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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7月07日上午03:00
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曾說，該黨奪取和鞏固政權，靠的是兩樣法寶：「槍桿子」與「筆桿子」。中國軍隊，也就是毛口中的「槍桿子」，對中共政權而言，從來不是單純的國防軍事力量，而是他所稱的「戰鬥隊、工作隊、生產隊」，是保證政權絶對統治的政治力量，同時也是黨內鬥爭的重要工具。在1965-1976年「文革」前後十餘年裏，中國軍隊上述作用尤為突出。
本周，中國歷史學者余汝信在香港出版《風暴歷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軍》一書，通過對大量軍隊內部和公開文件，親歷者證言等民間資料比較、查證，揭示「作為軍事力量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與整個文革進程息息相關的緊密聯繫」，並披露文革期間中國軍隊內部權力爭奪和作為政治鬥爭工具所付出的沉重代價。
毛澤東作為當時中共權力的最高統帥，敢於在1966年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其「基本力量和有力保證」正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他開創的全民學軍，軍隊介入政治，「文工武鬥」等管制手段，對中國權力結構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響持續至習近平時代。
關於「文革」研究，國內外的考證與研究多聚焦在紅衛兵的角色和其群眾運動的性質，亦有學者嘗試解構中央文革小組和高層權力鬥爭。但是，對於處在是非漩渦和矛盾焦點的人民解放軍，對於公眾而言，始終是一個「神秘的黑箱」，余汝信說他希望該書有助於將其一點點打開。
本書另外一大成果是重新解讀了1971年作為毛澤東接班人和軍隊副統帥的林彪一家駕機出走並葬身蒙古（「九一三事件」）的過程，墜機和林彪等人身亡的原因，林彪林立果為何要叛逃。有別於此前官方版本，該書認為，林彪外逃主要是因深感毛澤東的南巡談話後，他的政治生命已終結，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嚴重威脅。林彪之子林立果暗殺毛的計劃失敗加速了林彪等人的外逃且外逃是林彪及其妻兒的一致選擇，而不是被毛逼走或被家人脅迫而為之。
新書中梳理1965年至1976年「文革」前後十餘年裏毛澤東政治與人事布局，如何利用解放軍籌備和發動文革，全國「軍事管制」和多個決定中共政權走向的歷史轉折點包括毛澤東對接班人的選擇，他如何利用軍隊部署造反力量。同時，該書也梳理中共軍隊如何介入中央與地方造反，發展武鬥，殺戮和清洗幹部的細節手段與過程，毛如何清除劉少奇、鄧小平、羅瑞卿等他不信任的中共軍隊高層以及指派江青、周恩來配合林彪通過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講話系統部署他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文化工作思路。
1959年7月至8月「廬山會議」之後，中共軍隊元老彭德懷被打倒，中共新的中央軍委成立。此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的是中央軍委領導下的「三總部體制」（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中央軍委作為最高軍事統帥機關，通過三總部對全軍十三大軍區和各兵種實施領導。毛澤東任中央軍委主席，林彪、賀龍、聶榮臻副主席， 林彪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羅瑞卿任秘書長。
對外界來說，不熟悉中國人民解放軍建制和發展很難始終釐清中共與軍隊之間錯綜複雜的權力運作和管理。比如，決定了目前中國人民解放軍指揮體制的大軍區系統，中央軍委的建制，軍力如何部署以及整個軍事管理與指揮系統如何工作。再比如，中共元帥等軍隊核心人物在權力核心的位置與沉浮以及當時十餘年間軍內出現的各派系鬥爭的形成和背後的邏輯。
新書從1965年開始，按主持中共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領導核心人員的時間線，用「林彪的前五年與葉劍英的後五年」劃分這段歷史。認為「前五年，軍隊登上『文化大革命』政治舞台並一度佔據舞台的中心位置。後五年，軍隊從舞台逐步後撤，影響力大減，最終又對結束「文革」起了關鍵性的重要作用」。
具體從軍委日常運作和主持工作的人事變動，又將軍隊與「文革」的關係分割成六個階段。從毛對軍隊的控制、對包括林彪在內的多個高官的猜忌、挾制和清洗，都依據原始資料和詳細文獻做了梳理，以幫助讀者深入了解毛澤東何以發動「文革」，最終「文革」又如何在葉劍英等人的主持下得以終結。其中，1965年「文革」開始前毛的部署和1967年上半年的軍隊作用最為曲折和值得一讀。
作者余汝信對BBC中文說，他盡量不發表個人意見，而是用多名軍方親歷者的當時和後來記錄、口述回憶，與中共內部資料和軍隊文件的橫向比對「以紀事本末體編寫」，通過歷史事實梳理「軍隊與整個文革關係的大致脈絡」。
出版人鮑樸說：「不了解中國軍隊，你就無法真正的了解中國文革到底如何開始，也無法了解中共和毛澤東何以把文革鬥爭進行下去，無法真正地研究文革。」
1964年，毛已經發起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運動。但一年後，毛澤東要求取消軍銜制度，「這一倒退性做法」，重創中國軍隊正規劃建設步伐，導致軍方「進一步趨於政治化」。軍隊「學毛著」運動及整治工作的經驗被廣泛應用到地方，中共從解放軍中抽調了大批幹部到新建立的地方政治機構工作。
時至1965年，毛澤東對中共黨內二號人物劉少奇越發不滿，將其視為舊官僚體系中的文官，決定將其打倒。他自己的說法是，要清除黨內的走資派，避免出現蘇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與此同時，毛對「黨內六號人物，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林彪愈加寄予厚望」。1月底，林彪形象首次出現在紀念郵票上，「這是中共建政後除毛澤東、朱德外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未有過的殊榮」。2月，毛澤東提出「我們以前是靠解放軍的，以後仍然要靠解放軍」，首次點名要在今後的政治鬥爭中依靠和運用軍隊的力量。
書中寫道，毛澤東作為中央軍委主席，獨攬此階段的軍權。林彪名義上以軍委第一副主席身份主持日常工作，但「自1967年1月軍隊介入地方文革後的具體任務，往往是周恩來以中央碰頭會主持人身份布置的」。文革時期，雖周恩來在軍隊中沒有任何職務，以其在中共黨政軍歷史上的威望，對軍隊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在毛澤東的認可下，由於周恩來的作用，林彪長期做「甩手掌櫃」。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五一六通知」，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
「五一六通知」中提到，「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第一次將軍隊中的「走資派」，納入清洗對象。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周恩來約賀龍、聶榮臻、陳毅、徐向前、葉劍英、楊成武、劉志堅等軍隊負責人談話，通報毛澤東要與劉少奇「攤牌」，要求「他們堅定地站在毛一邊」。林彪正式取代劉少奇，成為中共黨內第二號人物，增補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為政治局委員，「大大加強了軍隊在政治局中的份量」，充分體現了毛依靠軍隊搞文革的計劃。
1966年10月5日，毛授意下，林彪起草《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自此，「全軍院校十萬青年軍人解除束縛，匯成造反洪流」，衝擊軍內外。至1966年底，中國原有的地方黨政權力架構根基已被「文革」動搖，1967年1月，紅衛兵開始全國奪權，使各地黨政權力架構幾近分崩離析，陷入無政府混亂狀態。毛不得不使用軍隊，填補地方黨政機構坍塌造成的權力真空。
1967年1月，中共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軍隊正式介入地方「文革」。3月，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軍、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被俗稱為「三支兩軍」，當時最具戰鬥力的陸軍機動部隊（野戰軍），全部接入並領導所駐地區以支左為核心的「三支兩軍」。
軍管的方式大致三種，建軍事管制委員會、建立軍管小組、派出軍代表。書中統計，28%中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軍委會，國務院48個正部委機構，45個被軍管，1968年4-8月間，中共的宣傳部、統戰部、外聯部、中央調查部被軍管，對中共人事管理最核心的中央組織部由軍人實際領導。「軍隊干預國家及各級政府事務的廣度、深度、及時間長度，都史無前例。」
書中詳細記錄了在此期間軍隊中激進派與保守派眾多鬥爭和武裝混戰，尤其「二月鎮反」，即1968年1-3月間各地普遍發生軍隊鎮壓造反派、激進派的事件。1967年1月和4月，毛澤東先發出「軍委八條」，令軍方拿到對付曾衝擊軍事機關的軍內外造反派的尚方寶劍，又引發造反派對軍隊和保守派、穩健派的報復。各派矛盾加劇，武鬥頻發，終於在1967年7月發生武漢地區軍人與保守派群眾衝擊毛澤東的行宮東湖客舍，即「七二零事件」。
「七二零事件」中，身在武漢的毛澤東連夜倉促轉移，打破十年不乘飛機的習慣，清晨武漢飛上海。書中分析：此事件對毛的思想產生巨大衝擊，令毛看到文革局勢演變下去難以收拾，遂開始收拾文革亂攤子。
毛澤東在他認為的黨內走資派被打擊得差不多的時候，再提出清理階級隊伍，打擊群眾裏面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國民黨殘渣餘孽」，甚至「資產階級臭老九」，即知識分子。他也要依靠當時的文革委員會，其核心力量仍然是軍隊。在此階段，全國武鬥逐漸平息，軍隊尤其是野戰軍，又起關鍵作用。
「在整體而言，平定大局方面，軍隊正面作用遠大於負面」，余汝信在書中分析。
1969年3月，中蘇珍寶島事件令毛澤東有借口明確中共「要凖備打仗」，全國戰備。1969年底，全軍在編人數增至631萬餘人，超過朝鮮戰爭時期，成為中共建政以來歷史上人數最高點。多份中共黨內和軍中文件顯示，1969年10月開始，毛澤東對自己選定的接班人林彪等軍隊領導人產生了戒心，而林彪對毛的「繼續革命」產生疲倦，態度轉為消極。
1970年8-9月的「廬山會議」上，在如何對待張春橋為代表的文革極左派問題上，毛澤東與林彪嚴重分歧，此後，毛開始明批陳伯達，實質壓制林彪，終至1971年8-9月，毛用吹風方式發動各地黨政軍負責人打倒林彪，毛、林關係決裂。
余汝信寫道：「毛一貫採用的整人手段，令林彪及家人（林立衡除外）深生恐懼」，在林立果刺殺毛未遂之後，林與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9月13日從山海關機場專機強行起飛，出逃，在蒙古墜毀，機上九人無一生還。
「九一三事件」宣告了毛澤東的「文革」從理論到實踐的失敗，此後毛澤東身心俱創，文革開始衰落和最終破產。期間被視為林彪派系的軍人大量被清洗，「批林批孔運動」持續多年，軍隊形象嚴重受損。毛澤東並沒有將主持軍隊日常工作的權力交給左派，包括被定為毛的另一接班人的王洪文和最受毛青睞的張春橋。王洪文並沒有如願成為軍委副主席。
「毛澤東這一尚存理性的安排，使黨內健康力量在1976年10月之變中得以依靠軍隊的力量輕易取勝，」書中總結。
毛死後，華國鋒繼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10月6日，華國鋒與軍隊元老葉劍英、毛澤東前警衛汪東興密謀，以汪掌握的中央警衛團部分兵力，以兵變方式抓獲江青等人，掃除中共中央的文革極左全部勢力。
余汝信在書中評論：對於毛澤東家族而言，毛犯的最大錯誤是留下了汪東興，而對中國而言，「中南海御林軍的掌控權仍在汪手中」。
「結束文革的歷史性任務，實際也是軍隊最終完成的。」
關於毛為什麼發動「文革」，研究者大都只能通過他說過的話來推測真實動機。普遍共識是，一是要打擊所謂真正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二是黨內的走資派，而當時重點打擊的是後者，例如劉少奇，鄧小平等毛認為的政敵，但其實始終是在排除異己，製造混亂，鞏固自己的統治。
但從毛澤東對軍隊的控制、人員部署，尤其是他與林彪作為軍隊統帥關係親疏過程的分析可看出，對軍隊的掌控給他很大的信心和力量。書中的結論是，軍隊是毛澤東控制文革的底牌，既是他在各地製造亂局的執行者，又是他得以控制亂局的武器。
1959年7月至8月「廬山會議」之後，軍隊老帥彭德懷被打倒，新軍委成立，中央軍委作為最高軍事統帥機關領導的「三總部體制」（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的軍事指揮系統對全軍十三大軍區和各兵種實施領導。林彪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21人成員的中央軍委由毛澤東任主席，林彪、賀龍、聶榮臻副主席，羅瑞卿秘書長。
領導人選方面，「1960年前期的毛澤東與軍隊、與林彪的關係甚為密切、甚為融洽」。表現在「毛澤東對林彪支持、倚重，林彪對毛澤東堅決擁護的態度上」。即使林彪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即稱病，公開場合很少露面，但他對毛澤東本人和毛思想的高度評價、大力宣揚，「中共歷史上的幾個重大關鍵時刻，林彪在政治上都是支持毛澤東的」。
「廬山會議」以後，「林彪秉承毛澤東的政治建軍原則，並迎合當時毛對軍隊的要求，提出了按政治掛帥模式建設軍隊的理念」，林彪1960年1、2月陸續提出「三八作風」、「四個第一」等口號，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賞。也正是林彪首次在軍隊決議裏提出「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
1961年，林彪給毛澤東寫報告稱，軍隊廣大士兵熱愛和迫切要求讀馬主席著作，但書籍缺乏。為著解決這一問題，總政從《毛選》中抽選了一部分文章印發給連隊戰士，以適應現實需要。「但所選文章和章節，不知是否恰當，盼主席交有關人員予以審查。如有意見，激情只是，如無只是，即由總政出版了。」毛澤東當即批示。同年，總政宣傳部即編印了《毛澤東著作選讀》一書，印發到班，每班兩本，供士兵學習。
1964年，解放軍報社首先編印的《毛澤東語錄》在全軍推廣。
「林彪治軍的這一套，對軍隊進行了政治訓練，使軍隊在後來參與文革、干預政治有了理論依據和精神凖備」，書中寫到。
這些使毛看到林對他的忠誠和作用；「而毛即將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又是一個改朝換代的時候」，是他所說的「關鍵時刻的政治」。因此「毛必須通過林控制軍隊」，「靠軍事實力來說話」。
時至1965年1月，人民解放軍人數已達447萬，成世界之最。此時中國有13個大軍區，包括瀋陽、北京、濟南、南京、福州、廣州軍區，負責轄區內的陸、海、空軍部隊的作戰指揮和所屬部隊的軍事、政治、後勤，並領導民兵、軍役動員工作和戰場建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包括瀋陽、北京、濟南、廣州、蘭州等10個軍區黨委的第一書記，都是駐地級別最高的地方黨委一把手兼任。
這些都令毛澤東有了信心和權力武器敢於發動文革，余汝信在書中分析。
如同其他很多重要轉折點，書中還特別梳理了諸如發生在1965年12月，曾「權傾一時」的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羅瑞卿，被作為「野心家」和「兩面派」，被毛澤東、林彪合力清洗的過程，讓毛澤東得以「消除了隱患」。
書中分析，羅瑞卿的問題，是林彪首先提出來的，但也是當時黨內高層的共識。鄧小平、周恩來、林彪、陳毅、賀龍等多名軍隊高層配合毛澤東，12月8-15日上海錦江飯店召開的「黨中央上海會議」的全程細節之披露，驚心動魄，可令讀者一窺毛澤東在部署清洗羅瑞卿手段上的步步為營。
為該書撰寫序言的清華大學歷史學家秦暉分析稱，余汝信的研究顛覆了過去中國文革研究著述和宣傳文本中一貫強調的文革前期派系激烈鬥爭和群眾武裝「造反」，中國處於「無政府狀態」。
實際上，儘管毛澤東絶非無所不能，但「文革」整體上從未脫離過毛澤東的掌控，所謂「天下大亂」、「全面內戰」等語，往往是毛澤東有意攪亂局面，借力打力，自詡「亂了敵人」，其實是權術手段，秦暉說。
「以新的錯誤來文過飾非，為了糾正自己的前一個失算而讓別人和國民付出代價」。即便在毛澤東始料不及難以收場的尷尬時期，仍常用新的錯誤掩蓋此前的一個錯誤。
但是他自己利用群眾運動和紅衛兵掀起的亂局和很多決策後果，「也多次超乎自己預料」，令毛澤東自己無法收場。
秦暉說：「我們很早就隱約知道，地方軍區由於與當地黨政機關關係密切，往往支持保守派，而中央直接掌握，調動頻繁的野戰軍，則往往按北京文革策劃者的意圖支持造反派。但這種粗略的感覺往往讓人上當。」
例如書中梳理廣東「文革」中，野戰軍第41軍等部對造反派的鎮壓比地方軍區還嚴重，其原因，是1950年代北京派來的「南下幹部」掌握，反對「地方主義」，並整肅廣東地下黨與游擊隊出身的本地幹部。
在文革期間，很多地方軍隊的「造反派」同情被整肅的本地幹部，視長期掌實權的北方籍「南下幹部」為「走資派」而力圖將其打倒。而野戰軍領導多為北方人，因此在這個地區他們反倒大概率地同情「南下幹部」，支持敵視本地幹部的所謂「保守派」。
新書中梳理了「文革」中人民解放軍受到的摧殘，對中國軍隊建設的破壞也非常嚴重。十年間，完全出於政治與人事鬥爭理由，對中國軍隊高級將領曾進行過三個階段的大規模清洗，書中列出了被清洗人員名單。
「在和平年代，軍隊高級將領由於政治原因而大規模倒下，絶非正常現象，令人痛惜。此情況在全球歷史範圍內，只有蘇聯的大清洗時代可與之相比，」書中寫到。
第一階段，自「文革」前夕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被清洗者，大部為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所指的混進軍隊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據不完全統計，正軍職以上共204人，取消軍銜前少將以上者200人。其中元帥六人，包括時任軍委副主席的賀龍、聶榮臻、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四人。
第二階段是「九一三」事件當月到1973年，大量被視為林彪派系的軍隊高級幹部先後被清查清洗，遭遇被逮捕，隔離審查，免職審查等不同程度處分。而事後複查，絶大多數人與「九一三事件」並無直接關聯，其罪名查無實據。據統計，正軍級以上幹部38人包括時任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組長的黃永勝以及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遭清洗，遍布總參謀部，軍委辦事組，總政治部，總後勤部和各大軍區和省委，其範圍之廣，可顯示清洗手段之嚴苛與缺乏邏輯。在「九一三」事件之後的清洗重災區是中國空軍，據不完全統計，空軍副軍級以上幹部43人被清洗，數人自盡身亡。
第三階段的清洗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後，除屬於「四人幫」的軍委常委王洪文，總政主任，南京軍區第一政委張春橋被逮捕外，一批被視為與「四人幫」有牽連等原因的至少23名軍隊高級將領均被清洗。其中包括青海，瀋陽，南京等多個軍區司令員和省委書記，也有北京市公安局長兼陸軍27軍副政委劉傳新，中央組織部部長兼陸軍64軍政委郭玉峰。還有個別人如原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後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的吳忠，在1979年後還被審查了八年，最終以「沒有參與林彪四人幫反黨篡權陰謀活動"的結論解除審查。
由此可見文革對中國軍隊的結構性打擊。書中統計，清洗合計波及少將以上高級將領265人，佔文革前少將以上1614人的16%。其中中共建政時的十大元帥和十名大將中，七元帥被整肅，五名大將被削職；上將27人，佔上將總數47%；中將74人，佔總數42%；少將153人，佔11%。清洗的總趨勢是軍階越高，波及的比例面積越大。據中國官方統計，至1975年，全中國解放軍受審查共4.4萬多人，其中正軍職以上幹部361人。
作為「兩彈一星」核心基地，青海核武器研究基地「221」被外界廣為熟知，「金銀灘」和「西海原子城」成為今天中國著名的紅色旅遊熱點。但該書稱，在「文革」的第一年，這裏曾發生嚴重的文革造反、派系鬥爭、武裝鬥爭，並致業務完全癱瘓。
作為毛澤東政治手段的「清理階級隊伍」一部分，1969年11月該基地被軍管。不久，周恩來指派海軍副司令、國防科委副主任趙啟民、公安部領導成員、原空軍副軍長趙登程前往清查，對3200餘人核彈基地的科學家、幹部和普通人的整肅，「大搞刑訊逼供，提出『革命群眾掉幾斤肉，讓階級敵人去幾層皮』的口號」；「整個二二一廠成了一個大監獄」，108人自殺，致傷致殘400餘人，其中包括大量科學家。尤為恐怖的是1970年為了掀起運動高潮，曾「當眾槍殺5人，其中三名科技人員」。
書中引用的大量文獻披露的細節證明了政治清洗的標凖極其混亂無序，手段殘忍，與是否屬於哪一個派別無關，而僅僅是武裝鬥爭和彼此殲滅。
秦暉認為對這些細節的具有很重要現實意義，因為官方版本的「文革」追責將所有混亂罪行基本歸咎於「造反派」，讓林彪、「四人幫」集團背鍋，而是這些殘忍清洗與迫害手段同樣也會用在「造反派」身上。
公眾和研究者了解「文革」的困難之一在於資料和信息渠道的匱乏。
秦暉說，「文革」中的軍隊，不僅在今天，就是在當時也是「黑箱」。他舉例說，文革中著名的「造反派」組織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曾經成立過情報機構八大「動態組」，其中被稱為「三動」（第三動態組）就是專門收集軍方各部門動態的。三動的「簡報」資料，是中國歷史研究中「極難一見」的「文革」史黃金文獻。但與「三動」資料相比，余汝信經過數十年積累和收集整理的資料，在文革軍隊歷史研究上的價值，甚至更珍貴和難得。
書中首次向外界提供了1971年5月林彪給毛澤東的信的複印件，1971年11月蒙古官方關於「九一三」墜機報告中文譯本等這些研究資料，秦暉說，這些文件價值超過了文革史黃金文獻，因為可以橫向對比和佐證。「它們直接或間接地告訴了人們很多事情發生的背後邏輯。」
此書中使用眾多史料，但當事人或者來自軍隊知情者如何提供的，余汝信對BBC中文說目前「還不方便說」。但所有資料來源都是清晰的，因為他力圖「每個字都有出處」。其中不乏多年在中國民間收集的原始資料，對多名包括軍隊軍官和後人的採訪，日記等，交叉作證而得出的結論。
「我與大陸體制內的學者不同的是，我生活來源相對獨立，也沒有他們那麼多顧慮。目前在香港，所以可以比較獨立地做研究。幾十年在潘家園找舊文獻，找當事人採訪，手抄資料，都是要做的，」余汝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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