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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7月01日上午03:00
中共建黨100週年，中國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香港中聯辦）等駐港機關聯同香港特區政府舉辦論壇，主任駱惠寧稱中共「開創」、「發展」和「捍衛了『一國兩制』事業」。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同一場合稱，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充分反映中國共產黨對港人切身利益的充分關懷」。有親政府人士將這場論壇形容為「劃時代的一天」。
過去中共在香港的地下活動被稱為「公開的秘密」，但如此高調以政黨名義在香港開展活動， 從「地下」走上台面引熱議。
官方新華社與中新社在中共建黨百年前夕也陸續播發有關中共早年在港活動的專題報道。具左派工作資歷的資深報人程翔曾引用2012年中共十八大香港代表團名單推算，中共香港地下黨員人數達40萬人。
BBC梳理了七件與「中共地下黨」有關的香港歷史事件，以及這些事件對該城市發展的影響。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開，是為中共成立之日，陳獨秀被選為中共中央局書記。1922年1月，香港爆發海員大罷工，但中共對這場大罷工的參與程度有多大，就連當今中國大陸史學家也爭論不休。當時領導罷工的中華海員工會聯合總會代理會長蘇兆徵是否香港第一位中共黨員，同樣沒有定論。
據已故廣東早期中共黨員梁復然（又名梁復燃、梁汝樵）所述，1922年2月（香港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劉蜀永教授稱是中共成立前的1920年12月），陳獨秀從上海乘船赴廣州的旅程中途在香港停留，並接觸過幾位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香港教育界人士。這批人員以「廣州新學生社香港分社」名義活動，並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即後來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共青團）。
1924年中，梁復然奉中共命令到香港組織中共支部，直到約年底方告成立。香港大學歷史學系榮譽教授陳劉潔貞著作記載，七名社會主義青年團成員獲批入黨，成為香港的中共黨員。
前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學者陸恭蕙對BBC中文記者指出，從1921年建黨到1949年建政之間，香港給中共推進必要的地下工作提供了空間，但香港本地對這段歷史了解不多。
陸恭蕙在其著作《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一書中稱，1922年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多位領導人物後來加入了中共，因此還是值得中共「大書一筆」，1925年省港大罷工爆發之際，「儘管香港的共產黨員並不太多，在香港也沒有太大組織能力，但在國民黨的資助和共產黨的配合下，省港大罷工造成巨大的影響」。
這場罷工發生在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展後不足半年，和主張聯俄容共的孫中山先生病逝後不久，其直接起因源於上海。1925年5月30日，上海學生抗議日本資本家槍殺代表罷工紡織工人談判的中共黨員顧正紅，遊行至南京路時遭英國警察開槍鎮壓，造成九死20多傷，在中國被稱為「五卅慘案」。上海事態引發中國廣泛反英抗議浪潮，消息傳至香港之後，香港工會響應號召，發起罷工。
1925年6月19日香港時間21:00，海員、電車職工與排字印務工人率先罷工，其他行業陸續加入，且與海員大罷工一樣，不少罷工工人徒步離開香港，前往廣州。
1925年6月23日，回到廣州的香港工人聯同當地群眾遊行，至沙面島對岸的西關沙基地區時，沙面島上的英國與法國駐軍開槍掃射對岸示威群眾，造成52死170多人傷的「六二三事件」，又稱「沙基慘案」，中華民國廣州國民政府與英法領事交涉要求道歉不果。
7月3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成立，統籌持續罷工行動，7月9日宣佈對香港實施禁運， 罷委糾察隊更組織武裝封鎖香港航運。
罷工重挫香港經濟，其中清潔工人罷工導致市面垃圾無人清掃，香港先後被譏諷為「死港」和「臭港」。華人商會等組織傾向支持英國殖民地政府，香港總督司徒拔爵士（Sir Reginald Stubbs）也強硬應對，回絶罷委與廣州國民政府代表工人提出之各項要求，包括改善工作時數、增加定例局（後來改稱立法局）華人議席數目、廢除禁止華人居於太平山山頂等歧視措施，以及賦予華人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等自由。
通曉粵語的金文泰（Cecil Clementi，後英國海峽殖民地（新加坡）總督金文泰爵士）1925年11月回港繼任港督之後提出與廣州國民政府議和，加上之前有中國國民黨左派要員廖仲愷於8月20日遇刺身亡，之後有1926年3月發生的中山艦事件，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趁機將罷委繳械，緊接蔣介石領導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北洋軍閥，罷工開始走向尾聲。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文獻與新華社專題文章均指出，在15個多月的罷工裏，共有25萬人參與罷工離開香港，而1925年的香港人口約為72.5萬人。
罷工期間的香港共青團員莫傖白在《罷工後之香港》一文中引中國海關數據稱，罷工造成香港超過7億中國銀圓的經濟損失。按照中國語言學與數學學者陳明遠2010年發表於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論壇》的隨筆〈歷史上銀圓的購買力〉所載數字換算，相當於2009年的70億元人民幣，即同期61.63億港元。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教授丁新豹曾在《香港史新編》一書中指出，「省港大罷工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策劃的一次運動，它在本質上是一次反英、反殖民的政治性罷工」，他給出的理由是包括蘇兆徵等罷委主要人物都是共產黨員。不少中共黨史文章甚至形容罷工是由時任中共廣東區委軍委書記周恩來領導。新華社2021年1月的文章也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省港工人團結一致，積極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鬥爭，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作出重要的貢獻，成為廣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但香港資深記者江關生在2011年出版的《中共在香港》一書中引述中國大陸近代史學者李曉勇、禤倩紅和牛大勇的論文指出，國民黨才是省港大罷工的發動者，中共是打著國民黨與罷委的旗幟鼓吹罷工，然而實際上仍在地下活動。罷工結束是廣州國民政府對港英政府壓力下的「軟弱讓步」。
陸恭蕙認為，在時任國民黨財政部長廖仲愷的「精心策劃」下，中共獲得國民黨的大量資金來支持罷工工人，但隨著廖仲愷遇刺，因孫中山先生逝世， 國民黨陷入權鬥， 最終蔣介石勝出得以掌權。 而當時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斯大林（Joseph Stalin）認為國民黨更有望統一中國，指示中共停止支持罷工，以免英方干預蔣介石北伐。
不過陸恭蕙認同，中共趁省港大罷工把華南地區的黨組織發展起來，罷工結束之際，包括香港在內的廣東中共黨員與共青團團員人數達7000人，是罷工前的十倍。
蔣介石掌握國民黨與廣州國民政府權力後發動北伐，於1927年4月15日開展「剿共」，第一次國共內戰開始。中共廣東省委與周恩來、葉劍英、聶榮臻等中共重要人物紛紛撤到香港，一邊躲避蔣介石與金文泰政權追捕，一邊繼續工作。
然而，陳劉潔貞教授著作《從無到有，從有到無——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與香港·1921-1936》認為，中共在香港與廣東的發展，於1936年「幾乎完全停頓」。陸恭蕙也認為，香港商界精英支持英國殖民地政府搜捕共產黨員，此時期的中共幾乎完全被瓦解。
同一時間，中共中國工農紅軍在大陸節節敗退。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間，紅軍遷至今天陝西延安周邊的「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後來將此遷移過程稱為「二萬五千里長征」，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則稱「共匪西竄」或「流竄」。
江關生則指出，中共廣東地下省委和一些與中共組織失聯的黨員，先後在香港組織地下海員工會、救國會等組織，為後來中共恢復在港地下工作提供基礎。
1931年發生「九一八事變」，侵華日軍逐步佔領中國東北部省份；1932年3月1日，滿洲國立國，成為日本傀儡政權；1936年12月12日，東北軍閥張學良綁架蔣介石，要求聯共抗日，是為西安事變，蔣介石獲釋後同意調整「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國共兩黨開展談判。
1937年7月7日，北京盧溝橋事變爆發；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國民黨遞交《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即《共赴國難宣言》，當中同意把紅軍與關聯游擊隊併入國民革命軍，成為第八路軍（八路軍）與新編第四軍（新四軍），投入抗日戰事。
中國大陸電影導演、編劇與作家陳敦德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大約是在1937年9月決定設立八路軍香港辦事處，並考慮任命廖仲愷之子廖承志出任主任。同年12月，中共在廣東省委之下設立香港市委，周恩來又到湖北漢口會晤英國駐華大使卡爾爵士（Sir Archibald Clark Kerr，後卡爾勳爵），提出設立「八辦」，秘密活動，以接受海外華僑捐款與捐贈抗戰物資，雙方達成協議。
1960年代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梁上苑在同樣題為《中共在香港》的著作中指出，周恩來同意秘密運作香港辦事處，是為了不影響英國在中日戰爭上的中立立場。1938年1月，廖承志與另一位黨員潘漢年正式奉命赴港設點，於香港皇后大道中18號2樓開設粵華公司，表面經營茶葉生意，梁上苑後來也加入辦事處工作。
同年6月，孫中山遺孀宋慶齡在香港成立「保衛中國同盟」，廖承志母親何香凝也參與其中。中國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軍黨史軍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朱姝璇2020年7月撰文指出，同盟的成立得到八路軍辦事處「大力支持和協助」。雙方合作籌募抗日戰爭經費，同時為前線招募新兵。
同期，隸屬中共中央特別行動科（中央特科）的秦邦禮化名楊琳，也到香港八辦工作，並創辦聯和行採購物資。這就是今天大型中國中央國有企業華潤的前身。
也在同一時間，潘漢年負責建立秘密情報網絡，香港市委再次發展黨員與工會組織。香港市委書記吳有恆1941年2月撰寫的工作報告指出，截至1939年1月，中共在港黨員631人，旗下組織領導工人群眾超過2萬人。
1939年3月11日，香港警方搜查粵華公司，並逮捕多名職員，經周恩來與廖承志分別向卡爾爵士與港英政府交涉後，警方放人並歸還被查抄文件，且向辦事處道歉。梁上苑等人著作均認為港英政府「詭稱」不知粵華公司身份，實際上是受到日本當局與國民黨駐港人員投訴施壓。八路軍辦事處自此轉成全地下運作。
在此之前，日軍於1938年10月12日凌晨登陸香港東面，寶安縣與惠陽縣間的大亞灣登陸，根據中共文獻，廖承志根據中共中央電報命令，派遣中共香港海員工作委員會書記曾生到惠陽成立「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1943年12月再改組成「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全面由中共領導。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12月18日晚登陸香港島，包括駐港英軍、香港義勇防衛軍、香港華人軍團與加拿大陸軍在內的香港守軍不敵日軍攻勢，香港保衛戰失敗。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爵士（Sir Mark Aitchison Young）向日軍投降，是為「黑色聖誕節」，日軍佔領香港。1989年出版的《港九獨立大隊史》記載，12月9日，游擊總隊派員進入香港新界元朗、沙頭角與西貢三鄉鎮建立據點。
在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之際，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接獲中共南方局電報，要求設法緊急營救在1941年1月皖南事變之後撤到香港的親共文化界人士，這後來被中共稱為「省港大營救」。
共800多人於半年內撤離日佔香港，包括何香凝、哲學家梁漱溟、作家茅盾夫婦、中共新聞宣傳工作者喬冠華，以及國民黨人員陳汝棠等。這些路線其後也用於協助盟軍營救香港英軍戰俘等。前BBC駐華記者陸雅達（Tim Luard）的岳父考林·麥克尤恩（Colin McEwan）當年跟從有「獨腳將軍」之稱的國民政府駐香港代表陳策逃出香港，據稱也是在游擊隊引領下循東線抵達惠陽。
曾在中共駐港報章長期任職的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對BBC指出，東江縱隊在這場大營救中發揮了其最大作用，八路軍辦事處的重要性則在於推動統一戰線工作，宣傳中共理念，且透過直接籌款，解決了中共所稱國民黨並未履行承諾，提供足夠資金抗日的問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30日，英國海軍上將夏慤（Adm Cecil Harcourt）率領皇家海軍艦隊抵達香港，宣佈香港重光，半個月後代表蔣介石接受駐港日軍投降，恢復對香港管治。東縱在抗日戰爭後期與英軍服務團合作營救香港戰俘，以至於後期營救在香港遇事的美國空軍士兵等，為中共與盟軍建立合作關係，也在香港群眾之間建立了名聲。
但中共並未趁機佔領香港，陸恭蕙對此感到不解， 不過她觀察到，港英政府在日軍佔領香港前取締了國民黨在港組織，二戰結束後則不得不接受身為盟軍一員的國民黨，而同時中共也不想給英國製造麻煩，選擇保持低調。
在中共完全取得大陸控制權之前，黨組織在香港的活動很快便恢復，陸恭蕙透過電郵向BBC中文記者指出，她認為從1949年中共建政到1980年間，中共基於務實，接受了在香港作為地下組織運作的事實。
這些工作包括以東縱名義重設駐港辦事處，並設立秘密交通線，張羅東縱部隊北撤併入中國解放軍之後所需的各式物資，於1947年1月在中共南方局之下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居，也包括辦報、辦學，以推動中共思想宣傳。這其中就包括了被視為香港版中共中央黨校的達德學院。
恢復發展工會網絡也是其中一項工作。香港工會聯合會就在1948年4月成立。前《文匯報》記者周奕引述工聯會前理事長潘江偉說，戰後初期左派工會工作者的骨幹力量是東縱復員幹部，然後有因為身份暴露而從國民黨統治區撤到香港的地下人員，另一股是在日佔期間仍在香港從事地下工作的左派人士。
而就在中共於北平宣佈建立政權之際，有兩件事件能說明這些戰後地下工作的影響力。
1949年10月19日，解放軍進佔廣東寶安縣治南頭城（今深圳市南山區南頭古城），10月21日，中國九龍關稅務司經蔚斐（W H King）宣佈九龍關與台灣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斷絶關係，接受北京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海關總署領導，34艘海關艦艇與大筆財產全數移交中共政權，沿襲自滿清，設於香港境內的九龍關後撤到寶安運作。
台灣文獻稱此為「九龍關易幟」，中共文獻多稱為「九龍關起義」。據記載，經蔚斐事前曾與東縱駐港辦事處負責人黃作梅談判，繼而同意領導九龍關易幟。換言之，中共地下黨員成功策反英籍關長。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4年出版的《廣州文史資料選輯——第31輯》稱：「原九龍關的護關鬥爭是在中國共產黨香港工作委員會的直接領導下，通過地下黨員林大琪、李國安、梁家瑛等，進行宣傳教育、組織群眾、保護關產，迎接解放。並且與國民黨特務和港英殖民當局互相勾結的反動勢力進行了不懈的鬥爭。」
來到1949年11月9日一早，隸屬中華民國交通部中國航空公司（中航）與中央航空公司（央航）的12架飛機裝配著各種飛航儀表器材，偽裝成正常客運航班，若無其事地從香港啟德機場起飛，直奔天津與北京，成為中共新政權的民航本錢。江關生形容，「是中共建國一個多月以來最大的喜訊」。
這就是中共所稱的「兩航起義」和台灣與西方所稱的「兩航事件」。中國航空工業集團主辦《中國航空報》稱，這次舉動是「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的領導下，經中共港澳工委喬冠華等部署」而實現的。
不過兩航事件還有後續：兩航實際還有71架飛機停放於啟德機場，中共與國民黨在香港興訟爭奪這批資產。1950年1月，英國承認中共政權，2月，香港最高法院裁定國民黨一方敗訴，代國民黨出面討回飛機的美國公司上訴至倫敦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1952年獲判勝訴。但事實上這批飛機當時已失去飛行能力。
據嶺南大學劉蜀永教授統計，有20多個國有企業單位「起義」轉投中共，包括粵漢鐵路香港辦事處、中國銀行香港分行、交通銀行香港分行等。
此外，還有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中國民主同盟、致公黨等「反蔣擁共」黨派與成員在此期間在中共地下人員協助下從香港北上。這些組織成為了今天中國所謂的「民主黨派」。
中共在港機構在1949至1957年間經歷多次重組，但門面上的代表機構——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自中共建政前的1947年成立，一直維持其中共政權駐港半官方代表地位至1997年。喬冠華是新華社香港分社首任社長。
雖然先後發生過1951年九龍東頭村大火慰問團「三一」事件，和1958年港英政府查封左派中華中學事件，據已故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兼台灣事務部部長黃文放形容，是該段時期三次左傾錯誤之二，但陸恭蕙指出，到1959年，港英政府認為中共駐港機構很少製造事端。
中共在香港招募地下黨員，統戰各行各業的工作一直在繼續。例如是知名青少年培訓與支援機構學友社，前主席梁慕嫻2012年著書自曝地下黨員身份，並介紹了如何吸收新成員。已故香港支聯會主席，民主黨元老司徒華也在其遺作《大江東去》中記載了他是如何在地下黨組織協助下創辦學友社，其後又如何遭到奪權。
現居加拿大的梁慕嫻曾這樣給BBC中文形容地下黨員生活：「地下黨員沒有黨員證，我們都沒有任何文件可以證明自己是地下黨員的身份。只能以與領導人每星期一次的單獨見面（或稱單線聯繫）或小組會議來體驗黨員的身份，這叫做黨的組織生活。」
多份文獻記載，1960年，中共中央明確提出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不急於從英國與葡萄牙手中收回香港與澳門。然而，黃文放所形容的第三次左傾錯誤，差點扭轉了局勢，把香港置於「武裝解放」邊沿。
1966年4月，香港天星小輪申請漲價，引發九龍騷亂，一個月後，中國大陸正式爆發文化大革命。同年12月，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以總督嘉樂庇（José Manuel de Sousa e Faro Nobre de Carvalho）簽署「認罪書」落幕，親共華人勢力實際上控制澳門政治運作。曾著專書回顧香港六七暴動的《南華早報》資深記者張家偉形容，早於這些事情之前，香港左派「早已磨拳擦掌」，「積極捕捉發動鬥爭的口實」。
雖然時任中國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傳達過總理周恩來的指示，表明文革「只在國內進行」，但1967年5月6日新蒲崗大有街香港人造花廠工潮演變成警民衝突之後，5月16日，由工聯會、《大公報》與新華社香港分社牽頭的「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正式成立，與中國大陸紅衛兵一樣手持《毛主席語錄》示威的情景在香港街頭出現。
港英政府也擺出強硬姿態。總督戴麟趾爵士（Sir David Trench）運用防暴警察以至於駐港英軍鎮壓示威，也抓捕學生、記者，查封規模較小之左派報章。他在5月份示威抗議爆發初期對BBC記者說：「自事發以來，公眾輿論一致表達對政府及其政策的支持，實在難得。這可不是一座人們會隨意表達情緒的城市，但在這起事件上，這表現實在令人意想不到。」
「香港鬥委會」堅持這是一場「反英抗暴鬥爭」，大陸各地也陸續出現聲援香港暴動的集會，香港防暴警察射殺左派示威者，警察懷疑遭左派人士伏擊死亡，均有發生。當年7月沙頭角發生中方民兵與香港警方跨境槍戰，隨後香港市面多次發現真、假土製炸彈。
8月24日，批評這場暴動的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與堂弟林光海一在上班途中遭攔路放火燒死。有報道稱，一支自稱「鋤奸突擊隊」的組織承認責任，聲稱是對「反華特務」林彬「執行民族紀律」。
炸彈浪潮此後還持續一段時間，最終在12月基本結束。包括梁上苑等傾向認為，是周恩來於12月初「下令不要再搞」的結果。整場暴動造成51人死亡，其中11人為警員與消防員，一人為英軍士兵，餘下39人包括示威者與其他群眾；1936人被起訴；軍警檢獲懷疑爆炸品8000多枚，真炸彈1100多枚。
劉銳紹當年是參與其中的小學生「小鬼隊」成員，協助左派人士傳遞信息或運送傳單、地下報刊等。「我只是跑得快，不然一定會成為最年輕的『YP仔』（少年犯）。」
劉銳紹對BBC中文記者說：「我總說，那是有三把火燒香港——港英政府的高壓，北京那種政治推動與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港共』——燒著叫作『香港左派』的鍋，鍋上在燒著一塊肉，叫『香港市民』。那是很悲痛的一場燒烤……他們（香港左派）老說，有港英政府的『暴』，才有他們的『動』，但老百姓不是那麼看。」
「六七暴動把中國共產黨——或者左派——在香港的影響力『一鋪清袋』（一掃而空）。」
陸恭蕙也有類似看法。她向BBC中文記者分析：「隨著文化大革命在大陸繼續下去，香港人轉身往外看，更為外向，尋求與西方貿易，甚至尋求教育與管治借鑒。他們相信富有且正在崛起的西方——尤其是美國——能成為仿效對象。」
「共產黨在香港的架構幾乎都被破壞掉。」
梁上苑認為「把這次事件稱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那是非常恰當的」。六七暴動爆發時在新華社香港分社任職的他接受張家偉採訪時稱，香港分社領導層也受到極左思潮影響，有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嫌疑，試圖造成既定事實，使中央不能不負起責任。但同時，左派群眾盲目服從領導，甚至認為這是中央的決定。
已故知名思想家勞思光教授則曾這樣形容被稱為「港共」的左派：「港共發動紅衛兵的破壞運動，所以會受到群眾的抗拒，就因為他們的表現，使群眾覺得他們所代表的正面的東西比殖民地制度與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更可怕，因此，更需要『反』。但這只是港共過分無能、過分狂妄、過分無理性所致。」
不過，也有像周奕一樣公開提出「為反英抗暴正名」的左派人士。這與其著作發表之時——香港政權移交後——的左派與地下活動發展相近。
1977年文革結束，1979年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政策，1985年北京與倫敦談判達成共識，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英國於1997年7月1日把香港、九龍割讓地與新界租借地一併移交中國，結束英屬香港殖民歷史。
雖然兩國與香港精英代表在後續香港前途各類細節談判中時有摩擦，民間對中共的猜忌不斷，甚至將之反映到影視作品中。港商陸續在深圳等地找到商機，中共長期保障港供應充足副食品，又推動東江水輸港工程等，中港矛盾並不突出。
直到1989年北京學運爆發，這個局面才有所改變。
相對自由的香港媒體緊貼北京局勢發展，香港民間聲援活動規模也日趨龐大，數次遊行人數規模上百萬。北京出現法官身穿制服上街聲援學生的畫面，香港也有新華社員工打著香港分社旗幟參與遊行。
北京宣佈戒嚴兩天後的5月21日，香港支聯會成立，同日《文匯報》社論欄開天窗，新華社香港分社也陸續有幹部公開參與聲援學運活動。江關生在其書中形容：「一份中共領導的喉舌居然『籠裏雞作反』，刊出『痛心疾首』的四字社論，無疑對遊行示威起了推波助瀾、火上澆油的作用。」
自1983年起出任香港分社社長兼地下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的許家屯在其回憶錄中提到，6月4日凌晨武裝鎮壓過後，原本熱鬧非常的分社大樓門前變得冷清。
「很多一向同中國關係較好的人士，都開始疏遠；連平時和中方關係密切的人士，也不見面了，他們也要同北京方面劃清界限，保持距離。」
這包括司徒華與李柱銘，兩人原本都加入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六四」鎮壓之後宣佈辭職。同樣退出草委會的還有《明報》創辦人「金庸」查良鏞等。本來被視為親共國粹派的大專生組織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學聯）也在「六四」期間轉投民主派陣營，並加入支聯會，直到「雨傘運動」結束後於2015年退出。
另一個香港民眾與中共陣營決裂的體現，是6月5日起一連三天，針對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為首的「中銀十三行」擠兌，合共被提走170億港元存款。許家屯形容「來勢非常猛烈」。
許家屯稱，「六四」後北京傳來消息稱，取代趙紫陽執政的江澤民認為他「右傾」。1990年初許家屯離休，移居美國，結果被開除中共黨籍，2016年6月29日在美國洛杉磯逝世，享年100歲。
同樣在「六四」後，《文匯報》社長李子誦、總編輯金堯如、副總編輯程翔和駐北京特派員劉銳紹等先後離職《文匯報》，被認為是北京「秋後算帳」的結果。
劉銳紹對BBC中文說：「六四改變了日後許多東西，包括對共產黨曾經寄予希望的那批人，也跟共產黨敬而遠之。」
「那是一個分水嶺，它從給人一個好的感覺，到最後……又是自己給浪費掉。讓人看到它仍然在沿襲歷代統治者的模式，上台時『爭取民主』，執政之後『你民我主』。」
司徒華在其《大江東去》回憶錄中寫道：「六四後，有些朋友視我如蛇蠍，在街遇上也不理睬；這些人嘛，我覺得他們的名利，跟中共有十分密切的關係，他們從中共這個政權裏，得到很多利益。」
「這次事件對於香港人來說，最大的意義是，認識中共的本質，愛國並不等於愛黨。」
許家屯1993年接受BBC中文普通話廣播《中國叢談》節目採訪時說：「《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以後，一個時期合作得還比較好。我的看法是，在這時期中英合作還是主要的。當然，『六四』以後，整個國際形勢齊了變化，英國也起了變化。」
1990年，周南取代許家屯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1992年7月9日，彭定康（Chris Patten，後彭定康勳爵）到港履新，接替衛奕信（David Wilson，後衛奕信勳爵）成為最後一任英屬香港總督。彭定康在殖民地的最後日子推行民主化改革，被中方官員敵視，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魯平斥責彭定康是「千古罪人」說明了情況。
陸恭蕙認為，自周南上台以後，中共在港統戰工作「發生了顯著變化，包容性變得很小」。此外，支聯會當時已被中共視為顛覆性組織。北京在接下來的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加入了爭議聲音莫大的第23條，要求香港自行就國家安全立法。
而因應港英政府在「六四」事件後擴大各級議會直選規模，民主派相繼組織政黨、政團，或以既有工會組織為單位參選，親北京陣營也加緊發展對應組織。1992年成立的民主建港同盟（民建聯；後民主建港協進聯盟）至主權移交後的2012年，已從不足100人擴展成黨員2萬的「香港第一大黨」。民建聯與工聯會長期在參選上合作協調。
黃文放曾撰文說：「民建聯是中方為了對付民主派而建立起來的，受到中方勢力全方位支持。」
此外還有不少被視為中共在港選舉機器一部分的基層統戰團體。陸恭蕙舉例有新界社團聯會、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九龍社團聯會等。這些組織會員人數均是數以十萬計 ，每逢選舉為民建聯等中共支持的候選人大力宣傳。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官方身份漸漸退去，香港中聯辦與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同日開始運作。2020年北京頒布《香港國安法》，增加了中國中央政府駐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陸恭蕙對BBC中文稱，這些機關實際上已是中共在香港從地下走到地上的標誌。
在《國安法》出現之前，北京與港府的一些動作，均被認為是中共地下黨組織凖備走上地面的徵兆。例如首任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於1998年聘請六七暴動期間的「少年犯」——前《大公報》總編輯曾德成——為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2007年進一步任命為民政事務局局長；2001年，董建華向「香港鬥委會」主席楊光頒授特區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
2014年6月，北京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表明「中央政府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2021年5月，香港特區政府依據《香港國安法》與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議，立法改變行政長官與立法會選舉制度，確保落實北京提出的「愛國者治港」，當中， 直選議席大幅削減，同時重建選舉委員會，大批基層統戰團體成為合資格選民、參選者與提名者。
與此同時，當選議員宣誓就職程序加入了「正面清單」與「負面清單」，不符前者行為或犯有後者行為即屬宣誓無效，可被褫奪議席、被禁止參選至少五年，甚至要面對刑事檢控。其中「正面清單」內「擁護中國《憲法》與香港《基本法》確立的香港憲制秩序」一項被質疑暗含必須擁護中共意思，特區政府政制與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曾說：「愛國之餘不去尊重、承認甚至破壞作為我們中國本質特徵的，由中國共產黨帶領的社會主義制度，我想怎樣都說不過去。」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教授6月中旬接受《香港01》專訪時進一步提出，中共作為中國執政黨，「沒理由見不得人」，未來黨組織在港活動必將更為積極，但不一定具體至掛牌設立黨組織。
劉兆佳同時批評許多港人對中共反感，源於他們過去「俯視」大陸人民，如今中國崛起讓他們「心理不平衡」。
「你既向中央要求政改，但又不肯承諾維護國家安全，先反省一下吧！ 『一國兩制』本身就是讓你們那些恐共、疑共的人也可在香港安身立命，那你也要先問自己，為何還要去破壞這個有利自己生存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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