巨頭不會給出答案，他們會在審時度勢之後，用資金投票。而隨著峰會接近尾聲，香港天文台掛出八號風球，這意味著名為「尼格」的颱風已經靠近，全港不必上班、上學。

上一次香港在11月遭遇八號風球，還是整整半個世紀之前。1972年，英鎊匯率波動波及香港，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剛開業半年的九龍證券交易所不得不停業。

第二年香港遭受最嚴重股災，恆生指數跌掉九成；但那之後50年，香港也實現史上罕見的跨越發展。

如果真像馬克·吐溫所言「歷史不會簡單重覆，但卻驚人相似」。那麼，下次11月再刮颱風時，香港會是什麼樣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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