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和距今2450年的那場令雅典大傷元氣的瘟疫有不少相似之處,有不少經驗可供汲取,牛津大學古典學專家阿爾芒·達昂古爾(Armand D’Angour)。
公元前430年,斯巴達人攻打雅典,大兵壓境,圍城期間雅典城內爆發瘟疫,疑似斑疹傷寒。疫情被後人視為西方文學源頭——它被荷馬寫入史詩《伊裏亞特》(Iliyad)的第一卷。荷馬史詩是現存最古老的希臘文學作品。
伯裏克利(Pericles,約公元前495年—前429年)是雅典最輝煌時期重要政治領袖,他推動了當時屬於很激進的民主政治改革。他的時代史稱伯裏克利時代,經濟繁榮文化昌盛,也是西醫鼻祖希波克拉底、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的時代。
雅典和斯巴達戰爭期間,蘇格拉底是雅典軍隊一名士兵。
伯裏克利曾發表過兩次震撼人心的演講,都被與他們同時代的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約前460年— 前400年)錄在《大瘟疫》(Great Plague)一書中;第二次演講是在雅典瘟疫導致三分之一市民染疾身亡之際。
達昂古爾發現,當今時政評論人士大都注意到雅典瘟疫和新冠疫情之間的可比之處,從可歌可泣到可恥可鄙的人和事,醫生護士志願者的犧牲奉獻,到民眾的惶恐和盲目搶購。
但是,他指出,大家都忽略了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初衷。
修昔底德寫道,人的本性不會變;你可以預見到人們在遭遇歷史上曾經發生的事件時會做出相似的反應,而他之所以記錄、梳理當時發生的一切,就是為了後世遇到類似情況時可以有所參照,有所借鑒。
西方醫學鼻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在疫情爆發後完全沒有墨守成規,比如用宗教儀式、祈禱、巫術、咒語和靈異草藥等。相反,他本著創新和求實理念,和同行們深入疫區,探訪病患,巨細無漏地記錄他們的症狀,而且密切跟蹤觀察記錄患者接受治療期間的變化以及對不同療法的反應。
他的醫囑裏包括保證睡眠、適當的鍛煉和合理的飲食。
達昂古爾摘錄了修昔底德的兩點觀察記錄:
從這些觀察中,我們有什麼可以汲取的?
經驗一,公眾應該避免從身邊的人那裏感染病毒,醫護人員和照看老弱的護工都應該有防護;
經驗二,法律和執法不能鬆懈,必須保持一貫的強大;
經驗三,讓民眾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很重要。
目前看來,許多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吸取了2400多年前的教訓。
公元前430年,雅典和斯巴達戰爭正在激烈進行,瘟疫爆發時,士兵把病毒帶上了前線,千餘人染病死亡。
倖存者中有一位叫蘇格拉底的大兵,他就是大家熟知的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
他當時也感染了病毒,但因為體魄健壯,生活自律,非但不治而愈,回到疫情肆虐的雅典城後還毫無保留、毫不畏懼地去照料病患和垂死之人。
顯然,蘇格拉底在軍隊時感染了病毒並由此次獲得抗體,跟修昔底德一樣。
修昔底德注意到自己對致命的流行病毒具有免疫力,並記錄在冊。
對於免疫功能,人類一直到兩千多年後才有了透徹的理解。但歷史並不僅僅是曾經發生過的可怕事件的記錄,還可以引導後人避免重蹈覆轍,必須小心應對,不可大意輕敵。為了確保將來遇到類似天災人禍時能更有效地應對,必須留下盡可能詳盡凖確的觀察記錄。
還有,歷史提醒我們,生活遲早會回歸正常。
當然,歷史會提供寶貴經驗教訓,不會絲毫不變地重演。但永恆不變的是人性。
伯裏克利66歲時在雅典瘟疫中染疾去世,生前30年是雅典權力頂層要員,極富爭議,擁戴和仇恨並享,指揮過戰爭,受過法庭審訊,受過腐敗和不當性行為指控。
伯裏克利50多歲時愛上了米勒托斯的富家千金阿斯帕西婭(Aspasia of Miletus),後者成了他的情婦,為他生了一個孩子,還幫他完成了一篇載入史冊的不朽的致陣亡將士悼辭。
英國首相約翰遜56歲時感染了新冠病毒,在倫敦聖托馬斯醫院重症病房與病毒生死搏鬥時,是否曾有片刻想到自己的政治偶像伯裏克利,旁人不得而知。
但達昂古爾教授認為,也許約翰遜康復出院後唐寧街10號的伯裏克利半身塑像旁邊會多出幾尊,比如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醫學先驅希波克拉底,還有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半身塑像。
達昂古爾教授 (Prof Armand D’Angour)是 《陷入愛河的蘇格拉底:哲學家的練成》(Socrates in Love: The making of a philosopher)一書作者, 2012年倫敦奧運會開幕式上時任倫敦市長鮑里斯·約翰遜朗誦的古希臘文頌辭也是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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