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幸彤自小學開始，每年跟著父母到香港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舉起燭光，紀念中國北京天安門1989年「六四」鎮壓事件。

「小時候未必很了解發生什麼事，但維園那種悲傷情緒令人觸動， 會因那些歌而傷感，對小朋友來說，六四就是簡單的對錯。為何突然要殺爭取民主的哥哥姐姐？」

逾30年的維園燭光，是眾多香港80後、90後的政治啟蒙，孕育了無數像鄒幸彤般的民主追隨者。

今年36歲的鄒幸彤， 如今的身份是維園燭光晚會主辦單位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副主席。

令她自己更熟悉和舒服的角色本是幕後軍師，不多拋頭露面，也並不為外界熟悉。

但在李卓人、何俊仁等香港民主前輩和支聯會高層相繼因示威案件而身陷囹圄之後，為勢所迫，鄒幸彤決定站出來，成為組織的主力。

「我本身做中國維權相關的事宜，本就不應該拋頭露面，但多人坐牢，沒辦法，總得有個人出來說話，可惜的是我高調出來，就要中斷很多國內的聯繫，」 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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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六四」維園燭光晚會，被香港當局以疫情理由不予批准。 但數千市民還是設法進入維園，手舉蠟燭完成了香港人對六四的悼念儀式。代價是，數十人被香港警察抓捕，被指控煽動或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鄒幸彤也因此被捕，對她的案件審理已進行一段時間，預計她還要在6月11日出庭。

2021年，疫情中，香港的日常生活在逐漸恢復。如每年一樣，作為維園燭光晚會的主辦方，支聯會在4月27日向警方提交組織申請，被以疫情為由不予批准，上訴，還是駁回，5月29日，當局告訴鄒幸彤，今年沒有維園「六四」晚會。

各方官員並多番警告，6月4日當天，如果香港市民參加任何紀念活動，會面臨最高五年牢獄刑責。

壞消息繼續傳來。由支聯會搭建並輾轉運營的「六四紀念館」 5月30日重啟，兩天後便被當局通知沒有「公眾娛樂場所牌照」， 支聯會對外宣佈，需要暫時閉館。

媒體聚光燈又收攏過來，話題從支聯會的綱領「結束一黨專政」會否觸犯港區《國安法》，到支聯會會否被取締。

四面楚歌

獨自坐在位於金鐘辦公室，鄒幸彤對BBC坦誠這是籌辦「六四」活動最困難的一年。

「整個社會氣氛很差，有很多恐懼，和平集會也可能被判15、18個月，心理壓力很大。」

「感受就是孤獨，所有事情都要自己想、自己寫、自己講，很難受，而且不容易適應，坦白說，全都自己做，有時候真的做不來。」

一個很具體的調整就是，支聯會不再以組織名義舉行「六四」晚會。 但放棄紀念不可能的。鄒幸彤決定以個人名義呼籲各界當天在街上燃點燭光自行悼念。

疫情也好，政治壓力也好，鄒幸彤覺得都不是借口。

會因為躲避《國安法》中的駭人條款放棄那些港人耳熟能詳的支聯會六四口號嗎？

鄒幸彤說， 不會。

知道這些做法和立場可能令她承受更多刑責嗎？

她說，當然知道。「為爭取民主付出代價，我願意。」

「這就是香港現在的狀態，你要在專政之下爭取民主，被捕是不可避免的，要來就來吧。」

棄念博，投身人權工作

鄒幸彤在香港長大，從小成績優秀，是鑽研科學專業的學生。

從小在香港習慣了在每年的6月4日，同家人去維園，點燭光。 在英國劍橋大學攻讀地球物理學博士發現英國居然沒有這樣的紀念，才頓覺香港的價值，和自己與「六四」情感上的難以割捨。

從那時起，好學生鄒幸彤一直在英國組織與「六四」相關的紀念活動，樂此不疲。

2008年汶川地震是她人生的轉折點。她在劍橋的研究方向就是地震，她迫不及待地需要一切與地震相關的信息，卻被告知，劍橋大學屬於海外科研組織，進入中國大陸做實地研究是不被允許的，理由是「維穩需要」。她參與的項目被腰斬。

這位地球物理學博士生彼時發現，單純埋首科學研究無法造福人民。 如果自由都沒有，做博士何用？安穩的實驗室生活何用？

她決定棄讀博士。這樣重大的決定，有過掙扎嗎？

鄒幸彤說，有小小。

「但那是有點年輕人的理想主義，想做一些這時代和社會需要的工作。」

決定下來，馬上一切工作生活方向全部改變了。她離開英國，返回香港。 開始全身投入人權組織，陸港兩邊跑，協助中國農民工維權，經常陪著農民兄弟在基層打官司、維權、上訪。

同一時間，她在支聯會做義工。並在香港念法律。

2012年，中國大陸對社會運動和農民維權活動越發不予容忍。鄒幸彤感到，她在香港參與支聯會這樣老牌民運機構的義工活動，也許會被大陸方面視作「敏感」，會影響她在大陸的關聯機構和同事安全。

權衡之下，鄒幸彤開始在香港做大律師。

在香港的政治光譜中，支聯會是被本土派年輕人視作「大中華膠」的老組織。 他們主張以「愛國」、「大家也是中國人」的前提，為香港爭取民主，進而影響大陸的民主進程。但年輕人認為這種政治思維老牌又傳統。

陸港矛盾日益激化、香港本土意識加強，熱衷政治的香港年輕人一度開始諷刺「六四」晚會上的燭光和歌聲是「行禮如儀」，並拒絶支持六四和幫助爭取中國的民主，轉而強調香港本土的抗爭與民主未來。支聯會的目標和做法，均與年輕人格格不入。

2014至15年，支聯會希望增加相對年輕的聲音，當時，30來歲的鄒幸彤已是支聯會最年輕的一代，先後成為常委和副主席。

但縱觀香港民主派陣營，更多比她年輕的活動人士層出不窮。

鄒幸彤夾在兩個世代中間，一方面受上一輩的啟發和教導，一方面也理解年輕人的想法，她自言並非「大中華膠」，而是主張民主自由是跨越國界的理念，紀念「六四」與否和身份認同沒有關連。 她認為， 各界最大的共識就是政權殺人是不對，這就是堅持悼念「六四」的理由，就算支聯會有不同意見的人也需要包容，這才是民主的體現。

以往與中國民運人士的工作經驗令她明白，中國仍然有很多人努力為追求民主奮鬥。那些多年來支援和爭取中國民主的人，帶給她更多的是勇氣和信念。

他們在高壓所處的環境，如同當下香港人面對更嚴峻的打壓。 鄒幸彤認為， 港人可以從中學習的是「堅持」，就算不能夠集會抗議，說話或會受到刑責，也可以透過公民社會舉辦街站、讀書會、電影會等，就各種議題發表意見，並繼續教育下一代人權、民主自由是什麼。

「追求民主是很漫長，而且需要韌力，不是說一次的行動就可以成功。」

國安法下的「六四」對香港的意義

不過，這種討論似乎已經過時。2019年香港經歷多個月的「反送中」示威，年輕人透過激烈手段對抗政權，換來當局更嚴厲的打壓，上萬人被捕或被控，《國安法》下不少政治人物宣佈流亡，或是退出政壇。

香港的年輕人意識到，在威權政府下爭取民主並不容易，無論當年身在北京的學生或是近年在街頭的香港年輕人，也是面對同一政權。

本土派與支聯會在這一形勢下似乎跨越了黨派與路線之爭。

2021年，過去幾年本土與大陸民主目標之爭中，曾一度反對支聯會悼念活動的人，也紛紛表態要悼念「六四」。

目前所有人都意識到，共同的壓力和阻力在哪裏。

本土派現在把中國民運人士和支聯會視為盟友，需要互相表達支持和「圍爐」。 另一方面，是否還在香港堅持悼念「六四」，已經被外界視為在國安法實施之後，在這個城市裏，香港人是否仍能發聲的指標。香港年輕一輩面對自己朋友和手足被捕，時常要出入監房探監，他們更體會到六四有六四以外的意義，因為現在已沒有可以表達政見的渠道。

這已經被香港人舉了30多年的歷史最悠久的政治活動，會否終結，全世界都在密切關注。

站在空空如也的維園廣場上，身著黑衣的鄒幸彤說：「今年《國安法》下悼念六四對香港人來說，是多了一層意義，那代表了香港人反抗的意志以及政治表達的底線，我們會否讓他們用紅線替換我們的底線？」

她的T恤後背上，印著八個字「真相、自由、生命、抗爭」。

「這堅持30多年的傳統活動，早已在香港人的基因當中，就算我們被人取締，或是情況再壞，我都相信香港人會記得這個日子，悼念行動最簡單就是燃點蠟燭，下街去點一支蠟燭，你要抓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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