洶湧的疫情中，上海面臨兩難的選擇——如果「躺平」，將有不少老年人和基礎病患者的死亡；如果持續「封控」，停診、供應鏈斷裂，以及群體情緒低落將為這座中國最大城市，帶來越來越難承受的次生災害。

封控下，上海面臨哪些次生災害，又有哪些應對措施，BBC中文逐一梳理。

「停診」帶來的次生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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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診」成為一部分上海人最怕聽到的兩個字。比如患有尿毒症的病患，需要每周三次透析，但是封控就意味著醫院關門，無處求醫。即便陸續有醫院開始接受透析，透析名額顯著減少，甚至成功拿到名額的病人，還是需要跨過「頻繁做核酸」、「缺乏交通工具」等困難。

「化療引起的嘔吐反應，醫生說正常情況，切管上呼吸機，但醫院有陽病例，設備封起來不能用。到醫院了也不讓進病房，只能在走廊裏視頻看了最後一面。」一位母親去世的上海市民在社交媒體上寫道。

此外，上海東方醫院產科一名姓周的護士在家中哮喘發作，自行用藥後仍無法緩解。家屬駕車送其到工作的醫院就診，但因疫情防控需要，沒有在這家醫院得到救治。家屬帶其至其他醫院求診，但因病情耽誤，該名護士不幸離世。

此類事件在中文互聯網發酵，引起激烈反應，有觀點認為，因封控「停診」造成的死亡個案遠大於防控避免的死亡。

2021年2月，《英國醫學期刊》發表一篇來自中國疾控中心團隊的研究，分析了新冠疫情爆發的3個月內武漢及中國其他地區的額外死亡率：因慢性非傳染性疾病死亡率增加21%，其中，高血壓心臟病的死亡率增長了100%，糖尿病死亡率增加83%。

北京市中倫律師事務所律師張志傑撰文表示，上海多家醫院醫療機構做出事關民眾生命的停診決策，卻僅有寥寥幾語，不僅沒有交代急診停診之後的分流建議，也沒有能夠在公告中讓大眾知悉其做出的規則依據和具體事由。

「院前醫療急救網絡要達到城市地區服務半徑不超過5公里的密度。從周護士被轉運8公里來看，可以說當時上海市民已經暴露在了急救網絡缺陷之中，事故發生具有必然性，降臨在周護士則是偶然。」張志傑稱。

值得一提的是，在封控初期的混亂之後，4月15日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聞發佈會上，上海市衛健委相關負責人明確，「不得以等待核酸檢測結果為由推諉拒絶、延誤治療。」

弱勢群體

一位住在上海閘北的志願者向BBC中文表示，她所在的小區比較老舊，老年人比較多，封控一開始他們消息沒有年輕人靈通，也不懂得網購和團購，家裏儲存的食物較少，而封控開始後志願者們在微信群裏組織團購食品，他們因為手機使用不熟練，而遇到困難。

「而且他們不會支付軟件，現在我們一般是上門收現金，記下要什麼，幫他們團購。否則吃飯都是問題。還有其他志願者要幫老人配藥和送藥，他們很難的。」上述志願者稱。

另一則廣受關注的報道稱，一位來自江西省的69歲老人，來上海求醫，但因封控而無法就醫，只能流落街頭。一位市民見他睡在路邊，給他一些吃的，相關視頻在網絡傳播，引起網民廣泛同情。

香港大學聯合多家機構進行的研究顯示，疫情中日常生活節奏受到干擾的人群，心理健康負擔較重，其中飽受經濟壓力、較低教育水平、單親家庭的家長、生活上較為孤獨的長者等族群，焦慮或抑鬱的發病機率增加。

此外，上述研究還發現，疫情下兒童出現情緒及行為問題的風險增加，停課期間，有特殊教育需要，特別是患有精神障礙的兒童，受到不當對待的風險增加。

綜合來看，原本的社會邊緣和弱勢群體，比如老年人、殘疾人、貧困人口、長期病患，在疫情封控的極端環境中被進一步擠壓，而且因為平日的救助方式突然空缺，使他們的處境更加艱難。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官方語境中，「封控」要保護的也是「弱勢群體」。上海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孫曉冬表示，老年人和青少年群體本身的免疫力較差，並且新冠疫苗的接種率相對成年人來說也比較低，這造成了這兩類人群非常容易被感染。「從保護弱勢群體的角度來說，必須要盡快『動態清零』。」

供應鏈斷裂

對於上海以外的地區，封控的次生災害則是供應鏈擾動帶來的經濟損失。

經濟學人智庫（EIU）經濟分析師徐天辰向BBC中文介紹，中國將工業經濟放在首位，過去兩年，中國能夠迅速控制地區性疫情，保持住全產業鏈和物流網絡未被中斷，出口實現強勁增長。而上海是這種模式的一個重要樞紐：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擁有許多先進的製造能力，並與長江三角洲的其他地區有著密切的供應鏈聯繫，而長江三角洲是中國最大的製造業集群。

」而上海封控，同時波及附近省份，使當地的工業活動和供應鏈陷入癱瘓。「徐天辰稱。

上海一家集裝箱運輸企業管理人員向中文媒體表示，從上海3月底封控至今，因為人員流動受限，其公司有約四分之三的車不能上路。

上海的重要性也在這輪封控中凸顯。以半導體產業為例，中國半導體產業規模的四分之一都在上海，而且產業鏈的布局上來說，上海是擁有國內最完整的集成電路產業集群，從芯片設計、先進製造到半導體設備、半導體採蓮、半導體封裝測試乃至EDA等細分領域，上海囊括了整個半導體的完整鏈路，是國內集成電路產業最集中的地區。

以至於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表示，上海如果繼續不能復工復產的話，5月份之後，所有科技/工業產業涉及上海供應鏈的，都會全面停產，尤其是汽車產業。

對於當局而言，緩和經濟損失也是重中之重。4月16日，上海市經信委發佈了一份文件，指引企業落實閉環管理，有力有序有效推動企業復工復產。此外，中國政府還設立了一份保運轉重點企業「白名單」，集中資源優先保障集成電路、汽車製造、裝備製造、生物醫藥等重點行業666家重點企業復工復產。

不過徐天辰也提醒，儘管政府聲稱要確保企業在「閉環」下正常運作，但隨著封控時間延長，他們的原料庫存已經耗盡。這給對中國經濟增長起著關鍵作用的支持工業的經濟模式帶來挑戰。

此外，「服務業中的小型企業是最脆弱的，因為他們仍然需要支付運營成本（租金、水電費、人力成本），同時卻失去大部分收入。小型製造商如果暫停運營並被切斷國際運輸，可能會有失去國際訂單的風險。」

群體情緒焦慮

心理問題是疫情次生災害的一部分。此前《柳葉刀》上匯總各國研究數據顯示，疫情擴大了重度抑鬱症和焦慮症的人群。

這一情況在上海也有所體現，百度指數顯示，三月以來，上海居民對「心理諮詢」的搜索激增。近30天，其熱度同比上升了253%。這表明，越來越多的上海居民，面臨疫情下的心理餘震。

一個名為《照路明》的微信公眾號針對1021份上海市民的問卷顯示，同比歷次調訪結果，上海居民的負面情緒已至兩年內最高點。四月以來，超過四成上海居民已呈現出抑鬱情緒，比例較高。

其中，57.1%的上海居民（居家）本輪隔離已超過20天（截至4月13日）。而無論是其焦慮均值，還是抑鬱指數，都高於隔離短於20天的群體。

而一份2021年發表於《分子精神病學》（Molecular Psychiatry）的研究稱，非隔離人員的焦慮與抑鬱發生率分佈為9.2%與9.6%，隔離人員的焦慮、抑鬱發生率則為13.3%與13.6%，差異顯著。

前述由香港大學等多家機構共同進行的研究進行了兩次調查，結果顯示，疫情中焦慮症狀的可能發病率分別為14.9%及14%，抑鬱症狀的可能發病率分別為19.6%及15.3%，當中焦慮及抑鬱的發病率增加與日常生活節奏紊亂有正向的關係。

研究人員普遍認為，需要關注隔離人群中的弱勢群體。包括一線工作人員、疫情期間受疫情影響最嚴重地區的人群、經濟貧困的人群，以及原本精神健康較差的人群。

上述《英國醫學期刊》發表的研究揭示，由於「封城」管理，交通事故的死亡率減少了37%，但自殺與跌落的死亡率分別上升了66%與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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