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困擾下，中國外賣騎手卻不減反增。中國餐飲外賣平台美團披露，僅2020年1月20日至3月18日，美團就新聘騎手33.6萬人。

不少外賣騎手還臨時承擔起醫療物資和居民生活物資配送的功能。有網友稱，疫情期間中國人能老實待在家裏，發達的外賣體系功不可沒。

不僅如此，作為一種全新的靈活就業形式，外賣騎手吸納大量勞動力。在經濟下行壓力下，其數據尤為突出。

疫情逐漸平息，中國的外賣騎手群體總數已達千萬級別，他們的生存狀況的另一面突然湧入輿論視野——被算法壓榨、交通事故率高、沒有職業前景、缺乏社保兜底，可能會在一條沒有希望的道路上「裸奔」。

5月上旬，對美團1000萬外賣小哥社保缺失的批評聲四起，同一段時間美團股價連日下跌。有中國網友將此稱為「一個國內外都沒有遇到過的問題」。

這個行業究竟是盡得「靈活就業」之利，還是掉入「內卷陷阱」之困？BBC中文訪談多位外賣騎手和專家，試圖回答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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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藍領」

外賣騎手作為一種職業選擇，時間並不長。2015年，美團的註冊騎手只有1.5萬人，但美團透露最近這個數字已達1000萬。美團和餓了麼是中國兩家最大的外賣平台，聯手佔據了中國外賣市場九成以上份額。

位於浙江的智庫網經社分析師陳禮騰將他們界定為「新藍領」。「互聯網的高速發展、勞動力人口逐年減少、經濟結構向第三產業轉型升級等多方因素作用下，這個群體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外賣騎手作為新藍領職業之一，因其較高的工資收入，工作時間自由等優勢一時成為眾多「打工人」青睞的職業。

從困在流水線上的產業工人，到穿行在大街小巷的獨行騎手，「自由」成為騎手們提的最多的詞。

「我原來就是上班，做五金的，但是感覺太累了，沒什麼休息時間。」37歲來自河南的劉先生表示，自己2018年在北京開始跑外賣。

「當時想幹這一行好處就是比較自由，沒有什麼限制。你想跑就跑唄，累了就休息，沒有人拉著你說一定要做多長時間，所以雖然累，但在心理上是很放鬆的。」

另一家餐飲外賣平台「餓了麼」發佈報告，2018年，超過60%的騎手是由於自由的工作時間選擇加入這行。美團2019年的調查也顯示，64%的騎手對時間靈活最為看重，此外還有超過50%的騎手認為吸引他們的原因是「收入可預期，多勞多得」。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陳龍在一篇論文中表示，外賣平台經濟通過高薪、自由與公平吸引了大量勞動力，以至於引發了年輕人「寧肯送外賣也不進工廠」的用工熱潮。陳龍為了研究數字時代的勞動秩序，最近親身從事了半年的外賣騎手工作。

對於整體中國經濟而言，這一新職業正逢其時。

2016年，中國GDP增速降到7%以下，開啟了「六時代」，並且逐年放緩。然而，同期，失業率卻沒有上升，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包括餐飲外賣在內的平台經濟發展。

智庫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助理分析師方熠智認為，在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的加持下，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快遞小哥等靈活用工模式在促進就業、擴大內需、提振經濟方面發揮了積極推動作用。

虛幻的自由

陳禮騰向BBC中文表示，由於行業的高速發展，新興職業快速湧現，使其缺乏成熟、完善的時間，導致目前外賣騎手等職業存在較多的漏洞。

陳龍撰文指出，在外賣平台經濟呈現就業繁榮的背後，外賣騎手的高流動率似乎也暗示著外賣平台經濟存在的問題與挑戰。

從對外賣騎手的訪談看來，吸引他們加入的「自由」似乎並不真實——雖然沒有廠房的四堵牆困住他們，但是由算法構成的系統取而代之。

「價格實在是太低了，我現在（每天）大概能跑個五十多單，每一單價格根據距離都不太一樣，平均下來七八塊一單，一個月是一萬多點，但這還是很辛苦的，因為超時投訴都要扣錢，所以要想賺到錢，其實也要從早到晚，沒有休息的時間。」來自河南的外賣騎手劉先生表示。

「說實話這行真的不是人乾的。你是不知道這個平台有多苛刻。」河北趙先生今年40歲，也在北京當外賣騎手，他更為細緻地描述了平台的「苛刻」。

「從你拿到單子到送達，一共基本上都在半個小時左右。但問題在於你趕到商家基本上就要十多分鐘，去了之後他們那邊經常出不來餐。一般我們等五分鐘還等不到就取消，實在是沒辦法，因為送遲了，人家不管誰的原因，都算在我們頭上。只要超時，哪怕一秒鐘，就扣你一半錢。」

「而且很多時候導航也是有問題的，你找不到路，尤其是晚上看不清位置，或者用戶寫的地方也不清楚，打電話也打不通，但這個時間會全部算在我們身上，因為平台是不管這些的，都是自動處理的。」

在算法的指揮下，外賣騎手的每單送達時間越來越短，每單收益越來越低，為了同等維持收入而投入的時間也不斷延長。

今年5月19日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對343位騎手進行了問卷調查，發佈了《騎手生存與發展需求報告》。報告顯示，在全職騎手中，65.67%每日工作時長超過8小時，19.4%每日工作時長超過12小時。 37.32%的騎手錶示自己每月基本沒有休息日。

在論文中，陳龍表示，經過平台公司對控制權的重新分配，平台系統與消費者取代了平台公司對騎手進行管理。平台公司看似放棄了對騎手的直接控制，實則淡化了僱主責任；勞資衝突也被相應地轉嫁到平台系統與消費者之間。

「去技能化」

「這一行沒有什麼提升的，就是服務行業，搞技能培訓還不是要送貨。」上述來自河北的騎手王先生表示。

王先生的感受揭示出外賣騎手不為人知的另一特點——不同於工業時代，工人可以通過職業技能提升，成為熟練工，有一定晉升空間；在算法加持下的互聯網時代，對於個體而言，職業技能提升不僅無利益，而且有害處。

陳龍在一篇自述中描述「去技能化」的內部機理——每到飯點，中國人民大學知行公寓樓下總會有大量騎手等候學生取餐。由於學校只允許騎手從北門入校，所以平台的限時測算依據一開始是從北門騎行進入的時間。後來，騎手們在「搶時間」的過程中發現，步行走側門能節省幾分鐘，平台通過算法監測到後，就縮短了配送時間。

也就是說，騎手們的努力工作、發揮主觀能動性節省出來的時間，並沒有給自己帶來多賺錢或者休息的機會，平台在壓縮時間上永不滿足。

換言之，如果一名騎手通過經驗和送餐技能的提升，降低了送餐時間，他短暫獲得的職業優勢，會迅速被算法捕捉，並自動成為新標凖，逼迫所有外賣騎手共同提升。因此，通過個人努力提升技能，不僅沒有好處，反而會造成外賣員整體「內卷」。

來自河北的騎手趙先生也有相似的經歷。平台根據距離自動定時間，「具體怎麼算的我不知道，但確實會根據實際情況變化」，疫情期間外賣不能送上樓，算法很快感知到，減少了每單允許的用時。

對於這種現象，陳龍在其論文中概括為，「平台系統通過潛移默化地收集、分析騎手數據並將 數據結果反作用於騎手而使勞動秩序成為可能。數字控制不僅削弱著騎手的反抗意願，蠶食著他們發揮自主性的空間，還使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參與到對自身的管理過程中。」

「數字控制還表明，資本控制手段不僅正從專制轉向霸權，而且正從實體轉向虛擬。 」

無社保的高危職業

今年以來，圍繞著外賣騎手的關注點，逐漸從「算法之困」遷徙到「無社保之憂」。

上述《騎手生存與發展需求報告》顯示，全部受訪者中，僅有26.53%的騎手簽訂勞動合同。

在一次與官方的座談中，美團方面代表稱，目前美團平台上的註冊外賣員有將近1000萬人。這1000萬人都不是美團的員工，而是通過第三方外包勞務公司間接聘用。第三方公司與外賣騎手簽署的多為合作協議，並不是勞動合同。外賣騎手因此成為自僱人士，彼此不存在勞動關係。平台借助這種方式規避了繳納社保的義務。

除社保外，外賣員的其他保障也很薄弱。

就美團而言，若外賣員發生意外，由商業保險來承擔，每天3塊錢，從外賣員的佣金中扣掉，包含保額 60 萬的身故傷殘險，還有 5 萬元的醫療費用。《騎手生存與發展需求報告》顯示，31.2%的騎手沒有繳納任何類型的保險。而即便買了保險，理賠流程也十分繁瑣，許多騎手最終拿不到賠款。

爭議

「去技能化」的職業，意味著沒有前景；「無社保」意味著缺乏保障；兩者疊加可能使千萬級的外賣騎手群體，在中年或晚年時面臨生存危機。

但也有不同觀點認為，對於整個社會而言，這些缺點，恰恰造就了這種靈活就業的模式。

在中國快速城鎮化過程中，大量農民進城務工，缺乏學歷和技能的情況下，外賣員成為一個低門檻和相對高收入的選擇。上述《騎手生存與發展需求報告》顯示，其調研中86.3%的騎手為非城市戶口。

外賣員的「低門檻」也正來自於其「去技能化」的特點。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郭斌曾將其描述為「數字賦能」。

「數字賦能的最大價值在於，它讓我們第一次擁有了能夠高效率的利用次優資源的機會，而這種賦能是對整個經濟系統的賦能。」

有觀點認為，「無社保」的做法降低了用工成本，刺激了行業需求。

方熠智表示，類似美團這種外賣平台，倘若按照正常用工模式標凖，可能需要承擔上百萬員工的超級企業責任，這不僅會導致平台企業無力支撐成本，同時也會導致這類新的就業形態靈活特性消失。

但是，有沒有社保似乎並不是外賣員最關心的問題。上述來自河北的外賣員王先生就表示，「我是不想要社保的，其實對我們來說也沒有啥用，以後肯定也不在北京呆。年紀大了之後就回家種地唄，也沒有什麼擔心的、除了公務員，哪個行業都不會說是高枕無憂的。」

未來：規範化還是被替代

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個行業不需要改變，陳龍在其文章中表示，「除非是平台想改變，或者是政府出台相關的政策，不然的話沒有辦法。」

陳禮騰向BBC表示，外賣騎手等職業的規範化是整個行業發展的必然。

在爭議聲中中國政府也有動作。2021年5月12日召開的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研究制定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的兜底措施；推動放開靈活就業人員在就業地參加社保的戶籍限制。

騎手們則似乎沒有對這個職業選擇有長久的打算。

河南來的騎手劉先生說，「以後做什麼我還沒想好，往後的事就以後再想唄，可能做做其他的活，因為整個社會變化這麼大，你想那麼多也沒有用。」

中國外賣騎手和歐美有何不同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的互聯網經濟以及外賣騎手的現狀，和歐美國家有很大不同。

中國外賣平台普遍採用「統一配送模式」，僱傭大量外賣騎手，商家不必承擔配送服務的管理和風險。平台也因此對外賣騎手存在很大粘性。

這種模式建立在中國的國情之上——中國人口向大中城市快速聚集，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為130個左右，而且其中還16個千萬人口的超大城市。這讓統一配送模式可以通過規模效應，僱傭大量專職配送員，提升配送效率。

歐美情況則大不相同。大多數國家人口較少且居住分散，造成配送距離遠、訂單少，再加上遠高於中國的用工成本，僱傭大量專職外賣員就變得難以盈利。

因此，歐美的GrubHub和Just Eat等平台，多以撮合交易為主，消費者下單後，商家自己提供送餐服務。即便也有Uber Eats等"統一配送模式"平台，也都集中在大城市，外賣員也多為兼職。

從外賣員的薪資結構看，中美間也有差別。中國外賣員配送費計件收費，每單收費三元到十幾元人民幣不等，單價較低但工作量很大。

歐美外賣平台，既有計件收費，也有按小時收費，此外還有5%到10%的收費，相比中國，歐美外賣員配送單量少，但每單收益較高。

不過也有歐美的新晉平台Doordash等學習中國模式，通過系統算法提高送餐效率，對已有平台造成了一些衝擊。

歐美目前出現了為互聯網行業的零工經濟從業者建立工會的呼聲，但相對於中國千萬量級的外賣騎手群體，他們的利益保障問題還沒有受到如此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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