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旬，一封香港歐洲商會給香港政府的關於防疫措施的公開信引起媒體關注。這並非外國商會慣常就港府政策諫言所採取的措施。

該商會主席高飛（Frederik Gollob）接受BBC採訪時說，這是「非常極端的做法」 。換言之，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一頭連著世界，另一頭連著中國大陸。新冠疫苗大規模接種後，歐美多國開始採取「與病毒共存」的抗疫模式，而中國仍舊在嚴格實行其賴以成功的「清零」模式。

在防範新冠疫情時，香港的邊境政策沒能左右逢源，而是兩邊為難。

有消息指，由於看不到香港政府清晰的抗疫目標和規劃，一些外資企業開始討論將業務遷往亞洲的新加坡或者韓國。這兩個國家已然採取較為寬鬆的抗疫模式。

作為兩個孩子的父親的高飛還擔憂疫情對孩童早期教育的負面影響，擔心這種影響也許將伴隨孩子一生。

在香港，受到新冠疫情影響的還有數以萬計過去經常往返中港兩地的人群。

這些都是香港政府制訂公共衛生政策需要考慮的社會經濟成本。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黃嚴忠對BBC表示：「談論防疫政策的有效性時，往往忽略政策執行本身要付出的巨大的社會經濟成本。」

「如果不把這些成本考慮在內，單從病例本身多少來看政策的有效性的話，我覺得是有失偏頗的。」他強調。

歐洲商會的建議

香港歐洲商會在公開信中建議香港政府接納與新冠病毒共存，定立清晰的退出防疫措施策略（exit strategy），放寬所有已接種疫苗旅客的隔離檢疫措施，強調嚴謹的檢測工作支援有助重啟國際及本土商務。

8月20日，香港政府收緊國際來港人士的防疫要求，來自中風險國家和地區的已接種疫苗的國際抵港者，需要在酒店集中隔離14日。此前接種完疫苗的國際旅客抵港後只需隔離7天。

信中亦批評港府的最新措施是顯著倒退，防疫政策過於嚴謹並不合比例，令國際商業社群擔憂來港人士會否一直受困，影響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政府並未直接回復這封公開信。高飛說「我是現實和看重實踐的人」，他並未對港府的回應抱有期待，但希望通過發聲帶來改變。

香港政府的抗疫目標

「香港政府的抗疫目標是什麼？是先和中國還是世界通關？如果是先和中國通關的話，為了達成這個目標，需要做些什麼？疫苗接種率需要達到多少？是否制訂時間線？」

高飛代表約2400家在香港的歐洲企業提出疑問。

黃嚴忠也認為香港政府應該制訂抗疫規劃。「現在實行和曾經實行清零政策的國家，比如新加坡，新西蘭和澳大利亞，他們都至少有規劃。因為他們認識到這種政策從長遠來講不是可持續的。」

抗疫初期，2020年香港政府曾與廣東政府商量通關的可能性，但遲遲未能如願，很大程度因為中國實現清零，香港遭遇第三波和第四波疫情。到2021年，香港基本"清零"，但中國爆發新一輪疫情。香港基本不提爭取香港居民免隔離進入中國大陸的可能性，並將入境香港要求隔離的相關條令一口氣延長到2021年3月31日。

香港特首林正月娥在8月31日表示現在的嚴防輸入是為了早日與中國通關：「很多在香港的商會其實最希望與內地通關，因為這些海外企業來香港，往往因為它是一個很好的平台進入內地，它們在這裏有區域辦事處、亞太區或中國辦事處，需要進入內地，這是有個別商會反映給我的意見。當大家的目標都希望能夠盡快與內地通關時，就更加需要外防輸入。」

黃嚴忠指出，在病毒不斷變異的情況下，和外界沒有交流，會形成所謂的免疫落差和孤島的情況，「孤島的情況能維持多久？這些實際上都是一些問題，可能需要考慮（抗疫政策的變化）。」

作為病毒共存論的積極倡導者，黃嚴忠認為，香港政府目前實施的「清零」政策，目的其實是想以空間換時間，著力提高疫苗接種率。

企業可能轉向新加坡或者韓國

高飛說，香港歐洲商會的企業一直在嘗試保證高就業，或者至少維持現狀。但企業需要對未來有預判和規劃：「我們好像處在黑箱子裏。」

這對商界造成不確定性。「企業最討厭不確定性。經過近兩年的這種不確定性，基本上靠希望生活，企業失去希望就會做出決定。」

高飛透露香港歐洲商會過去兩年開始討論香港的角色和地位。「我們需要在香港留多少人？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能不能再次在亞洲旅行而沒有大的限制？」

香港過去兩年社會營商環境巨變。香港《國安法》與2020年7月公布，由於政治不穩定性加劇，一些公司可能會將業務重心從香港轉出；正在的研究《反外國制裁法》雖然推遲，但對營商環境再次帶來不確定性。

高飛認同很難將這些可能導致公司外流的因素分開，也無法估算香港政府抗疫措施帶來的具體影響。「但由於現狀沒有好轉，公司不得不重新考慮將部分業務遷往外地。」

黃嚴忠指出，「如果公司外流，說明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為清零政策付出的代價。（清零）政策執行時間越長，可能付出的代價會更大。」

新加坡或者韓國的首爾是原本駐扎在香港的外資企業的首選目的地。那裏的營商環境目前似乎比香港更加友好，首先這兩國已經免除入境隔離要求。從7月1日起，在境外同一國家完成疫苗接種後並經過14天後，可在赴韓時申請免除入境隔離。而香港的競爭者新加坡從7月開始放棄"清零"策略，不再要求入境者進行隔離。

香港政府的一位發言人就香港歐洲商會的公開信接受BBC查詢時表示，「我們密切關注其他經濟體或國家如何應對和調整新冠防疫政策，並盡可能地吸取經驗教訓。但每個經濟體或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關切和考慮，必須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採取符合全體人民的最佳利益的行動，不能一概而論。香港需要達到更高的疫苗接種率以便能以安全的方式放鬆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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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生後一半的時間都在戴口罩」

新冠疫情來臨時，兒童群體面臨的生命威脅也許沒有老年群體來得直接。但他們的成長和生活受到的影響，這也是「清零」政策下香港社會付出的成本。

高飛的另一身份是三歲兒子的父親。他說孩子出生後一半的時間都戴著口罩。「當我沒戴口罩時，他會提醒我戴上口罩，『爸爸，你應該戴口罩。』」 他說跟幼兒園老師交流時，他們認為口罩對正在學表達的小朋友來講帶來挑戰。"他們只能看到對方的眼睛，看不到（發聲的）嘴型。」

如果沒有新冠疫情，3歲的小孩應該正處於學習與同齡人社交和家庭與社區建立聯繫的時間段。但此時的社交距離措施，打亂幼童們的成長軌跡。

「沒人告訴我，這對小孩的成長沒有影響。」

這也是高飛決定帶孩子回歐洲待上一段時間的原因之一，他擔憂一到兩年的疏離社交訓練可能會對孩子的一生造成影響。

疫情期間，包括校園、圖書館和遊樂場等場所被關閉，導致兒童喪失遊樂和日常與同輩交流的空間。

相較無法負擔長途旅行的基層家庭，高飛的一家四口相對幸運。他們可以返回歐洲感受"正常"生活，拜訪親朋好友，建立家庭觀念。但代價是全家多隔離7天。

接受BBC記者採訪時，高飛的四口之家正在香港的酒店隔離。他回憶說，訪親之旅接近尾聲時，香港政府調整入境的風險區域名單。他們的出發地德國被列為高風險區域，要集中隔離14天。而之前只需要7天。突如其來的新規讓一家人措手不及。對於家庭來講，預定香港的隔離酒店比個人要更困難。很多酒店告訴他，要到九月底或十月才有空房間。起飛前，他不得不花幾個小時填報入境所需的材料。

高飛說「這真的非常繁瑣」。

香港政府在回應中稱，「因應疫情變化，我們需要調整和適應不斷變化的情況。我們理解最近的變化已經影響到許多人，我們為最近對他們的計劃造成的干擾表示道歉。」

除了高飛這樣的歐洲商界人士外，過去因工作原因經常往返中港兩地的數十萬香港居民、過百萬有親友在中國內地的港人以及近三萬跨境學童等群體受到的影響同樣未得到港府的正視。

而對於港府來說尷尬的一點可能是，與中國內地恢復正常通關的主動權不在港府手中，通關與否並非單純的公共衛生決定。

正如黃嚴忠所指：「香港到底在乎國際形象多一點，還是在乎北京怎麼看多一點，沒法判斷。這裏面最終涉及到的不是公共衛生的選擇，可能更多的是政治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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