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周以來，全球兩個超級大國都不得不面臨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美國與中國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兩國的人口縮減局面可能較預期提早到來。

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是生育率迅速下降。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局面出現，這可能會阻礙經濟增長。通常，各國政府均希望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

中國與美國尚未走到這一步。而有些國家已經在考慮提高生育率的問題了，中美兩國可以從它們身上吸取一些經驗。

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它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法。有的國家，比如俄羅斯，嘗試過在這上面投入大量金錢，向父母提供大筆現金鼓勵他們生育。但這種政策很少單獨奏效，家長們需要的是一個可以提供更多支持的系統。那麼，作為政府，可以如何說服大家生小孩呢？

1. 向家長提供可負擔的幼托服務

在人口正在減少的日本，小鎮奈義町是個快樂的例外之地。在過去九年間，這裏的出生率實現了翻倍增長，從每名育齡女性平均生育1.4名子女增長到2.8名，這得益於一個覆蓋範圍廣、對家庭友好的政策計劃。

在當地，每個家庭不僅可以得到生育獎金和育兒津貼，送小孩進托兒所的開銷也是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已。不過，雖然奈義町的成功令人驚嘆，但它只是一個鄉村小鎮。在東亞其他地區，殘酷的職場文化使得母親或父親們很難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實現平衡。

韓國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為了鼓勵家庭生育，該國已支出超過1300億美元。其中一些項目是比較容易想到的，比如免費幼托、房屋福利或對試管嬰兒項目的支持。還有一些更有創意，比如向公務員提供假期，以便他們回家生小孩。然而，其中似乎無一奏效。

金智藝（音譯）在首爾有一份繁忙的工作，負責銷售與市場營銷。她對生小孩本沒有任何興趣，迫於父母壓力，她還是生下了一個孩子。如今，她的兒子已經三歲。雖然她拿著政府提供的「嬰兒支持護理」資金，但她覺得現金獎勵對自己的決定並未起到任何作用。

「我從未想過再生一個孩子，」她說。「養一個都已經十分困難了，所以我只想把精力集中在他身上。」這些政府的政策倡議中，沒有一項成功解決東亞社會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即不利於家庭生活的職場文化。

「在韓國我們有合法工作時長，產假和陪產假也很充足，」首爾大學研究該地區生育問題的助理教授金惠媛（音譯）表示。「但使用率卻很低，尤其是陪產假。這其實是執行層面的問題。」

2. 讓工作更靈活

韓國、中國與日本是極端示例，但在大多數發達國家，職場文化也與家庭生活有衝突。

各國政府可以採用的一個選項是，試著增加更多兼職工作職位。從數字上來看，兼職率更高的國家的確傾向擁有更高的生育率。然而，接受這些兼職職位的人通常是女性。這不利於促進性別平等，且由於會進一步減少勞動力，對於有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國家而言這也並不是理想選擇。

在女性保有工作的情況下提升生育率是可以做到的事情。瑞典經常因其對家庭有利的政策而得到褒獎，這些政策不僅來自於政府，也來自於企業。

「我們了解到，在女性和男性一生中的一段時間內，他們會有年紀尚小的子女，有時不得不為此早點下班回家，」斯德哥爾摩大學人口統計部門主管安德生（Gunnar Andersson）表示。

有一些方法可以在不減少工作時長的同時，讓工作變得更加靈活。

2017年一項研究顯示，在德國，寬帶接入率的提升與高學歷女性生育率的提升之間存在聯繫。在家工作的女性發現，她們可以花更多時間陪孩子，且她們也會選擇生育更多子女。而在教育水平相對較低的女性或男性中間，同樣的效果並未出現。

研究家庭人口的教授安娜·羅特基希（Anna Rotkirch）表示，類似的情況可能也正在芬蘭出現。去年在全球大流行期間，芬蘭呈壓倒性下降趨勢的出生率得到扭轉，實現小幅增長。

羅特基希教授是芬蘭政府在生育問題上的顧問，她認為，芬蘭的教育系統對出生率增長起到了一定作用。去年，芬蘭十分順暢地轉為線上教學。

但她同樣注意到另一情況。在歐洲不同地區，女性在討論與孩子一同在家辦公時，她們的體驗大相徑庭。

「我從英國得到的信息是，女性對於孩子在家上課十分絶望，丈夫沒有幫忙，以及其他在性別平等問題上倒退的聲音。」同樣身為一名母親，她在芬蘭並未聽說過這麼激烈的情況。

3. 讓男性在家辦公

在每一個進行研究的國家，調查數據均顯示，女性的自由時間少於男性，因為她們在家裏要做更多的無薪工作。

首爾大學的金惠媛發現，當男性在家中承擔更多任務時，生育率會上升。她在研究一胎家庭後發現，當男性每周做家務的時間超過一小時，這個家庭生育第二名子女的機會就明顯上升。

這與斯堪的納維亞地區多年以來的實踐相吻合。在瑞典，該國生育率一度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間出現增長，這部分要歸功於對兒童託管的大幅補貼。

但同時，該國政府還向父母們提供豐厚的產後假期。現在，父親們的陪產假是母親產假時長的大約30%。「他們深度參與其中，這不僅僅是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安德生教授說。「在孩子出生的一年半期間，他們會在一段時間內承擔起主要職責。」

而伴隨孩子年齡的增長，在早期建立起來的育兒或家務模式通常會持續下去。在瑞典，有73%的女性，以及56%的男性每天會至少花一個小時在家務或做飯上，而歐洲的平均水平是74%的女性及34%的男性。

「我認為你發出的信號很重要，」羅特基希教授稱。「社會上的信號和政治上的信號，告訴大家我們會幫助你，你不是一個人，你可以做到。」

過去多年來，北歐國家似乎一直在發出正確的信號，但如今卻不再如此。

在過去10年間，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生育率直線下降。瑞典的下降趨勢趨於穩定，但挪威和芬蘭的趨勢十分顯著。

「由於我們位列地球上最快樂、最關愛家庭的國家名單之列，這讓人十分難以理解，」羅特基希教授表示。

這重要嗎？

「從人口學角度來看，這些其實都可以不是問題，」牛津大學人口老齡化研究所教授裏森（George Leeson）表示。

自20世紀70年代起，西歐國家的生育率一直低於生育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但這一地區的人口卻一直在增長。「移民使得人口剛好可以得到更新與補充，」他表示。

如果老齡人口願意，勞動力萎縮的情況可以通過讓年紀大的人群繼續工作得到緩解。

而下降的人口可以對氣候變化問題起到積極作用。「目前的實際情況是，我們生育的子女不像我們的父母或祖父母一輩那麼多，這給了地球村一點喘息的空間，」裏森教授表示。

如果各國政府以全面的視角處理生育問題，他們可能會得到意料之外的收獲。當韓國政府推行定量工時法律之後，工作時間從每周44小時下降到40小時，金惠媛發現，這時韓國男性會花更多時間拜訪及照顧他們的年邁父母。

羅特基希教授表示，所有的政策最終都應指向幫助人們按照他們希望的子女數量構建家庭。

「它們影響到子女和父母的幸福感。而這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事情，讓來到這個世界的孩子們擁有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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