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公司響應號召，凖備提供「生理假」，但一些批評人士仍持懷疑態度。

2020年初，28歲的紐約編輯傑西剛開始新工作三個月，突然在工作時暈倒了。她知道當天可能要來例假，可能要忍受一些疼痛，但她需要在辦公室拍視頻——尤其是在團隊人手短缺的情況下。

她決定不打電話請病假。「我覺得(月經)不算病，」她說。

所以，當傑西開始感到疼痛 — 腹部和下背部劇痛，就服用布洛芬，然後回去工作。但15分鐘後，她全身感到沉重、發緊，很虛弱。「我暈過去了，」傑西說。「眼前變得很模糊，我真的反應不過來。」她被扶到沙發上，像胎兒那樣躺著，直到醫生經過，用救護車把她送到醫院。

傑西不想這樣，也不需要救護車；只想回家躺下。她說，如果有僱主同意，她會覺得，在感到疼痛時休假或在家工作更舒服。

有些公司確實有這種福利——被稱為「生理假」（月經假）。允許有痛經或更年期症狀的員工遠程工作，並在聯邦政府規定的帶薪休假或病假之外，每年有一定天數的帶薪休假。

生理假在世界各地以各種形式存在了至少一個世紀：蘇聯在1922年、日本在1947年、印度尼西亞在1948年引入了國家政策。但在傑西居住的美國等許多大型全球經濟體中，這仍然很罕見。不過，隨著世界各地越來越多公司開始引入，支持這項福利的運動正在興起。

如果被廣泛引入，月經期的女性、跨性別者和非二元性別工作者將受益：在最需要休息時，她們會有直接的途徑休息，於是在工作中會更快樂、更有效率，並且更容易留在勞動力市場。不過，由於月經假已經在全球流行，一些批評者認為，這種好處不公平，或者會進一步讓經期症狀患者蒙羞。

如果員工覺得自己需要請生理假，那麼這對她們是有所幫助還是會成為職業阻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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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被告知要堅強，去上班吧」

與月經相關的症狀因人而異。一些女性輕鬆度過，但那些患有子宮內膜異位症或經前緊張症的人，則會經歷一系列繁重的副作用。這些症狀通常包括抽筋、背痛和偏頭痛，研究人員稱這些是育齡婦女最常見的疼痛原因。

不管怎麼說，大多數女性都想硬著頭皮去上班。南澳大利亞州阿德萊德法學院(South Australia’s Adelaide Law School)的高級講師加布裏埃爾•戈爾丁(Gabrielle Golding)說，這通常是因為她們不願向上級透露與月經有關的症狀，擔心被視為軟弱或沒有能力做自己的工作。

澳大利亞墨爾本的人力資源軟件提供商「維多利亞女性信託基金」( Victorian Women’s Trust and Circle In)於2021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700名參與者中有70%在與經理談論如何適應更年期症狀(通常包括月經過多)帶來的不自在；83%的人說工作受到負面影響。戈爾丁還說，這種情況往往「在沒有月經假計劃的情況下加劇」，因為產生了可怕的連鎖反應，往往促使女性忽視自己的身心健康。

內梅亨大學(Radboud University) 2019年對居住在荷蘭的32748名女性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忍受這種疼痛對僱主來說也意味著壞消息，因為這種出勤現象導致每人每年平均9天生產力損失。作者認為，這使得月經成為工作場所的問題。

經期回憶錄《紅色地帶：一個愛情故事》(The Red Zone: A Love Story)的作者克洛伊·考德威爾(Chloe Caldwell)說，她在20多歲的時候做過咖啡師和服務員，經常「白指關節」，這讓她每個月都會經歷的憤怒、焦慮和痛苦的抽筋變得正常。直到2017年「暈倒幾次」後，她才最終被診斷出患有經前焦慮障礙症（PMDD），這是一種特別嚴重的經前綜合症，能夠獲得適當治療。

今年36歲、住在紐約的考德威爾認為，特別是在美國，員工應該抑制自己的需求是「忙亂」文化的後果之一。她說：「當我們在流血時，我們被期望靠自己的力量振作起來、出去工作。」

戈爾丁說，生理假政策給了像考德威爾這樣的員工一個直接的、僱主認可的休息途徑，否則她們可能會否認或內化自己的痛苦。

感到被尊重

引入這些政策的想法正在一些傳統上不為經期員工提供支持的國家傳播。

澳大利亞是優先考慮這一福利的國家之一。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必要的；疫情導致澳大利亞勞動力市場萎縮，所有企業都在尋找留住人才的方法，而假期是一種令人渴望的福利，可能有助於保持員工的忠誠度和參與度。

但墨爾本維多利亞婦女信託基金會的執行董事瑪麗•克魯克斯(Mary Crooks)說，人們對生理假越來越感興趣，也與圍繞生殖健康的更廣泛的文化轉變有關，這種文化轉變在大流行前就開始了。

例如，自2019年1月以來，月經產品已免除該國的商品和服務稅；此外，一些公立學校還免費提供衛生巾和衛生棉條，以減少女學生缺勤。聯邦政府剛剛宣佈了一項5800萬澳元(3300萬英鎊；4240萬美元)的擴展子宮內膜異位症治療的行動計劃。

2016年，克魯克斯在她的性別平等機構引入了12天的月經和絶經假，此前一年，她對大約3500名月經期間的人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58%)最擔心的問題是找時間休息。此後，該組織發佈了月經假模板和其他資源，以幫助各行各業的人去這麼做(最近的例子包括非盈利的澳大利亞潛水員認證計劃和退休基金Future Super)。克魯克斯說，信託基金收到的希望安排假期的企業諮詢數量急劇上升。

28歲的露西來自墨爾本，是一名公關經理，她在2021年5月加入了一個月經假組織，親身體驗了這些政策的好處。儘管露西並不是每個月都需要休息，但她在幾次月經期的第一天使用過這個政策，當時她經歷了「非常嚴重的絞痛」，再加上一陣陣的疲勞和抑鬱，讓她「難以集中注意力」。

她表示，僱主的計劃提供靈活的工作安排和每年額外12天的帶薪假期，建立了一種「信任和誠信」的文化。正是這種觀念——「你是自己的身體、需求和生活的專家」——驅使她在需要的時候花時間恢復。

獲得月經假也激勵露西在工作時間更努力地工作，也讓她更有可能向其他人推薦她的工作場所。在過去的工作中，露西感到堅持下去的壓力，而現在她感到「深受尊重」，她說，「這種感覺不僅是被當做工作中的一副胳膊和腿，而是當做一個完整的人」。

僱主自己也表示，他們看到了引入生理假帶來的好處。去年5月，澳大利亞巴爾曼(Balmain)的月經內衣公司莫迪亞(Modibodi)首席執行官克里斯蒂•鐘(Kristy Chong)為員工提供了10天的帶薪假，並沒有後悔。她說，經理和員工之間的信任增加了，員工的工作效率似乎比以前更高，這一福利有助於使莫迪博迪成為有吸引力的工作場所。

「通過這些政策來支持女性，」她說，「你就賦予了她們真正想要工作的權力，讓她們發揮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然而，生理假政策被普遍認為是昂貴的，這些計劃的批評者尤其這樣認為，他們經常以僱主在支付休假人員工資時產生成本為理由，而無視這些政策。然而，悉尼大學商學院(University of Sydney ‘s Business School)研究性別和就業關係的教授瑪麗安·貝爾德(Marian Baird)說，企業引入一項政策可能會得到實實在在的回報。「如果你提供了正確的(服務)，女性的生產力會提高，她們的承諾和忠誠度也會提高，公司也會受益。」

對於維多利亞婦女信託基金來說，任何經濟負擔都是值得的，克魯克斯說。在她提供生理假的五年多裏，平均每位員工每年有六天的生理假。賦予女性權力是該基金會的使命，但這樣做也會得到回報：她認為，為女性提供更好服務的僱主將有別於不這樣做的僱主。

「併發症」

然而，即使是在生理假越來越多的情況下，這些政策仍然很複雜，並引發了懷疑。一些批評人士尤其擔心，為了減少經期禁忌、增強員工體驗，現代社會反覆推出的經期假可能會阻礙職場性別平等，因為經期員工會受到與沒有經期員工不同的對待。

戈爾丁說，女性身體的本質化「可能助長有害的刻板印象，即(她們)是不值得或不可靠的員工」，或者在月經期間無法工作——這遠遠不是普遍現象。組織心理學家、《是的，你可以談論工作中的心理健康》(Yes, You Can Talk About Mental Health at Work)一書的作者梅麗莎·多布曼（Melissa Dobman）也擔心，如果女性在辦公室討論月經症狀，可能會被打上過於「情緒化」的烙印，不過，對一個領導者來說，展示這種「脆弱性實際上是好事」。

此外，戈爾丁說，即使實施了生理假政策，員工們也必須覺得自己處在一個文化上足夠寬鬆的環境中，才能充分利用。戈爾丁引用了世界各地的歷史案例，這些國家的生理假使用率很低，比如日本。她說，即使是那些能請假的人，也可能會因為相關的「羞恥和恥辱」而避免休假，或者認為休假會妨礙他們的事業——也就是說，除非覺得僱主真正支持她們。貝爾德說，這需要公司領導人，尤其是那些在男性主導的行業裏的領導人，「通過言語和行動發出信號」，表明政策已經出台。還有像露西這樣休假幾天的員工，可以公開談論自己的經歷。

遠程工作的擴大也可能影響到員工是否願意接受這一政策——即使是在自己感到得到支持的環境中。戈爾丁還說，女性可能會「選擇『堅持下去』，繼續在家工作，而不是請一天假」，否則就可能不得不向上級披露自己的境況。

儘管這些政策可能會讓那些決定使用的員工受益，但公司的津貼——比如帶薪生理假或在家工作的可能——並不普遍。處於緊張時期的服務業工人整天都要站著工作，他們必須在休假和領薪水之間做出選擇。戈爾丁認為，必須系統地解決這種不平等問題：「帶薪生理假的權利，由一個廣泛適用的法規強制規定，這意味著來自各種社會經濟背景的女性都將有機會休假。」

「那會是一種不同的生活」

儘管經期休假會帶來複雜的問題，貝爾德認為，如果僱主不為經期員工提供服務，有特別嚴重症狀的員工可能會完全退出勞動力市場。

例如，根據英國渣打銀行2021年發佈的一項研究，絶經期員工離職的風險很大。報告顯示，在2400名參與者中，25%的人表示，她們的症狀以及缺乏僱主和同事的意識和支持，讓他們更有可能辭職。另有22%的人說，同樣的因素使她們更有可能乾脆退休。

雖然戈爾丁認為對性別平等的擔憂是合理的，但她也認為，這種在澳大利亞和世界各地「勢頭漸長」的趨勢，將帶來更多積極的結果——不過政策未能在聯邦一級體現出來。「通俗地說，」她說，「利大於弊。」

克魯克斯也認為，提供生理假政策的公司數量增加是個好跡象。貝爾德認為，像澳大利亞這樣的舉措也可以在全球範圍內產生積極的連鎖反應。她表示，隨著千禧一代和Z一代員工比前輩越來越直言不諱，這種情況尤其明顯，而面臨勞動力短缺的企業正尋求「提供能夠吸引和留住聰明年輕女性員工的政策」。

回到紐約，考德威爾像傑西一樣，忍不住想象一個場景，她可以在工作場所獲得帶薪生理假。她說：「我想我應該更早學會照顧自己，不必否認自己的身體機能。」

「它真的可以改變我對自己的看法。那將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

（傑西和露西的姓氏不公開以保護她們的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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