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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12日上午03:00
中共二十大召開在即，習近平正信心滿滿地尋求第三任期。過去十年間，這名出生於1953年的領導人鞏固了他在黨內的巨大權力，也深刻改變了中國的社會面貌和國際地緣政治。
許多人認為，儘管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在經濟和科技上取得進步，但不斷掀起的民族主義和個人崇拜浪潮讓人聯想到了半世紀前的「文革」時代，而隨著中西方敵意不斷升級，許多觀察人士擔心冷戰再次降臨。
那麼，習近平的意識形態是什麼？北京的宣傳機器如何使這個國家龐大的人口改變對國內政治以及外部世界的態度和看法？
儘管中國的政治決策往往遠離公眾和媒體的聚光燈，但官方媒體上的政治口號或許可以成為洞察中國政治風向的窗口。
「黨的宣傳（口號）反映了黨的優先事項，也反映了黨內部的權力平衡。因此，我們可以通過這種宣傳了解一些黑箱中所發生事情的更多信息，」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高級中國分析師牛犇（Neil Thomas）說。
BBC對中共黨報《人民日報》中一些特定政治口號和領導人姓名出現的頻率進行了整理和分析，借此帶你了解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和以前相比有什麼樣的不同。數據來源基於該報開源的數據庫。
儘管中國從1949年至今一直由中共一黨專政，但並不是每一位中共領導人都享有相同的權力。習近平被視為是數十年來中國最具權勢的領導人，甚至可以比肩開國領導人毛澤東和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
一個跡象是「核心」一詞的使用。在中國政治話語中，該詞強調領導人的非凡權力和合法性，官方媒體不會隨意使用。
在1940年代，毛澤東發起延安整風，清洗反對派，確立了在黨內的領導地位，首次提出「領導核心」的概念。儘管該詞在當時並未成為一種慣例被使用，但毋庸置疑，在毛澤東掌權的近三十年間，他是黨內權力的核心。
鄧小平推動了改革開放，即便他從未在名義上擔任過中國國家元首或中共最高領導人職務，但在1978年後的十餘年裏，普遍認為他是實際上的中國最高領導人。1989年，民主學運風起雲湧，中共元老提出「堅決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以維持黨內團結，從而使「核心」進入中共的正式政治用語。
在1989年的「六四」鎮壓後，鄧小平呼籲支持江澤民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並直接賦予他「核心」的稱號，相比之下2002年接任總書記的胡錦濤則從未被稱為「核心」。在他任內，中共的政治決策日益走向政治局常委的集體領導，被稱為「九龍治水」。官方的表述改為「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
習近平在2012年主政後，馬上與這種集體領導方式分道揚鑣。他在黨內設立多個領導小組，不斷收回經濟等領域的決策權，併發動大規模反腐運動，數百名副部級以上高官「落馬」。儘管該運動廣受民間歡迎，但也有學者和觀察人士質疑其被用於鏟除異己。
高級官員和官方媒體還提出「定於一尊」，要求維護黨中央權威，並警告黨內的反對者不准「妄議中央」。
在2016年的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上，冷卻十餘年的「核心」一詞再度回歸，成為官方歌頌習近平地位的政治口號。次年召開的十九大上，習近平「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被寫入黨章。
中國傳媒研究計劃（China Media Project）總監班志遠（David Bandurski）認為，「核心」一詞在習近平時代的復興表明，中共現在傾向於更個人化的領導，甚至是個人崇拜。
「領導者培養個性意識和核心理念的重要性是有一個過程的。」他解釋道。「這一過程的一部分是核心的概念。習近平需要這種言辭上的權力鞏固，這幾乎等同於真正權力的鞏固。」
《人民日報》上歷屆領導人姓名的出現頻率提供了習近平大權在握的另一個佐證。2017年，他的名字被該報提及的頻率已達到江澤民（2001）和胡錦濤（2008）二人峰值之年總和，2019年則超過了毛澤東在1976年的峰值。
在鞏固自身權力、掀起個人崇拜的同時，過去十年間，習近平還試圖重新加強中共對中國社會的控制力。
在實行計劃經濟的毛時代，中共對社會實行全方位控制。而改革開放後，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明顯放鬆。1980年代，鄧小平曾在一段時間內呼籲進行黨政分開。他表示：「黨委不能再包攬一切、干預一切」。
但習近平在2012年甫一上任，便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重提「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一毛時代常用的表述，並要求「各方面都應該自覺向黨委報告重大工作」。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黨是領導一切的」被寫入黨章。
隨著「黨的領導」再度被強調，當局不斷把「鐮刀錘子」鑿入社會的各行各業，包括通過政策優惠和獎勵，鼓勵私營企業設立黨支部。
2018年，中國證監會在一份新規定中，要求上市公司必須設立黨支部。在這股黨建熱潮下，從匯豐銀行中國證券子公司，到寧夏街頭的外賣小哥群體都成立了黨支部。
當局還加足馬力宣揚黨的功績。2021年正值中共建黨百年，山東省青島市主辦了以「感黨恩、跟黨走」為主題的集體婚禮。多家佛學院的和尚們也被動員起來，參加黨史知識競賽和學習活動。
中國的媒體和影院也日漸被海量紅色作品所佔據，甚至連毛澤東時代的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也罕見地被重新搬上舞台。
要探尋習近平為何要這樣做，不妨把目光放到兩個詞上：「紅色江山」和「偉大鬥爭」。對於這位出身紅二代、似乎具有強烈歷史使命感的領導人來說，他多次通過這兩個有著濃濃歷史印記的詞匯直接表達了自己對中國的願景。
「紅色江山」來自「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的口號，意在強調中共的革命根源，呼籲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理想。從1980年到2012年底，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這個詞僅在《人民日報》出現了19次，其中大部分是對中共早期的歷史回顧。
但該詞在習近平執政後，尤其是在2021年他考察了一系列紅色革命聖地後，被爆發式提及，僅2021年一年就被提及了72次。習近平稱，要加強對青少年的革命傳統教育，「使紅色基因滲進血液、浸入心扉」，只有這樣才能「把紅色江山世世代代傳下去」。
與之類似，「偉大鬥爭」這個詞也再次可以追溯到毛澤東時代。作為革命領袖，毛澤東的「鬥爭」對象包括軍事上的敵人和政治對手。 習近平則將「偉大鬥爭」作為自己的口號。
2017年，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提到「偉大鬥爭」，將它與「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和「偉大夢想」一起列為「四個偉大」，成為習近平新時代治國理政方針的一部分。
2019年9月，習近平在中共中央黨校對中青年幹部的演講中，58次提及「鬥爭」，並提到在內政、外交、國防等所有領域都需要「發揚鬥爭精神，增強鬥爭本領」。
牛犇表示，習近平日益強調鬥爭表明黨治理中國的任務更加困難，習近平試圖利用過去的鬥爭歷史來激勵今天的共產黨員團結在其領導之下。
「中國在改革時代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既包括國內經濟發展，因為與以前的兩位數增長期相比，經濟增長開始放緩，也包括外部環境的變化，它被美國和西方日益視為競爭者甚至威脅。」牛犇說道。
中共建政之後的幾十年間，與冷戰中另一陣營的西方，尤其是美國的關係一直冷淡。1970年代，中國與蘇聯交惡，和美國的距離迅速拉進。但這段「蜜月期」在1989年的六四鎮壓後遭到衝擊。
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中國和美國經常伴隨著摩擦和口角，但總體合作不斷加強。2001年，中國在美國的支持下加入WTO，被認為是新一輪經濟騰飛的重要原因；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的焰火在鳥巢綻放時，看台上捧場的西方國際政要之多令人難忘，包括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George W. Bush）、法國總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等。
但時過境遷，2022年開幕的北京冬奧會卻受到了西方多國的外交抵制。習近平政府對新疆維吾爾人的人權侵犯和對香港民主的打壓招致越來越多的國際反對聲。而中美關係在2018年開始的貿易戰後，進一步從經濟摩擦走到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全方位對抗，一些觀察者擔憂中美將走向全面脫鉤。
北京則不斷指責美國和西方「干涉中國內政」，試圖「打壓」中國發展。2021年，習近平在建黨百年慶典的演講中稱，北京不接受「教師爺」般頤指氣使的說教，並稱外來勢力欺壓中國必將「頭破血流」。
在《人民日報》上，可以明顯看到中國當局對於美國的批評不斷增加。同時提到「美國」和「霸權」的文章在2019年後驟增，這些文章大多數都在批評美國的霸權主義行徑，並指責美國栽贓和打壓中國。
另一個標誌性詞語「反華勢力」的使用也在同一時間快速上升。「反華勢力」曾在2000年代被中國官方廣泛用於批評「法輪功」，但近年被用於泛指不友好的西方國家和團體。
習近平曾在一次思想工作會議上直言不諱地稱，「西方反華勢力一直妄圖利用互聯網『扳倒中國』」。他補充說，「互聯網搞不好會成為我們的『心頭之患』」。
面對這些來自境外的「洪水猛獸」，習近平當局日益強調國家安全。反間諜法、反恐怖主義法、網絡安全法、國家情報法、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數據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密集頒布。
在這一系列新規的影響下，NGO（非政府組織）遭到日益嚴格的監管甚至查封。網約車巨頭滴滴被當局指控存在「嚴重影響國家安全的數據處理活動」，經歷了長達一年的調查，最終被處以80億元人民幣罰款。
當局還加強對民眾宣傳國家安全知識，鼓勵民眾舉報「危害國家安全者」。北京市國安部門頒布獎勵辦法，向對偵破間諜案件起到重要作用的公民提供多達50萬人民幣的獎勵。
在社交媒體上，「行走的五十萬」、「1450」等成為一些民族主義者給異見者扣帽子的熱門詞匯。前者指的是「50萬抓間諜獎金」，而後者用於指稱抹黑中國大陸的台灣網軍。
「習近平對任何對黨的權力壟斷的潛在挑戰，或對其自己對黨的領導的挑戰都非常警惕。」牛犇說道。「因此，指責外國人是一個簡單的方法，可以轉移人們對國內問題的注意力，使人們的目光遠離中共的政治政策缺陷。」
但習近平治下的主流聲音認為，與西方漸行漸遠並不意味著關閉中國開放的大門，因為北京有更多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朋友。
2013年9月，掌權不久的習近平來到鄰國哈薩克斯坦，在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時，他首次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成為後來「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前身。
從中亞、東南亞等中國周邊鄰國，到地球另一側的阿根廷和智利都在短短幾年內加入了北京主導的跨國經濟帶。該計劃由眾多不同項目鬆散地組合在一起，但規模空前。2017年，「一帶一路」倡議被寫入中國憲法。
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大量中資項目在世界各地生根發芽。中國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已有14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和中國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文件。
保持黨的控制並確保國內安全與穩定是習近平的首要任務。但是，「一帶一路」是他擴大中國影響力和確立中國的全球領導者地位的戰略核心。中國宣稱「一帶一路」是「合作共贏」的發展工具，但批評者質疑該倡議可能導致一些國家陷入「債務陷阱」。
儘管野心勃勃的「一帶一路」計劃在最近兩年因中國的經濟進一步放緩以及新冠疫情而受到挫折，但其背後仍體現出中國領導人的另一個主要目標：實現民族復興，重塑世界秩序。
悠久的歷史曾讓中國人長期相信自己是「中央之國」，儘管最近幾百年中國落後於西方，但這只是暫時性的。因此，中共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口號。習近平上台後，將其進一步歸納為「中國夢」。
隨著中國的經濟增長，「民族復興」一詞被黨報更多地提起。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共產黨精英直言不諱地表示，該國的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因此「最接近世界中心」，而中國需要一場自己的「文藝復興」，通過挖掘歷史文化精粹，實現古為今用。
2019年，一家新機構在北京奧林匹克公園附近一個外觀恢弘的仿古大樓成立，名為「中國歷史研究院」，它由習近平政府直接推動創立。該機構很快在互聯網上收獲了大量人氣，它持續對任何與官方意識形態不同的「歷史虛無主義」觀點發起反擊。
在一篇2019年發佈的文章中，該研究院用一個小眾觀點駁斥了現代人類從非洲起源的說法。作者稱，「中華大地的古人類及其文化是連續進化、一脈相承的，以北京猿人為代表的古人類，確是現代中國人的祖先」。
與此同時，習近平還頻頻呼籲推動中醫藥、中華武術等傳統文化。
2017年，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訪問北京，習近平親自帶他參觀了中國明清時的皇宮紫禁城。當特朗普疑惑地問他埃及歷史是否更加悠久時，習近平不假思索地回應道：「文化沒有斷過流的，始終傳承下來的只有中國。」
「我們叫龍的傳人。」習近平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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