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6月4日晚，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有數萬乃至數十萬支蠟燭照亮夜空，為1989年在北京天安門大屠殺中的受害者悼念。今年是燭光晚會舉辦30年來首次中斷。

香港警方近日以擔憂肺炎疫情擴散為由，援引用於防控新冠疫情的限制聚會緊急法令，對今年悼念1989年「六四」死亡人士的燭光晚會發出禁令。同時，隨著中國全國人大通過香港《國安法》立法決定，在不經香港立法會審議的情況下，將「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恐怖活動和外部勢力干預」等內容直接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並且即將在兩個月內生效。很多人擔心，萬人同舉燭光、高喊「結束一黨專制」的場景將永遠進入歷史。

美國著名漢學家、加州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對BBC中文說，「這不僅是中國的損失，也是全世界的損失。」

在中國大陸，「六四」一直是禁忌話題。歷史教科書中不會提及，官方新聞媒體不會回溯，更不會有任何官方紀念活動。只有香港和澳門是中國境內可以公開舉行「六四」悼念活動的地方。香港維園的燭光晚會是唯一成規模的集會。澳門今年的集會也同樣被禁。

消失的集會

受肺炎疫情影響，香港禁止八人以上聚集，這輪「限聚令」剛好以6月4日為節點。「六四」紀念活動的主辦方「香港支聯會」承諾，督促參與者保持1.5米距離，但集會仍未被許可。而日常生活裏，在警方發佈禁令時，一些學校已經復課，大部分餐廳、酒吧開放，在這個山城狹小的空間裏，許多地方布滿人群。

香港支聯會全稱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該組織在過去30年來連續主辦了「六四」燭光紀念晚會。

「97年有人問，這是不是最後一次。03年也有人問，這是不是最後一次。大家覺得這是對一國兩制的測試。沒想到今年斷在這裏。」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有點沮喪地說。

李卓人從沒想到，從1997年中共收回治港權，到2003年「沙士」病毒（SARS，又稱薩斯）在社區大規模爆發，加上當年《基本法》23條立法的緊張情緒，都未能阻止一年一度的「六四」紀念晚會。這幾乎成為一國兩制框架下允許香港人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最好實踐。然而今年，新冠疫情堂而皇之地成為官方拒絶集會的理由。

不僅在香港的社運人士不滿這種安排，國際上知名的關心中國的學者也為此不平。

「這顯然是政治打壓」，美國著名漢學家林培瑞直截了當地說。「如果維園的集會是為了慶祝『一國兩制』的成功，那麼新冠病毒就不會橫加阻礙。」

知名中國法律學者、紐約大學法學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也對BBC中文說，「在透明度太少的政府系統中，有一件事情是透明的——『六四』禁令的借口不可信。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顯然不想讓港人有機會對『六四』發表意見，不管是1989年還是今天。」孔傑榮長期關注中國司法改革，提倡人權。

當年的學運領袖周鋒鎖對香港今年失去「六四」燭光晚會表示痛心。目前流亡美國的周鋒鎖對BBC中文說，「過去三十年裏，香港的燭光對於當年『六四』的親歷者，特別是國內的受難者家屬來說，是最大的安慰。每年也有很多人專門從大陸到香港參加，對他們來說，彷彿一種朝聖。」

周鋒鎖形容香港的燭光是中國大陸和海外民運人士「堅守正義的明燈」，如果這盞明燈熄滅，將是中國民主運動的極大損失。

維園集會雖然沒有批准，但李卓人呼籲香港人在不同地方悼念，以燭光「遍地開花」的形式紀念「六四」。

香港支聯會計劃當晚在各區設街站，派發蠟燭，並呼籲市民在晚上8點9分集體默哀一分鐘。部分成員也會在晚上7點八人一組分批進入維園，舉起蠟燭，舉行簡單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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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還要記得「六四」？

每年「六四」期間，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都面臨嚴格審查。涉及當年抗議活動的圖像、人名等貼文都會自動屏蔽，無法顯示。對於中國大陸，1989年6月4日那天的事彷彿消失於歷史，不曾發生過。

在香港，隨著言論空間收窄，加上人大剛通過的新《國安法》草案，很多人擔心，香港人也將對「六四」面臨集體失憶。

孔傑榮表示，「香港的命運已經注定，尤其是考慮到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的立法和最近全國人大的決定。香港將步入澳門後塵，向失憶屈從，這是長期以來中國大陸被迫承受的。」

林培瑞說，「『六四』與今天的香港息息相關，因為它生動地展示了中共的真實本質。香港今天面對的是同樣致命的本質。」信息封鎖、言論受控、以超越法律的手段打壓異見等等都被認為是中共極權的本質。

周鋒鎖說，「六四」雖然已成為歷史，但卻是「一個常新的話題」。他認為中共極權不僅造成了「六四」的悲劇，也導致了最近的新冠疫情爆發。他說，病毒大流行是「因為沒有自由、人民不能發出聲音，甚至醫護人員也被禁止談論，造成的世界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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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四」31週年前夕，總部設在美國加州的非贏利公共福利組織「人道中國」舉辦了網絡紀念活動，悼念「六四」死難者。美國加州大學教授林培瑞在紀念會上陳述了多個需要記住「六四」的理由。

林培瑞特意加上了這樣一句話：「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殺害。同樣，今年的新冠病毒以來，我們也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死亡。『六四』和病毒死人的原因不同，方式不同，許多其他方面都不同。可是有一點是一模一樣，共產黨宣佈數字，不是根據實際情況，是根據它把自己的政治利益算成的結果。」

中國官方將1989年6月4日對學生和市民的屠殺稱作鎮壓「反革命暴亂」，並稱有兩百名平民及幾十名安保人員在鎮壓中死亡。不過，在「六四」事件中死亡的人數一直遭到質疑。外界的估計從幾百至一千人不等。英國在2017年解密的文檔中顯示，時任英國駐華大使阿蘭·唐納德（Alan Donald）在1989年6月5日後發出電報稱，「六四」事件中，中國軍方殺害了至少一萬人，而該消息來源是某個正在「傳遞消息的人」。

對於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死亡人數，包括美國、英國、法國等國家都曾提出質疑。中國在今年4月修改了疫區中心武漢的死亡數字，上調接近50%。官方稱，由於疫情早期有患者在家中病亡，客觀上「存在遲報、漏報和誤報現象」。而統計標凖依然受到質疑。

「六四」紀念還有未來嗎？

香港支聯會秘書長蔡耀昌說，過去30年的「六四」紀念活動雖然沒有達到「建設民主中國」的作用，但至少每年提醒人們記住這一天，令政權不能夠忽視這段歷史。

「這也讓支聯會繼續支撐紀念活動責無旁貸，」他對BBC中文說。

中國全國人大5月28日通過香港《國安法》立法決定，正式獲授權進行香港《國安法》立法工作，由於法例以繞過香港立法會的方式直接放到《基本法》附件三，香港民主派及法律界擔心這種做法削弱香港「高度自治」，包括香港支聯會在內的整體香港公民社會都感到措手不及。示威人士、媒體、法律界、民主派政治團體、非政府組織、與外國政客有聯繫的政客等等，全部都有可能受到《國安法》的影響。

蔡耀昌說，「目前的憂慮有點像97之前，大家擔心，支聯會會被取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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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樣，都不會比內地環境差。當《國安法》真正到來，我們也對更差的環境有所凖備，會盡力在各方面爭取更大的空間。」蔡耀昌依然保持樂觀態度。

香港支聯會在過去幾年受到本土派的批評，認為「平反六四」不再是香港人的事，而應該將焦點集中在本土訴求上。根據香港中文大學的一項調查，2015年「雨傘運動」後，認為「六四」晚會為了「爭取中國民主化」的比例明顯下降，而認為「爭取香港民主化」的比例上升。

不過，去年因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反送中」運動強調「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似乎令這種趨勢減弱。蔡耀昌說，近來支聯會受到的批評減少了，並且由支聯會籌辦的「六四」紀念館也因為多了「反送中」相關的展覽而吸引了不少年輕人駐足。

加上今年多了對香港特區政府和警方處理集會的不滿，蔡耀昌認為，在今年的「六四」紀念中，「本土抗爭的意義比以往大」。不過，他說，香港公民社會接下來面臨如何凝聚的困境。

林培瑞認為，即便限制在中國國內，香港民主運動依然有發展空間。他說，「在中國國內，對中共的不滿和抗議比表面上看到的多。中共在維穩定上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

紐約大學法學教授孔傑榮支持以「遍地開花」的形式延續未來的民主運動。他說，「我希望那些選擇留下的和多數不能離開的人，即便在當前艱難的環境中，也能找到一種方法，對即將來臨的不公命運進行富有創意的、完全和平的抗議，讓歷史為之一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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