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歲的梁女士在主權移交前便加入香港政府，成為一名從事文職工作的公務員，月薪有近8萬港元 （1萬美元），是香港個人入息中位數1.7萬港元近5倍。 作為一名生活無憂中產，梁女士可以穩穩工作到退休， 可最近卻毅然決然辭掉公職，以抗議政府要求像她這樣的公務員宣誓「效忠特區政府」。

「我認同公務員不能夠公然地去推翻當權者，但也不一定要愛國，首要的應是謹守公義和程序，公共服務和政治是要分開，外國有政黨輪替，像台灣，國民黨和民進黨可以換，但公務員都是同一班人，這是社會穩定的原因，有些東西不能因為政治傾向而有所轉變，公務員應適當地政治中立，」她說。

中共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後，大力推動「愛國愛港者治港」，政府公務員體系成為被重點改革的一環，梁女士和一眾公務員被要求要宣誓效忠特區政府和《基本法》。政府表示，要求公務員宣誓是理所當然，此舉能夠對外展示公務員明白公眾的期望； 但這讓許多像梁女士一樣的人擔心， 《國安法》讓原本承諾給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蕩然無存， 他們的專業主義也會被政治綁架，失去中立原則。

官方數據顯示，香港有17萬名公務員， 129名公務員拒簽後辭職或被勒令停職或離職。

公務員：愛國還是政治中立？

梁女士選擇在當局發出宣誓文件前就遞上辭職信，目前沒有急於找工作，靠積蓄過活，也已打算移民。對被迫簽署聲明， 她表示自己非常反感，並不認同公僕必須「愛國」，認為這有違「政治中立」的職業操守，她感到公務員團隊正受到更大的壓力，可能要被迫執行「埋沒良心和有違道德」的政治工作。

梁女士加入政府之時，香港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她笑言自己是「前朝餘孽」，當時的聘用文件上仍然有英女皇的標記，她感嘆公務員團隊在《國安法》底下受到很大壓力，被迫逐步放棄了堅持「政治中立」的原則。

「入職那時候並沒有叫我要效忠英國或是英女皇，只是叫我們政治中立，不偏不倚，廉潔守法，不要有利益衝突，」她說。

梁女士慨嘆，2019年「反送中」示威爆發後，從警方區別對待示威者以及親政府人士已顯示公務員團隊不再「政治中立」，這種風氣蔓延到其他政府部門。

她舉例說，近期香港海關高調動員過百人，搜查親民主派的商店「阿布泰國生活百貨」20多家門市和倉庫，指這家店沒有按法例在產品上貼上中英警告標籤，該公司33歲男董事被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十萬港元和監禁一年。

「阿布泰」承認自己疏忽，深表歉疚，但不少網民對事件感到驚訝，認為當局做法是有意針對「黃店」。

海關回應「阿布泰」事件時稱， 將執法行動說成是打壓是「失實指控」， 是惡意誣蔑，強調任何涉嫌違規情況都會果斷執法，該次執法也是根據舉報進行的，也「並非特別大規模」。

梁女士說，很多親政府的商店同樣存在標籤問題，但海關似乎是出於政治考慮的作出差別執法：「海關這樣做已經不是政治中立。以前港英政府就算要針對個別陣營，都會選擇一視同仁地執法，即是無論你支持還是反對政府，都會按法例、按程序去執法，大家都要承受，不偏袒一方，但現在如果你是親政府，它們就會裝作聽不到，看不到。」

她擔心如果繼續留在公務員團隊會被迫做「違背道德良心」的事情，例如聯署支持政府有爭議的政策，或是在招聘、懲處或資源分配的過程中，以一個人或機構的政治背景作遴選而非他們的專業水平，而自己又沒有能力去違抗上司們的命令。 「以前在政府工作，只要凖時上下班，做好工作，不犯規就沒什麼事，但未來可能就不會是這樣了，如果你不盡力去幫忙打壓異己，你配合不夠，打壓得不足，也可能被針對。」

舉例說，一名公務員批出一項津貼給予一名市民，如果其後該市民被發現違反《國安法》，那位公務員會否被牽連？這是她現在所擔憂的。

她亦留意到，香港政府開始以中國大陸的方式對待公僕，其中讓她接受不了的，是被迫參加國家安全相關的課堂，感覺像是要「被洗腦」。

「以前政府不會強迫你上堂、強迫你學習，而是鼓勵你去參與。 現在的講座是強制性，雖然沒有講明會扣你錢或有什麼後果，但上司會講明，這是必須的，就好像中國大陸公務員般，要上很多愛國愛黨的課。」

港府在「國家安全日」（4月15日）向公務員推出《國安法》視頻講座，希望加強公務員對《國安法》的理解，有關講庭由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主講，「闡述制定《國安法》的必要性、緊迫性和正當性」。

模糊的宣誓條文

香港公務員宣誓聲明內容為：「本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務員，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

但文件沒有定義何為「效忠」，沒有定義什麼是「擁護《基本法》」，也沒有列出何為違反誓言或是違誓的潛在後果。

20來歲的陳女士同樣選擇拒絶宣誓並辭去公務員工作，代價是放棄3萬多港元的月薪和穩定的工作。

陳女士說，她最不滿的地方是自己本身入職時的合約沒有這條款，而且宣誓條款推得很急，事前完全沒有諮詢，內容又很模糊。 「一旦被政府說你違反聲明，那會有什麼後果呢？文件沒有說明紅線是什麼，龍門（球門）任由它搬來搬去，它沒有清楚定義何為效忠政府，我進入政府當然是以政府利益在前，我認為我現在這樣已是效忠政府，但對它們來說不一定，它們甚至連你的想法也想控制，這事很恐怖。」

她擔心，一旦簽了這一份文件， 不排除日後公務員會被要求就爭議政策作出聯署聲明，被迫參加其他支持政府的聯署：「政府會覺得你為了工作應該可以放棄很多東西，日後就會塞什麼給你，你都要接受。」

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被問到政府沒有清楚說明「違誓」定義和追責問題，他回應指：「無可能巨細無遺好像清單一樣列出來……作了一個承諾，明白和接受這個責任，本身法例上沒有刑事責任。」他表示，一些公務員如果因不願宣誓離職，「是他們本身的選擇，對公務員團隊來說都不是一件壞事」，留在團隊的人都清楚其角色和責任，要服務好市民和落實「一國兩制」。

公務員團隊現「文革式舉報風」？

陳女士表示，雖然只是入職政府兩、三年，但她已感到工作環境隨著社會事件和政治環境有所改變：「這份工作變了很多，無論什麼職位，都有政治任務在你身上，你的言行都被視為代表政府，上司會盯著你。」

在《國安法》出台之後，眾多香港市民擔心觸碰紅線已不敢發表政治言論，陳女士表示，公務員就更加擔心，其中，政府內部出現了一種「猶如文革式舉報風」，同事之間互相猜忌，一些人為了自身利益，向上司舉報一些曾經發表政治言論的同事。

「很多人會『篤灰』（互相舉報），在辦公室範圍你不敢亂說話，擔心有人錄音、拍片告發你，你甚至在社交平台也不敢輕易讚好一個帖子，擔心會被人截圖，這是一種很像文革的白色恐怖。」

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籌庭表示，自從公務員被要求簽署聲明後，出現「篤背脊」（背後舉報）的文化，曾有同事截取新入職公務員社交平台言論，舉報他們有政治表述。 他稱，相關個案至少過萬宗，令公務員團隊氣氛很差，人心惶惶。

不過，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對BBC中文表示，近月來自外間或內部對公務員的投訴，或某一類的投訴有顯著增加，「但沒有證據顯示在公務員宣誓及作出聲明後收到有所謂超過一萬宗涉及公務員的投訴」。局方表示，有關公務員的投訴，無論來自外間或內部，都會由所屬部門或政策局調查，各部門首長或常任秘書長會委派合適人員調查及處理，若公務員事務局收到有關投訴，亦會按既定程劃轉交相關部門調查和處理。

較資深的梁女士則對BBC中文表示，言論自由並非她離職的主因，她認為公務員本身就不應該在任何社交平台或公眾場合以公僕身份發表政見，這是有違政治中立原則。

2019年社會運動中，梁女士以和理非（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示威者身份，參與近乎所有合法的遊行示威，惟獨在8月的一場公務員名義的集會，她選擇缺席，因為她不認同以公務員名義進行社會倡議。

2019年8月2日，香港公務員罕見地以公僕身份舉行「反送中」集會，是歷來首次有公務員以公職身份發起抗議政府政策的集會，該次集會發起人稱有超過4萬人參與，港警稱最高峰時期是1.3萬人。

根據以往局方的資料，除了高級文職公務員和警察等紀律部隊外，對公務員被允許參加「與本身職位並無利益衝突的政治活動」。 但這場集會遭到港府高調批評，指「公務員必須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府完全忠誠，並須竭盡所能地履行職務，不得受本身的政治信念支持或影響。」

有觀察人士把是次集會認定是北京和港府收緊公務員體制的原因之一。發起該場集會的新公務員工會在今年1月解散，其工會主席顏武周在2月離開原本在勞工處的公務員職位。

梁女士由始至終，不認同該次集會：「無論有沒有《國安法》，即使在港英政府年代，香港公務員的言論自由，本身就是有限制，合約寫明公務員不能發表政見，可以說，公務員身份是沒有言論自由，我自己也不會發表這些言論……我尊重這份職業本身引致的限制，當時是不應該有公務員集會。 你（集會上）好像是做了表態，但害了很多人，共產黨就是你愈刺激它，它打你打得愈大力，但新世代是如此決定，沒有辦法，這是不可逆轉，也阻止不了。」

明確拒絶簽署聲明的公務員有129人，當中113為文職人員、16人為紀律部隊（警署，海關等部門），這個數字並沒有包括文件發出前離職的公務員，本地媒體零碎地報導了個別部門似乎有比以往更高的離職比例，但政府並不支持這一說法。

受訪的陳女士和梁女士都對BBC中文表示，很多人或有家庭負擔，而公務員薪水待遇不差和穩定，拒簽聲明的比例不大是預料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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