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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8月17日上午09:00
近年移民潮席捲香港不同界別，教育界也遭受衝擊，爆發離職潮。根據香港教育局5月份的統計數字，反映本學年公營及直資中小學教師流失人數達4050人，較上學年急升7成，創近年新高，數據亦顯示本學年新聘教師人數增加33%至3790人，推算平均每14名教師便有1人是新教師。
香港《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實施後，香港不少老師目睹政治及教育環境的急速變化，深受壓力，憂慮觸犯「紅線」，有人認為繼續在香港任教不僅「違背自己的專業與良知」，也可能惹上官非，自我審查及寒蟬效應令他們意興闌珊；與此同時, 英國為英國國民（海外) 護照（俗稱BNO）的港人提供移英計劃，促使不少教師選擇辭職移民。
香港荃灣一所中學，下課鈴聲一響，黃寧（化名）沒有像平日留下批改作業及整理課後活動，而是匆匆地驅車回家。這天晚上，昔日任教的學生要與她餞別。還有幾天，她便要結束17年的教學生涯。秋天她便離開，移民英國。
由學校到新界的家，車程大約需時45分鐘。這一條路，她一走就走了17年。從大學畢業後，她就在這所中學任教，春風化雨，桃李滿門。
「我主要是教通識的，每一屆平均有二百個學生，捏指一算，17年敎過差不多三、四千學生。很快我要離開了，很不捨」 。黃寧一邊開車，一邊傷感地說。她坦言非常熱愛當老師，17年教學過程非常快樂。 「教學相長，是學生完滿了我，成就了今天的我。」
香港教育局於2009年推行通識教育，旨在加深學生對自身、社會國家的理解，培養多角度思考能力，是高中必修科目。
2014年9月下旬香港爆發「雨傘運動」（又稱「佔中行動」，指香港民主派支持者為了爭取一個沒有篩選機制的普選制度，揭開為期79天的「佔領中環」運動）; 2019 年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亦稱「反送中」或「反修例」運動）爆發， 有政界人士與中國官媒追溯青年人參與社會運動的源頭，建制派批評部分教師煽動學生上街參與運動，劍指在香港推行了10年的通識教育。
根據香港教育局回復立法會的文件，過去三年（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共接獲344宗與2019年「反修例」事件有關、教師被指涉違反專業操守的投訴，共有6名教師因而被「釘牌」（即取消教師註冊），其中3人因被判處監禁而被取消教師註冊。
外界認為這個批判性思考教學生鬧政府、鬧人，「老師成為代罪羔羊」，那一刻，「全城通識老師都在問自己是否做錯了，這是一道重創」，黃寧對BBC中文說。
2021年年初已移民英國的吳愛華（化名）老師，移民前在香港中學教了30年的英文與通識科。他對BBC中文表示，2019年「反送中運動」後，社會對整個教育體系、通識科的指責可謂排山倒海，矛頭指向政府當日為何成立通識科，令到學生對事情政治化，他們亦指責政府、學校把關不嚴，令到一些有潛在政治野心的老師在課堂上宣揚其政治理念，並鼓動學生去破壞社會及做違法的事情。
「作為一名通識老師，感到這個指控很不公平，也很不實在。」當時他已預料到，再繼續教授這一科將會沒有前途，終有一天通識科將會被取締。
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不少老師擔心觸犯「紅線」，深感壓力。
穆家駿在著名的左派中學培僑中學任教八年，主要教中國歷史及通識科。穆家駿認為，「這些從來不是一個紅線」。他認為要公允地對國家發展、認識社會問題，「除非你希望透過這些問題去引發對國家的憎恨，對身份認同負面的消息，我認為這是超越了課程應有的。」
針對有老師因為教材上的問題而被「釘牌」，穆家駿認為，那些被「釘牌」的老師，第一人數極少，反映教育界絶大多數的老師都是沒有問題的；第二是「釘牌」的個案當中，那位教師被指亂教「鴉片戰爭」內容（據悉該教師對學生稱英國對中國發起「鴉片戰爭」是要「消滅鴉片」），穆家駿認為他沒有盡老師應有的責任傳授正確的知識，被「釘牌」理所當然。
另外有老師被指因教材偏頗被「釘牌」（敎育局指對方涉及在校園內宣揚「港獨」訊息，裁定為「嚴重專業失德」，將其除牌），穆家駿認為老師把這個課程作為宣洩自己政治意圖的平台，並非教師該教的。
針對通識科的爭議，穆家駿認為，學科包含很多時事的話題，然而環顧世界的普及教育，很少科目會給學生講授未成定論的題目，教育原本就是建制的一部份。他問道：「是否我們應該把未蓋棺定論的事情，刻意放在教科書裏面，去教我們的下一代？」與此同時，由於事件仍然在發展中，教材未能認證，很多時候會把媒體的報道當作教材，教師是否有專業能力去審核教材是否符合要求，成為又一個爭議點。
作為新時代或網絡時代的老師，穆家駿認為責任更加重大。以前老師是學生接收信息的主要來源，但是現在不僅有電視媒體、報刊，更多的信息來自網絡世界。當學生接收更多信息的時候，老師怎樣作好一個引導者的角色，讓學生分辨網絡上真假消息或是非黑白的能力，是現在老師更加重要的工作。
即將加入移民人潮的黃寧認為，外界很多時候借著老師的「一言半語」、「一丁點教材內容」抽出來指責，「斷章取義」；香港教育局甚至接受不具名的匿名投訴，只要有一個被投訴案件，本身保守的教育界已鬧得杯弓蛇影 ，老師如驚弓之鳥，「這儼如一個非常嚴重的寒蟬效應！」黃寧嘆道。可怕的是，老師也會開始搞自我審查，老師與老師之間也建構了不信任，當教育局接受不具名的匿名投訴時，可謂腹背受敵。
香港《國安法》施行之後，吳愛華觀察到作為一名老師，先別說通識科，自己在一些敏感的話題上也要先作自我審查。他掙扎著，如果自己選擇繼續留下教書，一定要保障自己不會因說話而惹上官非，否則不僅可能丟掉工作，甚至可能面對《國安法》的指控而入獄。然而，不能如實說出心底話，說一些違背良心的謊話，他很不情願，特別是在學生的成長過程當中，灌輸他們一種「原來老師也在修飾其講話」的概念。
另一方面，從女兒的身上看到一種現實：《國安法》實施後，在另一所學校念初中的女兒，有一天下課回家並告訴父親，老師以微軟幻燈片軟件PowerPoint講解《國安法》與內地的關係，可能題材較敏感，老師沒講解內容，只要求她們自己看十多頁的內容。從這個他校老師的另一個側面可以看出， 其他老師在避開一些敏感的課題時，又不想這麼直白的時候，選擇用一些擦邊球的方式去處理，以免誤踩「紅線」，被投訴甚至被舉報而受處分。
2021年2月，香港教育局公布「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指引，為中小學訂立教學界線，教師需要重新掌握如何教學。有不少教師憂誤踩「紅線」，為求自保，只會依書直說，不引導討論，教學生背誦內容。而通識科遭大幅度改革為「公民及社會發展科」。
黃寧因為即將離開而不用敎新的「公民及社會發展」課程，但老師對待新課程依書直說的作法，使她感到很受「侮辱」，自問拿數萬元高薪，在香港社會備受尊重，現在卻教學生只管死記硬背。回望當初，10年改革就是要讓學生有獨立的思考能力、辨別思考真偽。黃寧深感不忿：「我接受不了， 那種侮辱的感覺太強了。」
《國安法》落實之後，黃寧身邊的朋友一個個的離開，「很多前輩退的退、走的走」。去年黃寧仍樂觀地堅持留下。然而，她後來發現：當另一邊強大的壓力加諸時，不再是一個人的力量可以抵擋，「我有很大感受，要不我受傷，我怕自己要適應環境而被扭曲，我選擇停下來，休息一下，我選擇frozen（指停滯不前）」 。黃寧說：「我需要療傷，重新檢視自己，思考往後日子是否回到教育上再努力。」
最初決定離開時，黃寧感到很內疚及自責，認為自己很畏縮，然而，當與舊生傾談，發覺他們有面對社會的方法，他們摸索得到他們生存的空間，「那一刻便釋懷了很多」。
黃寧指出，不只通識課老師，也有任教其他語文或數理科目的老師選擇離開他們的工作崗位，尋找更自由的世界，移民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既是老師又是家長，為了自己的兒女教育而離開。吳愛華便是其中一位。2021年1月份，他與太太及女兒移民英國，現居於伯明翰北部。
在彼邦的吳愛華對BBC中文表示，抵英國一年半，認識了很多到英國的香港家庭，大部份都是因為子女的緣故而選移民。初抵英國，吳愛華由倉務員做起，當積累了一些工作經驗後， 在一間政府中學裏面覓得教學助理（Teaching Assistant）工作。那是一間專收難民學生的學校，他從中看到英國人的多元及包容核心價值，充份落實到他們的課堂裏，讓學生學習互相接納及尊重。
這邊廂當有人陸續離開，那邊廂卻有老師選擇留下。
穆家駿選擇留下。他強調，這麼多年來自己從來沒有考慮過移民。他曾在英國讀書，在當地生活過一年多的時間，覺得中國人有一句話——「人離鄉賤，物離鄉貴」，這說得很對。「去到人家的地方，可能會遭受歧視，始終不及生活在自己的地方輕鬆愉快。」
與此同時， 穆家駿認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名老師，應該教好自己的下一代，這是一種責任。 「一個老師的身份角色，不只是教書教知識，更重要是教做人。」
吳愛華告訴BBC中文，據他了解，其所任教的中學，這三年間老師辭職的有20多名，大部份已移民或凖備移民。
資深的中學教師盧老師對BBC中文表示，由於不少學校的老師移民，香港教育界亦同時出現橫向流動現象，騰出的空缺，像音樂椅換位補上；盧老師認為，移民的有不少是有豐富敎育經驗的老師，而新入職的年資尚淺，未能承傳敎育經驗，令教學質素受到影響，最受影響的自然是學生們；另外，照顧學生成長如訓導輔導的工作、學校行政工作等，新的前線老師也缺乏經驗。
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深教育工作者鄧飛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說，教師移民潮對學校的影響只是短期的，他並不感到悲觀，強調如果香港教育局願意開放更多師資培訓的學額，讓希望入行做老師的能夠得到足夠培訓，教師的供應自然會多起來；而越早開放越能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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