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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25日上午09:00
台海日益緊張的局勢引起了人們對中國的關注，許多人都好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如何看待中國在世界舞台上所處的位置。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拉納·米特（Rana Mitter）撰文稱，也許過去可以提供一些線索。
中國如今是一個全球大國，但這在幾十年前是很難想象的。它的力量有時來自與更廣泛世界的合作，比如簽署巴黎氣候協議。
有時，這意味著與之競爭，比如「一帶一路」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這是一個由60多個國家的建設項目組成的網絡，為世界上許多無法獲得西方貸款的地區帶來投資。
然而，中國的許多對外措辭也帶有強烈的對抗性。
在美、澳、英宣佈新的AUKUS潛艇合作協議後，北京譴責美國試圖利用該協議「遏制」中國。而在英國允許因遭遇嚴厲的《國安法》而選擇移民的香港人在英居留後，北京警告英國這將產生「後果」。中國還向台灣喊話，稱其需要凖備與大陸統一。
習近平對中國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的主張，比自冷戰時期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以後的任何前任都要強烈得多。
然而，他言辭中的其它元素則借鑒了更悠久的來源——中國古代和近現代自身的歷史。
以下是五個反復出現的主題。
兩千多年來，儒家的思想規範塑造了中國社會。哲學家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構建了一種倫理體系，將等級制度與仁愛相結合，人們知道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並期望那些身居廟堂之人可以關愛蒼生。
這種思想體系在歷史長河中不斷調整適應，一直支撐著中國的歷代王朝，直到辛亥革命。1911年，隨著末代皇帝被推翻，包括新生的共產黨在內的激進勢力對孔子及其遺產展開了強烈批判。
作為其中一員，毛澤東在其執政期間（1949-1976年）對中國傳統哲學嗤之以鼻，但到20世紀80年代，孔子回到了中國社會。中共稱讚他是一位傑出人物，為當代中國提供了教訓。
如今，中國將「和諧」納入「社會主義價值觀」，儘管該詞帶有濃厚的儒家色彩。中國外交中的一個熱門話題是，儒家的另一個關鍵術語「仁」如何塑造北京與外部世界的關係。
清華大學教授閻學通曾撰文指出，中國應當尋求「仁慈的權威」，而非「稱霸」。這與他所認為的美國不那麼仁慈的角色形成了對比。
甚至連習近平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也有著傳統哲學的味道。習近平曾訪問孔子出生地曲阜，並在公開場合引用了孔子的名言。
19世紀和20世紀的歷史衝突仍然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世界觀。
在19世紀中葉的鴉片戰爭中，西方商人使用武力強行打開中國國門。在人們的記憶中，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屈辱的世紀」。這個飽經屈辱的時代顯示了中國面對歐洲和日本侵略時的軟弱。
在那時，中國不得不把香港割讓給英國，把東北地區的滿洲割讓給日本，並給予西方列強一系列法律和商業特權。二戰後，蘇聯則試圖在包括滿洲和新疆在內的中國邊境獲得影響力。
這一經歷使中國人對外界的意圖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即使是像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樣看似外向的事件，也擺脫不了「不平等條約」下中國的貿易由外國人控制的文化記憶。中共如今誓言再也不允許這種情況發生。
今年3月，中美談判代表在美國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Anchorage）舉行了一場唇槍舌劍的公開會議。中方對美方的批評進行了反擊，指責美方「傲慢和虛偽」。習近平領導的中國不再容忍外人可以任意輕視自己的國家。
然而，即使是可怕的事件也能產生更多積極信息。
其中一個信息來自二戰當中的中國戰場。1937年中國被入侵後，基本上獨力與日本作戰，直到西方盟國於1941年在珍珠港加入了亞洲戰爭。
在戰爭階段，中國在大陸損失了1000多萬人，擊退了50多萬日軍。這一壯舉在歷史書、電影和電視中被廣泛紀念。
如今，中國將自己描繪成與美國、英國和蘇聯一起的「反法西斯聯盟」的一員，通過提醒世界自己是對抗軸心國的勝利者，使自己擁有道德的壓艙石。
中國還利用其在毛時代作為第三世界領袖的歷史身份（例如，1955年的萬隆會議，1970年代在東非的坦贊鐵路等建設項目），來強化該國今天作為非西方世界領導者的資歷。
現代歷史仍是中共認識自身合法性的關鍵部分。然而，這段歷史的某些內容，尤其是1958年至1962年大躍進中災難性的經濟政策導致的可怕饑荒，在現在幾乎無人提及。
一些現代戰爭可以被用於更具對抗性的目的。在中美關係坎坷的近期，出現了多部紀念1950年至1953年朝鮮戰爭（韓戰）的新電影，中國人將其表述為「抗美援朝」。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軌跡也深深植根於中國的政治思想中，並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得到積極的復興。
毛澤東等中共主要領導人在20世紀長期參與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辯論，這種辯論產生了巨大影響。
例如，「階級鬥爭」的概念導致毛澤東在統治初期處決了100萬名地主。儘管「階級」作為定義社會的一種方式已不受歡迎，但中國今天的政治語言仍然受到「鬥爭」、「對抗」以及「社會主義」（相對於「資本主義」）概念的影響。
中國的一些重要期刊，如黨的理論機構《求是》，經常以廣泛借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方式討論中國社會的「矛盾」。
習近平的中國將中美競爭定義為一場鬥爭，這可以從馬克思的對抗主義中找到源頭。
社會中的經濟力量和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也是如此——經濟增長與綠色發展中的困難被解釋為矛盾。在經典馬克思主義中，你只有經歷了通常痛苦而漫長的「對抗」之後，才可以達到一個一致點。
北京強調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統一是這個島嶼不可改變的命運。
然而，過去一個世紀的台灣歷史表明，該島的地位問題在中國政壇時起時落。1895年，在甲午中日戰爭後，中國被迫交出台灣，台灣隨後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長達半個世紀。
1945年至1949年，台灣被國民黨短暫地與大陸統一。在毛時代，中國錯過了統一台灣的機會。美國杜魯門（Harry Truman）政府本可能已默許毛澤東拿下台灣，但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了朝鮮入侵韓國的戰事，朝鮮戰爭爆發，台灣突然變成了一個關鍵的冷戰盟友。
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金門炮戰，但此後的20年裏，台灣問題再度冷卻。1979年中美恢復外交關係後，雙方達成了一項並不可靠的協議，即各方都同意只有「一個中國」，但在北京或台灣政權究竟誰是合法的共和國這一問題上，各方觀點不一致。
40年過去了，習近平堅稱兩岸必須盡快統一，但北京咄咄逼人的言辭和香港的命運已導致台灣民眾——後者如今已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社會裏——對與大陸建立更緊密的關係越來越持敵視態度。
拉納·米特（Rana Mitter）教授在牛津大學任教，專門研究現代中國的歷史和政治。他的最新著作是《中國的好戰爭：二戰如何塑造新民族主義》（China’s Good War: How World War II Is Shaping a New 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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