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對於人權問題的關注幾乎是世界體育近年來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但是很少有重大賽事的東道主能像北京一樣引起如此大的爭議。

由於外界廣泛指控中國對維吾爾族社群的暴行，2022年冬季奧運會的主辦地面臨著一場似乎是各國群起進行外交抵制的勢頭——包括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在內。

人權組織和西方多國政府均指控中國在新疆地區實施種族滅絶。中國否認，聲稱其廣布於當地的拘留營是為維吾爾族和穆斯林而設的「再教育營」。

在香港對政治自由和民主抗議者的打壓，以及最近對彭帥的關注，也令各國對華關係緊張——後者在指控中國政府高層官員性侵後消失在公眾視野當中。儘管中國當局指責外界對彭帥的事件「惡意揣測」，但是人們仍然非常關注她的狀況。

對於已經表示將不派代表出席的幾個西方國家政府來說，這樣的舉動是顯示譴責態度的一種相對容易的方式，同時避免了更具爭議、且令運動員不能參賽的全面抵制。北京冬奧會對於習近平來說是一項重大的功績，而派出政府官員前往北京出席，風險就是將不可避免地被視作對習近平政府給予默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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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國指責美國利用冬奧會進行政治操縱，並聲稱將採取「堅決反制措施」，但是北京似乎不會為此太過沮喪，甚或驚訝，特別是像意大利、法國等已經拒絶加入這場抵制。法國總統馬克龍形容這是「形式化且無關緊要的」。確實，對於在場內觀賽或者在遠方收看的人來說，這場外交抵制對於賽事本身的盛況將影響很小。

西藏、維吾爾、南部蒙古、香港及台灣的維權組織一同組織起的「#NoBeijing2022（不要北京2022）」倡議，對外交抵制北京冬奧表示歡迎，但是很多倡議者覺得各國走得不夠遠，認為運動員本身、企業贊助商和主要廣播機構也需要採取行動，才能真正向中國施加壓力。

有人問，如果現在都不適合全面抵制，在一個被指控種族滅絶的國家裏，還有什麼時候會適合？

拒絶參加奧運會或許會令外界更意識到對中國被指控的侵害行為，而參賽則要冒著被看作是共謀的風險——但是對於花多年時間凖備參加這樣一項賽事的無辜運動員來說，這似乎也非常不公平。

反對這一做法的人堅稱，冷戰時間發生的抵制1980年和1984年奧運會所造成的政治影響非常小，但是最終受懲罰的是運動員。不過，一些人卻指出，1970和1980年代對種族隔離下的南非所採取的體育賽事抵制行動所產生的決定性作用，是這種做法能夠向一國執政者施壓的證據。

一些人則直接駁斥這種說法，堅稱參與競技體育而不是抵制，才能把握體育外交的寶貴機會，並且形成國際監督，這樣才能帶來積極的改變。在被問及是否參加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時，英格蘭足總（FA）用的就是這一個論點。卡塔爾儘管已經進行過改革，但是當地的工人權益仍然是人權組織的一大憂慮，而同性戀在當地屬非法。

「我們的觀點仍然是，與他人合作才是促成改變的最佳方式，這樣我們才能持續提出正確的問題，而同時我們也必須記住，我們在本國也面臨自身人權方面的挑戰，」英足總最近在一份聲明中這樣說道。

「我們還看到對話與接觸的機會，能夠在這個仍有人權難題的地區達到真正的改變，超越卡塔爾的國界，延伸至鄰近國家，這是即將到來的世界杯其中一項功績。」

並非所有人都同意這一點。在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之後，這方面有任何進步的證據不多，而俄羅斯在主辦2014年冬奧會和2018年世界杯之後，也同樣如此。

不過，雖然在運動員、政府或者體育迷中間，對於全面抵制北京冬奧會的熱情並不高，但是參賽者一旦置身當地，是否仍然能帶來一些改變？考慮到近年再次興起的社會運動主義，這一點並不會令人驚訝，因為從種族主義到女權，從精神健康再到環境問題，有越來越多的運動員為廣泛的社會議題發聲。

雖然最近有所放寬，但是國際奧委會（IOC）章程的第50條仍然嚴格限制奧運選手在賽事期間能夠說什麼和做什麼，仍然禁止在領獎台、官方儀式或者賽場上進行任何形式的政治抗議、示威或者宣傳。

在媒體區、混合採訪區和社交媒體上，言論自由是被允許的，但是運動員是否會在一個不時因為審查和恫嚇外國記者而受到批評的國家利用這種機會，則有待商榷。特別是近日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主席史蒂夫·賽門（Steve Simon）表示，如果2022年要在中國舉辦賽事，他會對「我們的球員和工作人員可能面臨怎樣的風險感到非常擔憂」。

看起來，中國當局確實不會對來自體育明星的譴責太過友善。波士頓凱爾特人（Boston Celtics，塞爾特人）籃球隊的球員埃內斯·坎特（Enes Kanter，簡達）在10月批評習近平主席並表達對自由西藏（Free Tibet）運動的支持後，引發了巨大的反響。他的名字從中國社交媒體平台微博上被屏蔽，而據稱凱爾特人隊的比賽串流直播也被取消。與此相似的是在2019年，阿森納（Arsenal，阿仙奴/兵工廠）前中場球員梅蘇特·厄齊爾（Mesut Ozil，奧斯爾）在強調維吾爾受到的待遇時，一場阿森納隊的比賽也被中國官方電視台取消直播。

很多人權組織也曾呼籲國際奧委會重新選擇冬奧會的主辦地。在這樣晚的階段，當然不存在這樣的可能性，但是圍繞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嚴重爭議已經令外界更加深刻地審視奧委會對主辦地的選擇，以及奧委會與主辦地之間的關係。

在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Thomas Bach）與參加過三屆奧運會的彭帥進行視頻通話，試圖釋除外界憂慮之後，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近日指控IOC與中國「勾結」。IOC否認這一指控，並辯稱自己的做法是「靜默外交」。但是令很多人不安的是，當被問到中國的人權紀錄如何與奧林匹克的價值相匹配時，國際奧委會在任時間最長的高級委員迪克·龐德（Dick Pound）表示，他並不後悔選擇北京作為東道主，而且即使有越來越多的證據，他也「不知道」有關的暴行指控。

「你可能隨意責備說我無知，但我確實不知道，」他在周一（12月13日）向《德國國情體育》（Deutschlandfunk Sport）這樣表示。

他說，國際奧委會「沒有責任去促進政治變革……當我們將奧運會主辦權授予一個國家時，我們並不表示支持這個國家的政治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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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者堅決地否定國際奧委會所堅稱的完全中立和超越政治的立場。比如，他們指出，該組織在2018年促成朝鮮與韓國之間的對話，還有普京如何希望利用2014上索契冬奧會將世界顯示俄羅斯以及他自己的影響力。

可以肯定的是，雖然讓北京主辦冬奧會並不是運動員自己的選擇，但是隨著地緣政治緊張情勢升溫，他們如今要直面新的問題，在那裏參賽到底是不是對的，他們還要自己決定，到了那裏之後，他們要怎麼做。

很多運動員覺得，他們面臨著一個難以應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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