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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7月27日上午03:00
香港電影導演周冠威，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出現在示威現場，記錄了這場運動的槍林彈雨，追訪了民主派政治人物和勇武派示威者。
在拍攝期間和此後近兩年的時間裏，周冠威並沒有高調公開自己的紀錄片計劃。
這部紀錄片在今年7月於康城影展（Cannes Film Festival）閉幕前一天進行特別放映，他無懼香港《國安法》帶來的潛在風險，把影片命名做《時代革命》，成為這部影片中唯一具名的製作人。
儘管預計這部紀錄片難以在香港上映，他仍高調宣傳，人人叫他離開香港，擔心他會因而被捕，他選擇留在香港。
他2015年因為拍攝與政治相關的劇情片《十年》遭官媒批評，失去很多工作機會，一度借錢過活，直至去年憑有口碑和票房愛情電影《幻愛》重出江湖。
預計到未來生活仍然捉襟見肘，但他認為，這是時代給他作為一個導演的責任。
他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說：「《時代革命》中有句宣傳語句，不是時代選中我們，是我們選擇改變時代，我們創造電影，電影可以記錄時代，同時間亦可改變時代，我希望亦創造一些價值傳遞到後世。」
42歲的周冠威在香港土生土長，小時候與不擅辭令的父親關係疏離，性格反叛而敏感，討厭考試，孤獨得想過自殺，但他透過電影成長和學懂人生哲理，他通過看《East of Eden》（又譯蕩母癡兒、天倫夢覺、伊甸園之東）這部有關家庭的電影緩解了與家人的緊張關係，也在科幻電影《2001太空漫遊》中領悟到「生命的意義就在於追尋生命的意義」。
中學時期的他，每天不讀書，不停看電影， 之後入讀演藝學院，畢業後從事電影幕後工作，做過電影《霍元甲》製作特輯的導演和剪接，慢慢有機會拍攝自己的作品。
「電影改變了我，小時候我說想一生追隨電影，電影代替了我父親，我希望自己製作的電影也可以打動人心、療癒和啟發別人，或是為大家作情感上的宣洩。」
有別於主流商業電影，他的作品屬於「偏鋒」，經常緊扣政治和社會議題。
2015年，與政治相關的劇情片《十年》在香港上映， 電影由五名導演分別拍攝五段想象香港未來十年的短片組成，周冠威是導演之一。他的作品《自焚者》描繪十年後香港爆發嚴重警民衝突，有「港獨」青年因為違反國家安全法在獄中絶食身亡，而一名支持者在英國駐港領事館前自焚。片中以仿紀錄片形式探討「香港獨立」的想法。
電影拍攝於2014年香港佔領中環運動後，那場爭取民主普選的抗爭活動失敗，令香港步入政治低潮，社會上充滿無力感，他不鼓勵別人自焚，但希望透過自焚象徵犧牲，去問香港人：「你願意為香港犧牲多少？」
電影宣傳形容這是「不想見到的將來」，但在不足十年後，香港爆發反修例示威，經歷嚴重警民衝突以及政權之後的打壓，讓很多人形容《十年》是一部預言電影，出現那「不想見到的將來」。
周冠威說：「2019年告訴我，很多人願意為香港犧牲，他們對公義的執著和對自由的堅定出現了，我再次得到力量，哪怕現在情況更差，那正面的價值沒有失去過。」
《十年》可說是他第一次挑戰紅線，這部電影引起很大迴響，在爭議聲中獲得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但遭到中國官媒和親建制強烈批評。
上映後，周冠威難以尋找投資者以及著名演員去製作電影，職業生涯迎來低潮，生活拮據的他向朋友借錢維生，到現在也未能把債還清。
四年後，他排除萬難去完成愛情電影《幻愛》，電影終在2020年上映。這是他十幾年前寫下的劇本，講述精神病患者和心理輔導員之間的愛情故事，表面與政治不相關，但本土意識濃厚，談及「如何面對創傷」的話題，讓人聯想到與2019年香港示威的傷口。電影贏得口碑，獲得逾1500萬港元票房，成為該年香港十大票房電影之一，是香港少數能夠單靠本土市場而獲得盈利的港產片。
外界一度認為，周導演走出《十年》被封殺的陰影時，《時代革命》面世。
2019年6月，香港因《逃犯條例》爭議爆發持續示威。身為導演，周冠威思考了自己在這時代的位置，希望透過鏡頭以紀錄片導演的身份記載這場歷史。
他獲得一名商人投資，8月開始在街頭拍攝一幕幕驚心動魄的示威畫面，在催淚彈與水炮車中間追訪前線示威者。
這是他第一次拍攝紀錄片。
與以往拍攝劇情片精心安排鏡頭不一樣，示威現場瞬息萬變而且真實貼身，看著示威者真的受傷流血，面對死亡威脅，他的情緒陷於谷底。
香港理工大學示威者遭警方重重包圍時，他身處現場，看著年輕示威者連日未眠，懷著恐懼爬渠、遊繩逃生，他心靈受創，每天發惡夢。
今年7月20日，他與記者一同重訪理工大學，重重的圍欄和鐵馬包圍以往能自由進出的大學校園，也勾起了他當天的場面。
「我們的自由被封鎖了，」他對著圍欄說：「理工大學是紅磚建築，就好像香港人的心臟，我們的心臟被人插了一刀，血仍在流，但政府沒有認為去檢視這個傷口。」
剪接紀錄片時，周導演也經歷很大的情緒波伏，糾結如何保障受訪者安全，擔心影片成為罪證，一邊剪片，一邊了解到多名片中受訪者已坐牢和流亡，這令他心情更為沉重。
《國安法》實施以後，一些合作單位離隊，除了他以外，所有製作團隊成員也要匿名，他在完成作品後把版權交給海外的人，並銷毀在香港的所有片段。
「現在香港濃罩這種氣氛和壓力，創作也要匿名，我們已經失去創作自由。一些同行朋友放棄了製作自己的紀錄片，把片段交給我，我很痛心，很多人不能夠在這樣的政局和恐懼下去創作。」
他強調，自己的紀錄片不是（追求）客觀中立的新聞專題，沒有訪問任何建制派人士，而是紀錄示威者的故事，並指香港主流媒體已很傾斜於政府和建制的聲音，有責任去讓更多人聽示威者的聲音。
去年年底，兩部講述香港示威浪潮的紀錄片《佔領立法會》和《理大圍城》未能在香港正式上映，一些建制派人士及團體指責這些紀錄片美化示威者的暴力。對於這一話題周冠威表示：「在《時代革命》這部紀錄片中，我當然不想美化暴力，雙方都有出現過暴力，電影中也有示威者圍毆警員的場面，但這紀錄片或我在現場看到，警方的暴力大大超越了示威者的暴力，示威者迫於無奈或是情緒下，難以控制地施予暴力，我也不認同。但我們要了解前因後果，這紀錄片就可以幫大家了解歷史的脈絡，而不是單看畫面。」
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兩小時半的紀錄片終於面世，他堅持把它稱作《時代革命》。香港建制陣營試圖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視為分裂國家以及等同於「港獨」的字句。
「你在嚇唬我嗎？如果你認為這四個字不能在香港講，你就寫清楚，否則你是散播恐懼，」他說，「這是這場運動出現最多的口號，用這個口號去作為片名很適切，我就是這麼單純，那條法律紅線我不知道在哪裏，法例都沒有寫清楚，倒不如我跟自己的紅線，那就是藝術上的考慮，我要創作自由，不想有自我審查。」
他認為，「時代革命」有不同的解讀，那是大家希望世界變好作出的革新，對未來的美好的盼望。
7月的康城影展，《時代革命》成功申請入圍，影展刻意把他的電影排在閉幕前才發佈，外界認為這是主辦方擔心中國方面的抗議和反對。
周導演並沒有接受康城方面的邀請親身出席典禮，原因是他身邊的朋友說他的紀錄片具風險，到了法國可能無法回港，他為了與最珍重的家人一起，留在香港。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電影面世後，他的生活沒有多大變化，中國官方、官媒或是香港的建制和親北京媒體，也沒有明顯地對他作出猛烈攻擊。
他珍惜與家人在一起的日子，並多番警告6歲的兒子，他可能有一段時間見不到爸爸。
在社交媒體上，電影宣傳片引起很大迴響，有人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後的一年，大家不敢再提2019年發生的事，差點以為自己當年是發了一場夢，而這部電影引發大家共鳴，證明那是真實的經歷，有人把不能說的東西說出來。
然而，紀錄片短期內在香港上映的機會渺茫，商業戲院不敢播放，地下放映可能招來違法風險，未來可能會透過網絡播放。
這部紀錄片已經令周冠威再次失去一些電影投資和其他工作機會。他的下一部電影哪怕與政治無關，也遙遙無期。
他說：「現在有這麼多創傷，我做導演有責任紀錄這些事，我腦海里仍然非常自由，我不知道腦裏的創作什麼時候可以拍得到，但我會繼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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