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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02日上午12:00
2020年是作家張愛玲（1920-1995）的百年誕辰。作為華語文壇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張愛玲的作品的影響力在她去世之後並未消散，甚至更廣。
全球各地作家、學者以及導演對她作品的不斷改編，臨摹以及評論從未間斷。有分析稱，張愛玲是當代文壇的超級巨星，過世25年來，任何新發現的遺稿仍震撼著文化界。
而張愛玲在香港的生活經驗，也被認為是她後來回到上海後，能夠以獨樹一格的語言及故事書寫戰爭與人性的重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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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生於上海，張愛玲來自一個沒落的貴族家族，晚清重臣李鴻章是她的曾外祖父。張愛玲父母早年離異，母親深受五四運動影響而思想洋化，早在30年代起便穿梭於中國和歐洲。 受母親影響，張愛玲早期先接受私塾教育，後來念英文學校，成為受中西文化薰陶的摩登上海人。
1930年代末，中學畢業後張愛玲拿到獎學金，原本要前往倫敦大學讀書，但因為歐陸二戰爆發，她轉而赴港，在香港大學文學院就讀。1939年張愛玲抵達香港後接觸了西方歷史著作，又在知名台籍學者許地山教授下熟讀新文學。
不過，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攻陷香港，港大停擺，張愛玲又在1942年避難回到上海，以一篇篇以香港背景的小說，譬如《傾城之戀》，《第一爐香》在上海文壇成名。
香港大學文學院教授黃心村告訴BBC中文，張愛玲在港大那幾年，因為經濟拮據，無路可去，她去做醫院作短期的照護員求得溫飽，因此「直面戰爭、直面生死的經驗更是刺激了她的創作慾望，所以回到上海後寫作一發不可收拾，短短幾年內，20出頭的年紀，就能寫出一系列經典作品。」
1949年中共建政，張愛玲在1952年離開上海，再次來港工作及寫作，1955年後搭船前往美國紐約，1995年在洛杉磯過世。
「我覺得張愛玲不僅僅是個中國文學作家，對她的精確定位應該是放在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上。」長期研究張愛玲的黃心村教授說。
黃心村解釋，張愛玲一開始寫作就想要當個全球性的作家，所以她用雙語寫作，並下足功夫。她觀察到，1952年張愛玲離開大陸後到了香港，也是雙語書寫，她的假想讀者往往是英語世界的讀者，她的後半生中不斷的反覆重寫、自我翻譯，都是在兩個語言系統中的探索。
研究張愛玲作品數十年，黃心村說，張愛玲可以是個「窗口」，因為，從張愛玲出發可以在現代歷史及文學史中讀到許多不同的風景，或發現自己的盲點，張愛玲對戰爭，對革命，對兩性，對城市文化都具有預見性，今天看來依然是超前的。
1994年，改編自張愛玲名著《紅玫瑰與白玫瑰》的同名電影獲得好評。 此片的香港導演關錦鵬向BBC中文稱，「張愛玲貌似尖酸刻薄，其實她將人看得很透，是很厚道有悲憫在其中。」
關錦鵬解釋，1970年代，中學時期他就開始讀張愛玲。
身為男同志的他表示，應該是自己「性向」的關係，在張愛玲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許多女性或人性的細微以及巧思。關錦鵬稱，張愛玲的文字很有電影感，並且具有很多層次，並深藏暗機，常常上下句環環相扣，讓人拍案叫絶。關錦鵬說，《紅玫瑰與白玫瑰》作品主角也許是個不怎麼正面的男主角，但張愛玲沒有將他寫成十惡不赦，而是帶有悲憫。
這似乎應證了張愛玲當年在上海遭到的負面評論和抨擊，認為她作品中缺少懲惡揚善或忠孝仁義，總是風花雪月。
當年，張愛玲捍衛自己的作品辯解道：「極端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麼沉重，不容那麼容易就大徹大悟。這些年來，人類到底也這麼生活了下來。可見瘋狂是瘋狂，還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說裏，除了《金鎖記》裏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
黃心村教授同意張愛玲的「個人主義」的堅持並不只是膚淺的、純粹關注自己七情六慾的極端個人主義。她說，張愛玲寫戰爭，她是完全「個人化」，語言也是，不被傳統歷史大敘事拖著走。但她從完全個人化的角度，其實是去看到大歷史的另一面，絶對不是瑣碎—「或者說，她是從這些瑣碎中，看到中國長遠的歷史脈絡，並有所感悟，所以她和胡適之之間才能達到那樣的共識。」黃心村表示。
根據台媒「中央社」報道，在張愛玲的故鄉上海，最近也有許多民間紀念活動，但幾乎沒有一場是由官方舉辦。
張愛玲的研究者，中國學者陳子善對台媒說「這樣已經很不錯了，超乎我想像」；陳子善又說，中國大陸至今沒有出版她被視為反共小說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另一個原因則是她的前夫，「漢奸」胡蘭成，後者比前者更為關鍵。
事實上，張愛玲反共與否，一直也是各界關注焦點，特別是她過世後，在中國大陸的大受歡迎。
台灣文化評論者顏擇雅分析，張愛玲1952年決定從上海搬到香港，接連寫出許多重點作品，譬如《秧歌》、《浮花浪蕊》等，文章都開始反思新中國成立後，個人的自由「無法適應」集體主義。
譬如，在《浮花浪蕊》中，女主角思索著為何要離開新中國，心中想的：「她想是世界末日前夕的感覺。共產黨剛來的時候，小市民不知厲害，兩三年下來，有點數了。這是自己的命運交到了別人手裏之後，給在腦後掐住了脖子，一種蠢動蠕動，乘還可以這樣，就這樣。「
不過，也有學者如高全之認為，從小說來看，張愛玲雖反對激烈的土地改革，但仍贊同對於財富平均分配的政策。
張愛玲過世後，常有關她的遺作或遺稿被發現。在她駐足過的城市中，各種研究機構及學者都努力不懈的挖掘，並試圖搶救並保存有她的遺稿或遺物。
香港大學檔案館（HKU Archives），便負責張愛玲在香港大學留下的資料及文物。該機構陸續找出張愛玲當年進入港大的學籍資料，以及成績單等等。從其中張愛玲借書的資料中可以發現，張愛玲讀的書中、西都有，品味繁雜，譬如《聖經》，莎士比亞，毛姆（William S. Maugham）的作品、《官場現形記》等，讀的書目大大超過課堂書單。
檔案館檔案員林建勳（Garfield Lam）說，世界各地的學者、媒體等對張愛玲的追索不曾終止，是該檔案館十分受歡迎的資料，但因此保存工作更加重要。
這次黃心村策劃《百年愛玲，人文港大：張愛玲百年誕辰紀念文獻展》便是充分利用了港大檔案館的資源；她強調，港大的求學經驗對其日後的成名至關重要，歷史教師佛朗士（Norman France）對她的影響是歷史觀的建立，文學教授許地山對她的影響是文學史觀和文化史觀的建立，但目前的研究還不夠，考究仍需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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