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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08日上午03:00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危機蔓延，感染率起伏不定，限制措施反反覆複；但是人們總感覺有一個想法是可靠的：通過分析哪些國家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就能從中學習。
畢竟，歷史學家肯定會困惑，經濟結構廣泛趨同的西歐國家，為什麼在抗疫效果上卻會如此天差地別——至少到目前為上是這樣。
當然，我們無時無刻都在將不同國家進行比較——這是衡量我們自己國家的政府做得如何的一種方式。但是，即使是將最簡單的數據進行比較，也可以是一件複雜的事情。
報告死亡時間和原因的方式、多種疾病合併致死的案例在死亡證明上如何體現，以及被檢測出新冠病毒呈陽性之後多久死去才會被認為是與新冠有關的死亡，這些在各國都有可能有所不同。在任一時刻，它們全都會影響一個國家的抗疫表現的評估。
就目前這一刻，各國表現之間的差異似乎是令人震驚的。
德國的新冠死亡率保持在每10萬人當中有11.5例死亡的水平，而鄰國比利時卻是每10萬人有87人，高出七倍多。法國則在兩者之間，每10萬人有約48人死，而英國每10萬人當中有63.3人死。
上述每一個都是發達國家，有強有力的醫療體系，並且都採取了大致相似的方式來抗疫——封鎖、保持社交距離、鼓勵更注重雙手清潔，同時加上部分城市的宵禁令等。
但是，你越仔細地看數據，就越難解釋各國之間的差別。
例如，倫巴第大區和威內托大區是意大利北部兩個鄰近的大區，但是兩地的差異卻是令人側目的——倫巴每的死亡率是每10萬里有167人，威內托則是43人。
可能僅僅是因為解釋這些數字有困難，德國在評斷自己是否做得比其他國家好時，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更謹慎。其中一個已被承認的因素是時機——你行動的速度可能與你採取什麼行動同樣重要。
德國很有影響力的科學家克里斯蒂安·德羅斯藤（Christian Drosten）在本月柏林的世界衛生高峰會之前就這樣評論：「已經有不少說法指德國很成功，但是成功來自什麼仍然未十分清楚。我們採取的是和其他國家完全一樣的行動，我們沒有什麼做得特別好，我們只是做得早一點。」
德國確實有廣泛的檢測系統，公共衛生追蹤人員網絡也很發達，還有著比大多數國家都更多的重症監護設施。
不過，可能同樣重要的是，德國有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世界當中少有的科學家出身的領導人，能夠自己對數據作出解釋。
例如，在與德國地方政府領導人會面之後的一場新聞發佈會上，默克爾在回答某一個問題時是這樣開場的：「我只是進行了一次模型計算。」然後，她進一步向在場人士解釋在全球大流行疫情指數性增長的數學原理，最後下結論，德國將需要採取額外的措施。她很審慎地形容狀況是「緊急」而不是危險。
克里斯蒂安·德羅斯藤說，一個國家的公眾在感覺消息流通良好的時候，就更有可能配合政府的指引或者請求。
就像他說的：「我讀到了支持率是85-90%，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就……每個人在自己的圈子裏都認識一些不接受措施的人，但是和他們好好談是有可能的，也是我們應該做的。我想這是我們在德國擁有的一個巨大優勢。」
德羅斯藤教授所說的重點是科學如何與社會相結合——換句話說，重點不在於工具箱裏的工具本身是什麼，而是當政府將這些工具拿出來的時候，整個國家是怎麼反應的。
我們向比利時政府的顧問伊夫·凡·萊瑟姆教授（Professor Yves Van Laethem）提出這一點時，他說他的政府有可能是傳達的訊息改變得太快和太頻繁，於是令公眾迷惑了。
他說，現在隨著冬天臨近，人們需要一些可持續和穩定的措施，但是比利時人對於規矩繼續改變的包容度是有限的——在英國和其他地方，同樣可以看到這個現象。
「比利時的問題是類似的，」他說，「政府提出一些方案，它立刻就受到挑戰……3月和4月，人們都很害怕，就配合了，不會那麼反對各種規定。但是現在，人們看見病例在增加，而死亡率仍然較低，他們就想，他們為什麼還要做這些事情。」
或許，這解釋了為什麼秋天第二波疫情的威脅增加時，比利時卻是少數幾個放寬限制的國家之一。
從7月底開始，比利時是強制在公眾場所，不論室內室外，任何時候都要戴口罩——即使是你一個人在半夜穿過無人的公園也一樣。
從10月1日起，這條規則被放寬了。在商店和公共交通工具上，口罩仍是強制佩戴的，但是在室外就僅限在公共區域人多的時候。
相比之下，鄰國荷蘭在多月不推行戴口罩之後，開始收緊規定了，強烈建議民眾在商店裏和巴士上戴口罩。背後的結論是一樣的——戴口罩在某些情況下是一個好主意，但是措施的方向卻非常不一樣。
瑞典的首席病毒學家安德斯·特格內爾（Anders Tegnell）就遇到了一致性和持續性的問題。他建議酒吧和餐廳繼續開放並且不要求戴口罩，在病毒大流行的第一階段受到了質疑，但是在第二波到來時卻越來越被證明是明智的。
當然，說瑞典政府「沒有做任何事」來應對危機是一種誤解。該國採取了一些措施來阻慢病毒擴散，包括保持社交距離和鼓勵額外關注雙手清潔。特格內爾說，「給民眾很多的影響力」是重要的。
瑞典的政治文化是一種淡定的社群主義，這可能令病毒學家的工具稍為簡單一些——而且它引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措施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取決於政府採取的措施，還在於這些措施宣佈時得到的反應。
如果德國和瑞典的民眾是能夠被大體信任會接受來自政府的指引和請求的，那些對政府抱有更多懷疑態度的社會又怎樣呢？在狀況最差的地區，敵對黨派、工會、民粹主義報刊和憤怒的地方當局往往採取與中央對立或者不配合的做法。
比如在法國，衛生部長奧利維亞·韋朗（Olivier Veran）就在沒有諮詢地方當局的情況下宣佈對人口眾多的南部沿岸馬賽一帶採取新的規定。該次小型封鎖令包括關閉餐廳和酒吧。
該大區主席雷諾·穆塞利（Renaud Muselier）是一名醫生，他形容這個決定是「不合時宜，單方面和粗暴的」，警告將會引致「反抗和顛覆」的情緒。
這當然不是一次關於傳染病學的學術討論。馬賽會將自己看作是與遙遠的巴黎對抗的角色，要激起一種對中央政權的反感從來不難。但是，看看地方對遙遠的中央政府的敵對反應會產生怎樣的效果，將是非常有趣的。
在全球大流行的這個時間點，要進行各國之間的比較，是會有各種各樣的困難——哪怕是社交距離如此基本的措施，比較起來也很複雜。例如，法國、德國和英國就各有不一樣的社交距離標凖——分別是1米、1.5米和2米。但是，要確定哪種是正確的，以及如何衡量風險和便利之間的平衡，則可能需要數月乃至數年的研究。
作這種比較所遇到的問題令我震驚，是我在比利時與該國一名高層政治人物去議會度過一天的時候。當時湊巧，英國的科學家和政客一直在讚揚比利時對第二波疫情的一些應對措施。
他很吃驚。「說實話，」他說，「你每天晚上看電視，都能看到在斯德哥爾摩、倫敦或者巴黎的一個專家說出一些不太一樣的話。當然他們都是專家，但是現在要比較是太早了。或許明年會有可能，或許我們要等到再之後那年，但不是現在。」
這就令我們只剩下一個能夠確切得出的結論了。這場危機在衛生領域的結果最終不僅取決我們的政府叫我們做什麼和不做什麼；它同樣甚至是更加取決於我們選擇如何去解讀我們所收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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