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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7月29日上午12:01
全世界可能都找不到這樣一場別具一格的活動——
時而有趣，熱情幽默的主持人，白人面孔卻操著熟練粵語，上百個來自世界各地創業者，一起把帽子拋向空中慶祝「畢業」；
時而嚴肅，嘉賓致辭，普通話、廣東話齊上陣，一板一眼幾乎無異於中國隆重場合的政治講話；
時而甚至有點荒誕，一眾模特穿著由科技產品啟發的奇裝異服，上台走秀，與企業創始人們背靠背站定，後者往往手足無措；
哦對了，還有一場現代舞表演。
7月6日，走進「香港科技園公司20週年紀念活動」的會場，不難感受到園區的活力，大廳展示著飛行訓練機、顱內微創手術機器人、一台無人叉車，甚至一個低軌高頻衛星。園區正中是一顆巨大的蛋形建築，似乎寓意這裏的使命——科技創新企業的孵化器。
但另一些細節，也能感受到這裏與香港的距離。金融業聚集的中環，人潮湧動，摩肩接踵，下班高峰，衣著光鮮的打工人排起大長隊等待公交車；貿易運輸業聚集的葵青碼頭，貨櫃累積如山，吊車的手臂伸向天際，鱗次櫛比；相比之下，科學園人煙稀少，位置偏遠，搭乘的士去，司機第一時間甚至沒有反應過來是哪裏。
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商貿之都，踏上科技創新之路，卻起步晚，困難多。但又是一條不得不走的路。出席這場活動的香港新特首李家超說「沒科創，沒未來」。香港科技園行政總裁黃克強也說，「科創」對現在的香港來說不是一項選擇題，而是一道必答題。
然而，香港要博一個「科創」的未來，卻有必要先思考「為何搞科創？困難在哪裏？如何走下去？」三個問題。
不妨先盤點下，香港現在有什麼？香港的兩根經濟支柱是貿易物流和金融服務，分別佔GDP的20%左右。
這兩個產業蓬勃發展，與香港自身努力不無關係，但也是「老天爺賞飯吃」。香港開埠之初，就是英國人為打開中國市場設立的貿易據點；在改革開放後，這一獨特的區位優勢更加凸顯。中國雖然對外開放，事實上則是「國門半開」，不少行業還有關稅，西方高科技禁運也依然存在。
而各國對於香港和中國內地則區別對待。以美國為例，美國1992年通過《美國 – 香港政策法》，授權美國政府在香港主權移交後繼續在貿易上給予香港與中國大陸不同的待遇，包括關稅和出口管制等。
貿易地位上天差地別，但距離不過一河之隔，這就為香港提供了絶佳機會——轉口貿易。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副教授莊太量解釋，香港在轉口貿易中收取「手續費」獲利，以2018年為例，轉口貿易量是香港GDP的三倍左右，香港只要收取6%左右的服務費，規模就能達到GDP的20%。
通過轉口貿易，幾乎沒有製造業的香港，卻成為全球第六大商品輸出地。
香港的另一優勢金融業也頗為類似，早在80年代香港聯交所即成立，彼時中國發展提速，但金融領域發育遲緩，即便時至今日，金融管制依然嚴格。相比之下，香港資金自由流動，又處於中國主權之下，天然成為中國金融在體外循環的一個中心——不僅是大量優質企業的上市目的地，還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
貿易和金融，由此成為驅動香港發展的「雙輪」。然而，近年來，僅靠這兩個輪子，似乎跑得越來越不穩了：
一方面，中美對峙愈發激烈，美國威脅取消香港獨特的貿易地位，再加上中國其他港口設置保稅區等措施（比如海南自貿島），以及裝卸自動化革新帶來的低費用，多少會稀釋香港的優勢，讓香港港的吞吐量排名不斷下滑。2004年時保持多年的全球吞吐量第一拱手相讓，此後被上海、深圳、寧波、廣州紛紛超過，排名已掉到第九。
另一方面，金融業吸納就業能力極差，佔經濟20%左右，僅創造6%-7%的職位。大量就業人口被擠壓進餐飲、零售業的低端崗位，而且這些崗位上升空間有限，阻礙社會流動性，拉大貧富差距。香港大學經管院長蔡洪濱曾表示，對香港經濟觀察越深入越驚訝，整體發展水平和社會發展指數竟然如此不相稱——人均GDP媲美歐美髮達城市，但基尼係數、科研投入佔比卻與非洲無異。
香港社會也逐步意識到，破題就在於科創。上海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王泠一撰文表示，與多為國際智庫研究員交流後達成共識，香港的未來，除了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這兩個輪子，還應加上北部都會作為經濟戰略腹地，以及把打造國際創科中心作為戰略突破口，「如同汽車四個輪子間的緊密配合」。
香港在科創上的動作不可謂不早，1999年就設立50億港元的「創新及科技基金」。但步子卻不大，直到2015年才成立創新及科技局，負責制訂全面的科創政策；但上述基金每年投入長期增長乏力，在7億元左右，直到近兩年才大幅增長，但也僅48億港元。
相比之下，同樣在1999年成立的「深創投」（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發展迅速，在今年僅上半年，就已投資項目1463個，累計投資金額約859億元人民幣。
香港起步早，步子小的一個原因，或許可以套用「資源詛咒」的理論來觀察——這個概念是英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奧蒂（Richard Auty）提出，用來形容某個國家或地區擁有大量某種不可再生的天然資源，反而會形成工業化長期低水平、產業結構難以轉型升級、過度依賴某單一資源的窘境。比如中東國家的石油資源。
相比之下，香港的獨特區位優勢帶來的轉口貿易和金融業，也是某種天然資源。資金、人才、政策都向這些領域傾斜，而充滿風險的科創行業，顯然不如房地產投資來得穩妥。
這種意識深入香港社會肌理。以教育為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包括4個必修科目，中、英、數及公民教育及社會發展科目，非核心科目方面，根據官方數據，2020年5萬1千多名考生中，參與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的學生有5219人、設計與應用科技科的考生甚至只有539人；相比之下，參與經濟科12243人，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科9559人。
而每年香港DSE考試的滿分「狀元」們報讀醫科已成慣例，因為醫生是邁入中上流階層最穩的選擇。甚至在2020年時，四位獲港大錄取的狀元中有一人報讀工科而被媒體獵奇報道，當然其他三人報讀的還是醫科。
資本的選擇跟DSE考生們如出一轍——以2019年為例，香港的科研資金投入佔本地生產總值的不足1%，而中國內地為2.23%，台灣為3.5%，韓國為4.64%。這還是增長後的結果，過去十多年一直徘徊在0.7%左右，2020年才增長到0.99%。
還有一個資源詛咒，則不是來自資源豐沛的詛咒，而是短缺的詛咒，那就是土地。香港土地稀少，而且大量平地來自填海，土地焦慮長期籠罩香港。所以發展產業，經常以土地為出發點。
舉例而言，1999年，從台積電離職的張汝京和漢鼎亞太風投徐大麟希望在香港推行「矽港」計劃，但彼時香港輿論質疑實為「炒地皮」，港府最終沒有撥地。兩人隨即北上，當時同樣謀求轉型發展的上海，開闢浦東新區，大筆一揮不僅幾乎免費供地，還附加五年免稅，項目最終落地上海，即現在的「中芯國際」。時至今日，中芯國際已發展成擁有七個工廠，在中國科創板上市後，一路暴漲，市值一度突破6000億元。
有位香港經濟學家向筆者扼腕嘆息，對於香港而言，錯失中芯國際是一次巨大失誤，類似的高端製造業，不僅佔地更小，GDP產出高，污染少，還能佔據獨特的產業優勢，創造內生價值，避免香港經濟脫實向虛；而且可以為香港科技背景的高學歷人才提供大量優質的工作崗位，一舉改變香港人輕視理工的傳統，形成正向循環。
當然，困難不止來自香港內部。香港體量有限，發展科創必然要跟中國內地合作，但在中國的商業語境中，香港雖然已經回歸，但總歸是境外，面臨的問題並不少。比如一位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的學者研發出無創孕檢和癌症篩查等技術，市場前景可觀。在香港本地市場快速取得成績，擴展的第一步就是瞄凖中國內地，但卻因中國的人類遺傳信息不得出境的規定而受阻。當然，這位教授可以選擇在內地建設團隊、實驗室，設立公司，但也就與香港也就沒什麼關係了。再比如，一位早年從事電商的香港創業者向筆者表示，他在電商興起之初就看好這個領域，但當年希望設立公司，卻因為香港人不能控股，而發展受困。
平心而論，雖然困難重重，香港的科創還是取得不小成績。比如剛剛慶祝20週年的香港科學園，在園區裏工作崗位達到17000人，其中包括11000名研發人員。今年就有278間初創企業從科技園公司的培育計劃畢業。
縱觀整個香港，香港科創界的就業人數，也由2014年約3.5萬人增加至2019年約4.5萬人；初創企業數量，由2014年約1070家增加至2021年約3800家。
但這些顯然還不夠，比如中國政府在2018年開始明確表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不過4年過去，雖說期間經歷了社會事件和新冠疫情，但依然沒有推出發展科創的中長期規劃。
其實，科技領域也在面臨全新變革，在中國被稱為「中國製造2025」，在德國稱為「工業4.0」，在美國稱為「工業互聯網」，稱謂不同，但內涵相似，大致可理解為，發展以新技術及智能生產為基礎，而不需要太多用地或勞動力的先進製造業。
這可能是香港的機會，香港的優勢是資金充沛、低稅收、高端學府雲集，劣勢是勞動力成本高、用地成本高。「工業4.0」恰恰能揚長避短。
香港政府似乎也在行動，新政府上台伊始，「創新及科技局」正式更名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突出「再工業化」。
在政府層面，香港或許可以放下身段，虛心學習一下合肥的經驗。過去十年，中國經濟成就最大的城市，當屬合肥。2011年時，「一文不名」的合肥GDP只有3600多億元，2021年則達到1.14萬億元，這意味著合肥10年經濟增幅達到213%。
而且合肥的經濟發展質量並不低，不僅有液晶面板巨頭京東方，還有半導體企業長鑫和兆易創新，甚至在方興未艾的新能源汽車領域也培育出蔚來等企業。
合肥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有一套邏輯還是有跡可循——聘請逾百位專家梳理適合當地條件的高新科技產業，然後每個高級官員都負責一條產業鏈，被稱為「鏈長」，這條產業鏈上哪個環節合肥缺失，就去找企業，大的企業就給好的環境和條件拉來建廠，中小企業則以國資領先投資，助力其快速做大。
短短十年，合肥經濟規模不僅翻了3倍有餘，在中國創新型城市排名中，高居全國第九。
香港的政府運轉效率在全球都數一數二，當然不會也沒必要完全拷貝合肥的路徑，但是這種「科學規劃，主動作為，目標管理，加大投入」的理念則可以學習。
新任特首李家超矢志於改善吏治，政綱中則強調對官員的績效考核，或許有助於推動科創。但新政府會不會推出中長期規劃，乃至推出何種配套措施，更能讓人們看清楚，未來五年，李家超究竟能否帶香港走上發展科創的快速路？
如果把視角拉高到整個中國，這個國家正處在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巨大轉折之中，成則邁入發達國家行列，敗則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位港大經濟學家向筆者形容，學界都在觀察這場轉變，因為它將決定中國經濟的氣質，有著"分水嶺"的意義。這場變革中，若香港搞好科創，將集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科創中心為一身，在未來中國經濟版圖中，地位將空前重要。
如果把視角拉高到全球，中美對峙愈發嚴重，尤其在科技領域，各類禁運和限制層出不窮。對香港而言，這種局面危與機並存：危在於綁在中國的經濟列車上，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限制開始波及香港；機會在於，對於已是世界第二經濟體的中國而言，不可避免地要與全球經濟廣泛聯繫，"超級聯繫人"香港可能比前十年更為重要，在科創領域也不例外。
如果把視角再次拉回香港，經過百餘年蓬勃發展，經濟降速，結構失衡，亟需尋找新的動能。恰如一艘大船，既有順風之勢，又有礁石之危，但渡過去就是一片新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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