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15日，日本新潟縣

11月乾冷的一天， 傍晚日落後，橫田惠（Megumi Yokoya）結束羽毛球訓練。刺骨的寒風吹過了新潟縣漁港，灰茫茫的大海正隆隆地在岸邊翻滾。

13歲的橫田惠帶著她的書包和羽毛球拍，在距離家門800呎的地方 （243米），與兩位朋友道別。但她再沒有踏足家門。

橫田早紀江（Sakie Yokoya）由六點等到七點，也看不到女兒在寂靜的街頭出現，她開始驚慌起來。她跑到新潟市立寄居中學的體育館，希望在途中找到女兒。

學校的晚班看更（保安）說：「她們走了很久了。」

警察帶同警犬用電筒在黑夜中搜索。他們在附近的松林高喊橫田惠的名字。橫田早紀江由大路走到海灘，瘋狂地搜查每架停泊在附近的車輛。

在海岸線搜查是有道理的，但可能還有一種更強烈、不可言喻的直覺，驅使這位媽媽在晚上走到海邊來。

同一時間在日本海，在橫田早紀江視線之外，有一艘朝鮮特工船，正全速前往朝鮮半島，一個驚惶失措的女學生正被綁架在船上。

這些特工沒有留下任何證據，也沒有任何人證。

沒有人能想像這些人會如此明目張膽，讓案件又曲折離奇而且不容易查出真相。但經過多年後，越來越多跡象表明橫田惠並非唯一受害者。

日本政府說由1977年至1983年，朝鮮特工曾擄走17名日本公民。一些分析認為，真實數字可能超過100人。

橫田惠失蹤後一年內，警方出動3000人參與搜索，甚至一度在橫田家設立了特別專查隊伍，並派巡邏船在海域偵查。

調查留下一片惱人的空白。

橫田惠的父親橫田滋每朝都會在沙灘上漫步，晚上，他會在泡澡時哭泣。橫田早紀江會獨自痛哭，不希望橫田惠兩個9歲的雙胞胎弟弟聽到她的哭聲。

橫田一家被徹底改變，多年來忍受著失去愛女的煎熬。

但失蹤的橫田惠原來仍然活著。

一名在1993年逃到韓國的朝鮮特工對首爾當局詳細講述了一個被綁架的日本女子經過，他的形容與橫田惠的遭遇吻合。

這位名為安明進（Ahn Myong-jin）的特工說，「我很清楚記得她，我當時很年輕，她很漂亮。」

安明進說，綁架橫田惠的其中一名高級特工，曾經在1988年告訴他有關橫田惠的故事。

他說，這次綁架是一起沒計劃的嚴重失誤，沒有人有意帶走一個小孩。兩個特工當時完成了情報任務後在新潟縣的海灘，等待船隻接走，但期間發現有人注意到他們，擔心會被發現，所以捉走那個人。橫田惠在同齡女孩來說算是高個兒，在黑暗中，他們分辨不了她只是一個小孩。

橫田惠被關在船上漆黑的儲物室。 40小時後，她抵達了朝鮮。安明進說，她的指甲因為拼命想逃走而破損和流血，兩名帶走她的特工因為其錯誤判斷而受罰。她太年輕，可以有什麼作用呢？

橫田惠哭著找母親，拒絶進食，令看守她的人也不知所措。為了安撫她，他們承諾只要她勤力工作，學習流利的朝鮮語，便可以獲准回家。

這是瞞騙絶望小孩的謊言，她的綁架者無意這樣做。

朝鮮強迫橫田惠成為間諜培訓人員，在一所專門教授間諜的精英學校教授日語和日本人的行為舉止。

事情發展成這樣已非同尋常。一場誤判的綁架案，為朝鮮立下先例。

後來成為朝鮮元首的金正日主管當時的情報部門。 他希望擴充其間諜計劃， 其中綁架外國人不單可以讓他們成為有用的老師，他們本身也可成為間諜； 平壤可以偷取他們的護照做假身份，也可以讓他們與其他外國人結婚，而他們和其孩子也可以為政權服務。

日本的海灘有很多普通平民，面對受過特訓的特工，他們很容易成為目標。

「很多人認為我不會記得我的姐姐……但我其實記得很清楚，雖然我當時只有小學三、年四級，」橫田拓哉（ Takuya Yokota）說。

橫田惠的兩個弟弟橫田拓哉和橫田哲也（Tetsuya Yokota），當年只有9歲，那時候警方對他們展示了一段打功夫的片段，鼓勵他們：「不要被擊倒，要堅強。」

43年過去的每一天，橫田拓哉說都謹記這位警員說的話。今年52歲的他，穿著西裝手持姐姐被綁架前寄給他的一張明信片，橫田惠在明信片上寫道：「我很快回家！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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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個健談、有活力而且樂觀的人，」他說，「猶如我們家的太陽花。」

「餐桌上沒有了她，少了很多話題，氣氛很沉重。」

「我很擔心，那時候每晚上牀睡覺和每朝起牀時，都發現姐姐不見了，起牀後也是找不到她。」

橫田惠失蹤的頭二十年，一家人什麼也不知道，這成為了一起被封存的案件，他們很渴望知道事情的真相。

他們會想像她長大後會變成怎麼樣。她在13歲時已經很高了，現在會更高嗎？她是否仍然有小時候的酒窩？每條問題也是一片迷霧，他們沒有任何線索，也不知11月那晚之後，她是否還活著。

1970年代末，謠言猶如海鷗般徘徊在這個海邊小鎮，當地人開始發現一些奇怪的電台訊號，以及不知名船隻的燈光，有時在岸邊找到一些來自朝鮮半島的煙包。1978年8月，一對情侶在富山縣的海邊約會時，被四個男人鎖上手扣，用布蒙頭和堵口。他們操著異常正式和帶有口音的日語，一個帶狗散步的人經過，那頭狗吠叫，嚇走了施襲者，該對情侶才逃出魔掌。

其他人沒有這麼幸運。

1980年1月7 日，日本《產經新聞》發表了頭版故事：「三對約會情侶分別在福井、新舄、鹿兒島神秘失蹤，是否有外國情報機關牽涉其中？」直至一名恐怖分子被定罪，才確定這一切和朝鮮有關。金賢姬在1987年協助運送炸彈到韓國的客機，殺死了115人。

她被判死刑，作供時承認是一名朝鮮特工。她說自己學習日語和日本人的行為舉止，讓她能夠從事間諜工作，她說她的老師是一名被綁架的日本女子，曾經與她共住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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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口供具說服力，但當時日本政府並未正式確認朝鮮綁架日本公民。兩國處於敵對狀態，沒有外交關係，去無視這些證據比較簡單。

日本的談判人員嘗試私下解決綁架事件，因而觸怒朝鮮，朝方否認有綁架任何人，終止了雙方的對話。

1997年，橫田惠失蹤20多年後，平壤才正式同意調查。

1997年1月21日

「我們得到資訊，你的女兒身在朝鮮仍然活著。」

橫田滋非常震驚。當時是議員私人助理的日本官員兵本達吉突然聯絡橫田一家。

他10年來調查平壤擄走日本人的事件，他希望盡快與橫田一家見面。

除了深感震驚外，一家人心底裏重燃了熱切的希望。政府相信橫田惠仍然在生，但問題出現了：怎麼把她帶回來？

橫田一家公開女兒的故事，他們一方面擔心朝鮮會殺死女兒掩飾其所為，但橫田滋認為如果不把女兒名字公開，這案件只會被視為傳聞。

他們在國內散播消息，懇求國家幫忙，他們在電視主要時段出現，國會就此開展質詢。

5月，日本政府公開確認，橫田惠不是單一事件。多個日本家庭也在尋求自己的兒女、兄弟姐妹和母親，他們的經歷和橫田一家一樣。

七個家庭合組支援團隊，名為「朝鮮綁架受害人家屬協會」，要求拯救他們的摯親。

他們詳細講述自己的故事，但掌握的細節不多，這些綁架事件看起來是隨機的，但慢慢浮現出一種特定模式。

許多受害人都是年約20來歲的年輕情侶，日本各處的海灘都可能是犯罪現場。

1978年8月12日，橫田惠失蹤後9個月，24歲的文員增元留美子（Rumiko Masumoto）和她的23歲男友市川修一（Shuichi Ishikawa）在鹿兒島縣的海邊看日落。在一日前的晚餐上，她才害羞地在對家人公開兩人關係。

他們的車輛停泊在現場附近，增元留美子的錢包、墨鏡仍在客座上。她的相機也在該處，留有很多這對情侶失蹤當天的照片。警方在海邊不遠處找到了市川修一的拖鞋。

每一起綁架事件都是悲劇，有人在毫無預警下痛失摯愛，把他們推到崩潰的邊緣。

媒體和公眾不一定同情他們的遭遇，一些新聞報導指這些綁架事件可能是虛構，有些日本政客相信，是韓國傳來的假新聞，目的是詆譭朝鮮。

但家屬發起聯署行動，在大氣電波發聲，游說政府，真相猶如滾雪球般累積起來。

五年後，在朝鮮，金正日的本人正式確認了有關真相。

2002年9月17日

朝鮮領袖說：「作為東道主我很遺憾日本首相要這麼早趕來平壤。」

由他接待的人不爽的原因和趕早這事沒有一點關係。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飛到平壤，希望討論日本和朝鮮的關係正常化的問題，他希望借此提升自己下滑的民望，不惜陷入一個外交陷阱。

1990年代，朝鮮身陷饑荒，估計超過200萬人死亡。金正日希望獲得食物援助和投資，同時亦希望日本就長達35年的殖民統治道歉。日本則希望得到平壤特工擄走日本人的資訊，表明如果沒有相關資訊，就不能夠繼續談判。

這場歷史性會晤展開半小時前，名單出現了：朝鮮承認擄走13名日本公民，但只有5人仍然在世。

朝方當時提出8人的死因包括淹死和煤煙中毒， 一名27歲女子死於心臟病，以及兩起交通意外，但在朝鮮，很少人擁有車輛。

平壤當局聲稱無法提供他們的遺體，因為水災已沖走他們的墳墓。

小泉純一郎大感吃驚。

「我對所得的資訊表示深切悲痛，」他對金正日說，「作為首相，我要為日本人的利益和安全負責，我必須提出嚴正抗議，我無法想象他們的家人如何面對這消息。」

金正日沒有回應，在記事簿上寫了點筆記，然後問：「我們應否休息一會兒？」

在接待室，日本的官員就如何應對這一處境辯論，時任內閣官房副長官安倍晉三（之後他成為日本在任時間最久的首相）呼籲小泉純一郎，如果平壤不正式就綁架日本人道歉，就不能夠簽署任何關係正常化談判的聲明。

當代表團回來繼續談判時，金正日拿起筆記說：「我們已完全調查事件，檢視了政府的角色，幾十年來我們兩國的惡劣關係，是事件的背景，無疑是令人震驚。」

「以我所知，事件在1970至1980年代發生，由特別行動組織發起，盲目受愛國主義鼓動，和被誤導的英雄主義。」

「當我注意到他們的計劃和行為，那些要負責的人已被懲罰，類似事件不會再重現。」

平壤的獨裁者說，設計這些綁架事件，為他們的間諜提供了日語老師，亦提供假身份在韓國進行任務。一些受害者是從海灘被擄走，一些人則是在歐洲被誘使去讀書或旅行。

他談及了橫田惠，她是多年來已知最年輕的受害人。他說，她的綁架者已在1998年被起訴和定罪，一人被處決，另一人被判監15年，坐牢時離世。

「我希望趁這個機會，就那些人令人遺憾的行為直接道歉。我不會令事件重演。」

小泉純一郎簽署了平壤聲明。

五人生還，八人宣告死亡。

回到日本，在外交部位於東京的招待所，一群被擄日本人的家屬緊張地等候消息。

橫田惠的父母與時任外務副大臣植竹繁雄都坐在房內。

植竹繁雄深呼吸一口：「我很遺憾地告訴你……」

朝鮮說，橫田惠在1994年4月13日在松林吊頸自盡，她被指因抑鬱症在平壤精神病院接受治理。

這是她第二個死亡日期，朝鮮最早聲稱她在1993年3月13日死亡，但之後稱此為出錯。

平壤提供了一張醫院的「死亡證」作為證據，這份文件是一張表格，背面寫上「病人進出醫院紀錄」，但「進出醫院」幾個字被刪去多次，被改成「死亡」這個字。日方對朝鮮說，這份文件相當可疑。

另一名被擄走的日本女子地村富貴惠（Fukie Chimura）之後說，在1994年6月，橫田惠曾經搬到她和她丈夫的住所旁，並住了好幾個月。那是朝鮮聲稱橫田惠死期的兩個月之後。

橫田一家不相信女兒會自殺，但媽媽橫田早紀江對平壤說法到不寒而栗。

「在新潟，我們也有松林，」她在2002年對《華盛頓郵報》說，「我肯定她很想念那些松林，她一定感到很寂寞，有一刻，我覺得她太想我們，但又不能回來，一時想不開而自盡，我哭起來，但很快我就說沒可能，不會是這樣的，我不希望會這樣，不想她會有如此經歷。」

平壤宣告橫田惠死訊後兩年，當局在她被擄走的27週年，發還了朝方聲稱的骨灰。橫田父母一直按日本傳統留有女兒出生時的的臍帶，為此進行DNA測試，樣本並不吻合。

那些負責做測試的科學家稱，這些骨存可能受污染，無法得到決定性的結果。

朝方提供的遺骸引發質疑。朝方曾經發送遺骨，聲稱是一名42歲逝世的被擄日本男子松木薫（Kaoru Matsuki），有牙科專家檢測了顎骨碎片，並指這應是屬於一名60來歲的女性。

2002年10月15日，五名朝鮮聲稱仍存活的被擄日本人抵達東京羽田機場。他們抵達時有日本國旗和寫上「歡迎回家」的橫額迎接。他們在跑道上與家人擁抱時感動流淚。

平壤說同意這五個人到訪日本一周至10天。

他們再沒有踏足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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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拯救那些綁架者聲稱已死的人質呢？當然，橫田一家不是唯一面對這惡夢似的問題的家庭。

與當時新男友一起失蹤的年輕女文員增元留美子也被列入死亡名單。

朝鮮說她20來歲時死於心臟病。她的家人不接受這種說法。她的弟弟增元照明（Teruaki Masumoto）說：「我家族中沒有人有心臟問題。」

增元照明當年22歲，他的姐姐於1978年被擄走時，他在北海道就讀漁業相關的學科。他今年65歲，原本在東京的主要漁市從事為吞拿魚評級的工作，現已退休。

他和橫田惠同一天生日，都是10月5 日，他們相距9年。橫田惠現在應是56歲，而他的姐姐則是66歲。

增元留美子很寵愛她的弟弟，他是四姐弟中排行最小。

「她對我很好，」他說，「我們不是有錢人家，一家六口住在一間房內，我和姐姐睡在同一張布團（日式牀墊），直至我12歲。 她很愛我，當我被父親罵時，她都會哭，和替我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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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元照明40年來一直保存他入大學時姐姐送的手錶。

近年，尋找失蹤姐姐的事情變得越來越緊急，他們的父親增元昌一（Shoichi Masumoto）2002年死於肺癌。

母親增元信子（Nobuko Masumoto）在2017年以90歲高齡離世。40年來，她都在等女兒回家，但晚年意識到她死去前也不會實現這個願望。

沒能尋到被擄走的人，無論他們是生是死，或是被朝鮮這個不被信任的國家扣起來，成為他們逝去親人的終生遺憾。 很多被擄者在世的家屬正面對同一問題，父母一代慢慢離開，或是年紀老邁，他們應不應該告訴子女去爭取繼續尋回失去的親人？這是否一個選擇？

這個問題並沒有明確地傳給下一代，不過增元照明願意把這任務接過去。

「我的父親到2000年時仍活著，但已經無法前往東京，」他說，「他對我說對不起，我覺得很不舒服和困惑，我做這些事不是為了父親，而是我失蹤的姐姐。」

「我的母親曾對我說，不知道姐姐會否返回日本，我想我的母親對能否見到活著的女兒感到半信半疑，他們從來不會說『到你了』或是『我想你繼續這拯救任務』，並沒有，他們沒有這樣對我說。」

他們不需要這樣做。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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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田惠的弟弟橫田拓哉在30來歲時已經知道他要肩負起這個責任。

「我在2006年到美國見布什總統，我知道父母很難坐長途機，」他說，「即使在日本，如果要去東京外的遠處，他們都難以出行，那時候我知道，父母已無力再遠行。」

眾多受害人的父母之中，只有兩人仍健在，包括較年輕的橫田早紀江，她在今年2月踏入85歲。

橫田惠的爸爸橫田滋，是一個說話溫柔但性格堅強的男人，他在2020年6月5日逝世。他在 2018年4月入院，當時他很努力地想活下去，牀邊一直擺放失蹤女兒的照片。

在日本，每個人也聽過「綁架事件」，這些家人的小孩也會知道這些事件。

橫田哲也和橫田拓哉已為人父，橫田哲也有一個女兒，橫田拓哉在20來歲時便有兒子。

橫田拓哉在兒子讀書時已告訴他姑姑橫田惠的經歷，「當時他大概6、7歲，我肯定他9歲的時候我再次告訴他這件事，那是我知道姐姐被擄走的年紀。」

橫田哲也的女兒更年輕。

「我的女兒知道橫田惠的事，」他說，「是我的太太告訴她，在她進幼稚園之前就說了，那是日本夏天七夕的時候，我們相信分離情侶每年會在天空銀河相遇的日子，我們會在小紙上寫上願望，掛在樹上，在那張願望紙上，我4歲女兒寫著『我想見我的姑姑』。」

2004年，橫田哲也與飯塚耕一郎（Koichiro Iizuka）展開倡議活動。飯塚耕一郎的母親田口八重子（Yaeko Taguchi）在22歲時在一間夜店做侍應，她是單親母親，帶著只有16個月大的飯塚耕一郎和三歲的女兒。

她在1978年6月失蹤，她的孩子被遺留在東京的托兒院。

田口八重子的哥哥飯塚繁雄（Shigeo Iizuka）最終收養了飯塚耕一郎，作為他第四個孩子。姐姐則由另一個親戚撫養。

飯塚耕一郎今年43歲，對生母一點印象也沒有，他很有禮貌地稱呼生母做田口女士。他視舅父舅母飯塚繁雄和飯塚榮子（Eiko Iizuka）為父母。他22歲時才知道自己的人生原來如此複雜。

「當時我有一份工作，有機會出國受訓，我要申請護照，」他解釋說，「我需要家族文件才能申請，所以我就找到了那些文件，那時候才知道我是被飯塚繁雄先生領養的。」

「起初我無法想像為何他們守了這個秘密這麼久，我無法想像，需要一點時間消化，過了一周，我才找（養）父母。」

「當我回家時，媽媽不在家，只有爸爸在，我告訴他，我看了我的出生家庭登記文件，知道自己是領養的，我問他，過去發生什麼事。」

飯塚繁雄帶他吃午餐，告知他真相：「他告訴我，我不是他親生孩子，其實他有一個年輕的妹妹，叫田口八重子，我是她的孩子。」

飯塚繁雄回家才告知家族歷史中最黑暗的部分。「他告訴我，一個名叫金賢姬的朝鮮特工，在1987年曾炸毀大韓航空客機，她說一名日籍老師曾經教過她。金賢姬被日本警方展示了多張圖片兩次，她選了田口八重子，說那是她的老師，由那刻開始就更清楚，田口八重子是被擄走至朝鮮的其中一人。」

從朝鮮回到日本的被擄人質地村富貴惠也證實，她曾經與田口八重子一起住。

2004年，五個日本人從朝鮮回國後兩年，飯冢耕一郎決定公開說田口八重子是他的母親。他對於不能夠拯救剩下的人的外交僵局感到氣餒，希望繼續盡力推動有關議題。

「田口八重子女士在我的記憶並不真實，她就像別人的故事，」他說，「但這個故事中的女子誕下我，而我卻無法見到她，我很震驚。」

「有外交官員對我的父親說，朝鮮說她死了，但沒有證據證明，我的父親也不相信，他不相信朝鮮的話。」

「所以我認為我希望救她、幫助她。」

金賢姬因炸客機而被判死刑，但之後被韓國的總統特赦。2009年，飯塚耕一郎和飯冢茂郎一同前往韓國釜山見金賢姬，希望得到有關田口八重子的資訊。

「她說，田口八重子猶如她的姐姐，很高興見到她姐姐的兒子，」飯塚耕一郎說，「我希望有天四人能夠重聚。」

朝方官方說田口八重子在1986年死於交通意外，金賢姬不認同，她說曾經與一名司機聊過，說他在之後一年見過田口八重子。如今田口八重子應該65歲。

飯塚耕一郎知道，他最終會獨自一人尋找一個猶如陌生人的親母，任何認識她或愛她的其他人幫助不了什麼。

「當然，我意識到時間很重要，特別是田口八重子女士的兄姐已死，我爸爸又已經很老了，我很想他能再次見到她。不單止我的家庭，也有其他受害人家庭。我見到他們都老了，以前很活躍的人，有些已與世長辭，有些則體弱多病。」

朝鮮從沒承認幕後策動大韓客機爆炸案，並不承認有金賢姬這個人。

田口八重子的家人擔心，她曾經教過金賢姬，大部分日子與間諜共處，她很可能知道太多事情，而無法獲釋。

許多捲入這場風波的家庭都面對同一難題，隨著時間過去，一些身在朝鮮的被擄者也老去了。

他們現在會否已到老死的年紀？在執筆之時，應該未，但現在這一代，正面對這個問題。

「時間流逝對每個人都是一樣的，」橫田拓哉說，「是的，他們也會老去的，但一個人在日本、英格蘭或是美國度過20年，與在朝鮮度過20年，意義並不一樣，在朝鮮，每天祈求多活一天都非常困難。」

增元照明說，即使摯親已死去，也不等同他們要放棄。

「如果證明他們離世，我們也想得到遺骸，這是日本人的精神，我們會繼續要求日本政府對未能救回被擄走人士負責。雖然現在政府只承認有17人被擄走，但我認為有更多，可能超過100人身在朝鮮，如果有更多被擄者，我們就應該查清他們發生什麼事，我們短期內也不會停止追查的工作。」

2014年，朝鮮同意展開調查8名未回家的被擄日本人的事件，即使朝方此前說他們已經死去，但這項調查在2016年被拖延，之後因朝鮮核試受到制裁引發風波，調查終止。

橫田惠父親的願望，是與女兒在東京娛樂區六本木的燈光和鬧市中逛街，母親則希望與女兒安詳地躺著了無人煙的草原上，欣賞天空消磨時光。

橫田早紀江曾寫了公開信，希望有朝一日，女兒能夠讀到她的信。去年她的丈夫離世前，信的其中一部分刊登在日本媒體《日本前進》（Japan Forward）：

「親愛的小惠：

我這樣找你好像有點奇怪。你還好嗎？

我一直在盡力生活，但我的身體開始衰弱了，每一天，生活也越來越艱難。當我見到你的父親在醫院拼命地做復康練習，我就意識到要盡快找到方法讓他見到你。

衰老是現實，不止你的父親和我。我們都面對生老病死，所有在朝鮮的受害者的家人，仍然渴望見到他們摯愛能回家，再次投入家人的懷抱。

我們時日無多，我們會盡心力爭取很長時間，但快要撐不下去。

我很想和你慶祝我下一個生日，但只有日本政府能夠令願望實現，有時，我見到政府的態度，就感到無力，擔心我們的努力是白費的，我懷疑他們根本沒有意志去解決問題或找方法讓受害者回家。

在狂風暴雨中，我勉強能活下去，如果有一股力量在背後支持你，讓你活下來，我會很感恩，我們不是孤身隻影，我滿腦子都是你，今天再次祈禱。

要去帶所有受害人回到日本需要花更多的力氣，當然日本必須站起來，但我們也需要世界各地的勇氣、愛和正義的心。（所有閲讀這封信的人，請花少許時間在心裏想一想那些被困在朝鮮的人，為他們發聲。）

小惠，我會繼續爭取帶你回家，與我、父親和弟弟拓哉和哲也一起過美好的日子。我的決心毫不動搖，即使我已經84歲，請照顧好自己，不要失去希望。」

所有親身訪問在新冠疫情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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